老子全书

本书以《孔子家语》的真伪公案及其思想内容为主要研讨课题，首先梳理《孔子家语》的形成及传衍情况，其次以历史与逻辑、文献学与思想史、传世文献与考古新发现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兼重义理与考据，从《孔子家语》与传世文献、新出土文献的对勘中，对《孔子家语》的自然观、道德修养论、社会政治观等思想内容进行较为系统的研讨，从而确证《孔子家语》是一部渊源有自的儒家古籍，虽然在流传过程中或有加工润色，但其主体部分仍然没有

本书沿循由哲学理路到文学意涵的写作思路，剖析夯筑在罗蒂新实用主义哲学观和科学观底基之上的文学思想。本书将罗蒂的文学思想溯源至分析哲学、欧陆哲学、实用主义哲学及浪漫主义传统，将罗蒂颠覆形而上学、重塑科学文化的哲学改造视为他文学观的理论底色，将他对哲学文化、科学文化的批评视为助推文学文化兴起的路径。罗蒂推崇文学所激发的多元化、对话、想象力、偶然性，他晕染文学的边界，搁置文学的本质问题，以“真理即有用”

孔教如何从晚清社会制度的固有部分崩解成为“游魂”，如何一步步被负面化乃至被打倒？晚清和民国初期的孔教论争聚焦在国家建构是否需要孔教、如何安置孔教。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陈焕章、马相伯及新文化运动诸君，基于对孔教与革命、孔教与中华文明维系、孔教在国家建构中地位和作用的不同认识，公开在媒体上争论孔教的定位和性质。争论中，康有为希望通过改革孔教达到强国目标的主张逐渐受到批判，立国不需要孔教、孔教不是宗

本书是基于现代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及其对社会文化精神生活的影响而开展的文化与科学技术哲学的交叉研究，探讨文化与科技融合的创新文化的哲学问题，并把这一理论研究与中华传统、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革命斗争、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中国新时代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建设相结合。本书突出了学科交叉的增长点，是文化与科技实践，即文化与科技融合的创新文化研究。

本书是傅斯年先生论中国古代思想发展史的一部杰出著作，它将商周甲骨文、金文到先秦诸子典籍中的“性”“命”二字逐一统计并分析，以其来源与演变论述先秦诸子的思想，后推断宋明理学为先秦思想的承继与总结。此书从训诂学、考据学、语言学方法入手以微观字形、字义建构宏观思想史，鲜明地体现了傅氏“哲学乃语言学之副产品”的治学思想和严谨的学术风格。

宋明理学是中国传统儒学的高级形态，本书聚焦“理学的发生”问题，旨在对理学进行哲学探源，并进一步将其转化为早期理学的范式转换问题。通过对“北宋五子”进行个案研究，本书从哲学使命、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话语体系四个维度考察了早期理学相较之前主要哲学形态在范式上的转换，揭示了早期理学之发生的逻辑机制和逻辑进程。理学范式转换的核心在于思维的转型，即从传统经验性思维向哲学思辨性思维的转型。处于转型期的早期理学

历史上，韩愈以其文学成就彪炳史册。事实上除了文学上的巨大成就，韩愈也是唐代乃至中国儒学发展史上贡献卓著的经学大师。本书主要研究、考订、梳理韩愈对《诗》《书》《礼》《易》《春秋》《孟子》《论语》等经书的理解与运用，分析体会韩愈著作中对上述经书采纳引用时所折射出的经学思想，使其系统全面地展现于世人面前。这对韩愈研究、儒学研究和经学史研究等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春秋本例》二十卷，全名《西畴居士春秋本例》，北宋崔子方撰。本书大旨认为《春秋》编年以为体，举时以为名，著日月以为例，而日月之例，又其本，故曰《本例》。全书凡一十六门，皆以日月时推之，而分著例、变例二则。义例之学秉承《公羊》《谷梁》传统，是《春秋》研究史的一大特色。研《春秋》而讲求义例者四十馀家，崔子方的《春秋本例》便是北宋“春秋学”的一部重要言例之作。《四库全书总目》评曰：“说《春秋》者，古来有

郭象、王船山、章太炎三家庄子解释学是庄学史上以解释为形式、以哲学创构为实质的解释典范。他们三家都牢牢抓住传世本《庄子·天下》篇“内圣外王”一语大做文章，以此语契入庄子而展开不同的哲学创构。郭象、船山、太炎不约而同地以“内圣外王之道”契入庄子哲学，与其时代环境、人生履历、个性气质以及本人思想背景有关。郭象生活时代之魏晋、船山生活时代之明清、太炎生活时代之晚近，是中国历史上三个著名的乱世，作为天生异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