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论衡（第7辑）

1906年2月22日，江西南昌知县江召棠应法国教士王安之之邀，到天主堂赴宴，其间咽喉为利刃所伤，从而引发了二月初三日民众焚教堂杀教士之事。该案是晚清最后一个重大教案，亦是清末受人瞩目的涉外公共事件之一。案件涉嫌“教士戗官”，真相扑朔迷离，在排外思潮与媚外论说两种力量的历史交会点，激发了中外舆论的轩然大波。本书考察和分析了各种相关叙述文本，从事实、认知与言说三个层面完成对这一历史事件深度和立体的诠释

本书运用文献学与经学史相结合的方法，对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作了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作者考辨了杜预的生平与著述，编撰出详尽的《杜预年谱》；对《春秋经传集解》的书名、成书时间及编撰方式等问题作出了新解答；归纳了杜预注解《春秋》《左传》的基本方法与特点；深入解析了杜预以“《左传》解《春秋》”这一理论的产生原因、基本构造及实际施用等问题，再现了《左传》杜氏学的义例体系。作者以扎实的文献考析为基础，以解决《

书稿是作者多年来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领域中的研习和探索成果。书中指出，面临近代大变局之时，中国人在追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道路上遭遇了诸多挫折。其解决的途径之一是开眼看世界，翻译西书以了解欧美国家富强之道，尤其是京师同文馆出版的《富国策》传播广泛、影响较大。此外，早期维新思想家陈炽的《续富国策》，近代学界对亚当·斯密的纪念和评论等，也反映了国人追寻富强的心声。

奏议文是中国古代文章之大宗，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本书旨在考察中国古代奏议文之渊源、生成与发展，对其文类概念、研究范围与文体特点做出明确界定，并以秦汉魏晋南北朝为中心，对奏议文与相关文体以及奏议类主要名目作文体辨析。本书认为，奏议文是中国古代社会秦汉至明清时期，中央臣僚以及中央派出的地方长官在行使其参政权、议政权时向君主进呈的陈请或论议文书。奏议文是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礼乐文化之产物，其内在属性是

铁路以及围绕铁路主权和利益产生的路权问题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一大课题。本书从东北铁路在铁路发展以及路权纷争的特殊性出发，以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为首的奉系集团为主角，围绕铁路这一主线，探讨奉系的铁路建设基本历程及其成败得失、奉系主导修建的铁路对东北近代化进程的效应，以及奉系与苏联、日本围绕东北路权产生的长期纷争等问题，揭示九一八事变前东北铁路问题的复杂面貌。

本书系2016年元月天津“元明江南社会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也是国家社科基金重点研究项目“元、明前期的江南政策与社会发展脉络”的最终成果之一。研讨会论文所聚焦的元、明江南重要问题包括：元至明前期江南政策与社会发展比较、元明户籍制度演变、卫所军户制与江南社会结构、诉讼刑法、江南科举、地方士大夫政治与文化生活、市镇起源与空间结构、海商、海禁与海防等。辑入该书时，又将上述问题分为“元明江南政治及军制”、

正德帝身后无子，由兴藩世子朱厚熜继皇帝位，是为嘉靖帝，文武百官请其入继大宗，作为嗣子，改认堂伯弘治帝为父，而称生父为叔，自此引发震动朝堂长达二十四年的“大礼议”。为追尊其生父母，嘉靖帝不惜以武力镇压伏阙抗议的言官群体，导致左顺门血案；编纂《明伦大典》，构建皇权正当性的理论文本；编造罪名以阻塞言路，扼杀士人“为王者师”的政治理想；不断变更国家礼法，名为“恢复祖制”，实为提高生父的政治地位，巩固自身皇

本书在坚持唯物主义研究方法的基础上，选取戊戌维新这一具体案例为研究对象，从政治文化角度分析该运动在政治制度变革方面失败的原因，从中总结政治文化影响政治制度变革的具体机制。本书认为，戊戌维新在新型政治文化的宣传方面，影响范围有限，没有完成中西政治文化的整合，没有实现政治思想向政治心理的转变。因此，新型政治文化没有形成对君主立宪制的稳固支撑，政治制度变革的主张没有成为政治现实。

本书主要汇集了作者近十年来的研究与思考，共计7篇论文、8篇学术史文章、13篇学术书评。大体而言，这些文章集中关注晚期中古史，也就是唐后期五代宋初。所涉及的话题则从北方民族动向到南方中下层社会，从唐后期各种思潮到五代十国政治制度，从晚清民国五代研究学术史到藩镇时代的儿童史、心理史等学术思考。对于作者而言，撰写论文和书评本身就是一个学习过程，写完之后呈现出来的永远是不满意的作品，故而永远需要得到大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