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生态批评理论研究

本书立足百余年来日中两国学术兴替流变的基本事实，在日中文化比较视阈下，系统考察了日本宋诗研究的历史进程与基本内容，以宋代重要诗人与日本主要宋诗研究者为考察点和绾接线索，全面展现了日本学者宋诗研究的重要成就、学术创见、独特的学术思路与取向及其局限与不足。本书提出，日本学者从“他者”的角度，对研究对象持有新鲜立异的见解，在多视点上为深化与拓展宋诗研究的深广度做出了贡献，在国际学术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中，有

伴随着中国社会、政治与文学的转型，再现与表现历史创伤记忆的叙事文学作品构成了新时期文学中的创伤叙事景观。本书以创伤理论为理论基础，选取从1976年到1989年的新时期创伤叙事作品为研究对象，从创伤叙事视域对创伤主题表达、创伤心理描写与创伤叙事形态等方面进行研读，考察新时期文学创伤叙事的建构过程，把握新时期文学创伤叙事的类型与特征、承续与变奏，深化了对新时期文学思潮与作品的认识。

本书所收论文涉及韩愈诗文创作与理论再评价、韩愈思想与韩愈文化研究、韩愈诗文版本校勘与流传、韩愈的接受史与海外“韩学”研究、韩愈文化的现代价值及其与地域文化及地方旅游资源的开发研究等诸多方面，汇聚了包括张清华、阎琦、曾楚楠等“韩学”研究专家和胡阿祥、郝润华、杨国安、刘宁等“韩学”中坚以及丁恩全、丁俊丽、杜学林等“韩学”新锐在内的最新研究成果。可以说，无论是从研究视野的开拓、研究方法的运用，还是从文献

英语世界不断推陈出新的文学思潮与理论建构，均绕不开莎士比亚这一世界文学巨擘。莎士比亚不仅成为理论建构的实践场所与检验理论的试金石，其作品更成为各国文化与文学创新的源泉。尤其在进入21世纪以来，英语世界莎学学者借后现代主义思潮之风，对传统莎士比亚研究进行解构，并有所建构：或借跨学科等新视野，重新阐释莎士比亚研究中的旧问题；或结合新近出现的莎士比亚现象，挖掘莎士比亚研究新问题，拓展研究范式，成果颇丰。

本书以21世纪以来的长篇小说为研究对象，以“地方”为研究视角，采用个案剖析与理论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城市、乡村、边地三个维度入手，分析新世纪长篇小说地方书写的特质，并指出这一书写中作家在题材选择、主题呈现、审美追求、艺术形式等方面表现出的诸多文学新特点。在对研究对象整体观照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总结了新世纪长篇小说地方书写的文学价值及其文学史意义，并在此基础上展望了其可能的发展方向。

明末清初诗坛，诗派竞起，然终离不开对明代复古诗派之论争。明末的公安派与竟陵派以至于清初的神韵说之出现，或攻其弊，或自成一家之说，而其与复古诗派的诗学主张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殆无可疑。清代的沈德潜则是明末清初诗坛论争的总结者。沈氏从批驳李攀龙“唐无五言古诗而有其古诗”之说出发，以倡“诗教”作为突破唐诗的缺口，提出“以意运法”的诗学方法论，旨在突破复古诗派在诗论上的桎梏，导引诗坛走向创造之途。另一方面，

夏目漱石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享有很高的地位，被称为“国民大作家”。他对东西方的文化均有很高造诣，既是英文学者，又精擅俳句、汉诗和书法。写小说时他擅长运用对句、迭句、幽默的语言和新颖的形式。他对个人心理的描写精确细微，开启了后世私小说的风气之先。其文艺理论见于《草枕》、《文学论》等多部著作中。本书从多个方面、多个角度，集中研究夏目漱石的文艺理论和文艺思想。

19世纪40年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引发了乡村的巨大震荡，乡村变革随即面临一系列难题，而中国的脊梁人物——乡村建设的先贤梁漱溟、费孝通和卢作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都自觉地投身这一历史巨变的过程。他们带着“中国向何处去”的总论题，积极地探索中国乡村的出路。在这一脉络中，赵树理占据了不容忽视的位置。本书要讨论的是，虽然赵树理的声名主要来自他的文学成就，但作为中国乡村问题持久的关注者、参与者，其同样具

20世纪80年代以来汉语新诗的声音问题一直是诗学的热议话题。声音最初指的是诗歌的音乐属性，但由于音乐本身并不是诗歌，而音乐性也不能嚢括当下汉语新诗的美学特征。因此，采用声音一词更具有效性。此外，音与声存在着差异，指向同一个问题的不同层面。音在诗歌中主要指的是与音乐相关的规律，以书面的语言文字为主，声偏重于通过音乐伴奏形式或者其他口头方式产生的综合效果。本书以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汉语新诗为研究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