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义修辞学视域中的《人民文学》话语研究

孙星衍是清代乾嘉时期知名学者、文献学家，在文献收藏、文献编撰、文献校勘、文献出版等方面成就斐然。本书对孙星衍在文献学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进行了概括总结，并对他的著述思想、编撰特点、校勘理论、刻书风格、“善本观”等做了具体分析，冀以启迪世人，鼓舞世人。

元代少数民族作家人数众多，主要涉及蒙古族、契丹族、女真族、回回族、畏兀儿等少数民族，其汉文诗歌数量非常多，但到目前为止，其中许多作家及其作品尚未得到进一步的考证和整理，这些诗歌的资料有待系统化和完善化。本书对元代少数民族的汉文诗歌用韵进行研究，其中重要的一步就是收集整理这一时期的所有相关诗人以及诗歌资料。因此对元代少数民族诗文的珍善本进行搜集、整理和研究，将有助于对元代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学和文化加以

朱鹤龄是明末清初著名的遗民学者，有六部著作为《四库全书》著录。《杜诗辑注》是一部具有传奇色彩、包含遗民底蕴而又极富学术价值的杜诗注本，与《钱注杜诗》被尊称为“朱注”“钱笺”，是清代杜诗学的奠基作之一，但长期以来人们难睹全貌。其主要优点在于正本清源又广博谨严的考证，故取精用弘，成就斐然，多为仇兆鳌《杜诗详注》采录，古人称其集大成，洵非过誉。

网络文学批评的关键性问题是从理论上探讨网络文学评价体系建构要涵盖哪些内容，探讨网络文学评价体系建构的相关路径与内在逻辑。诸如数字技术所催生的网络文学之于传统文学究竟增添了哪些新的质素？网络时代的文学评价活动又经历了怎样的机制转型？中国网络文学评价体系建构的可能性与路径是怎样的？中国网络文学批评的理论考辨，就是要梳理网络文学批评的所有成果，揭示批评界究竟完成哪些既定的理论目标，是否回答了网络文学发展

文学关注“人”，特别要表现人的“三性”，即：“兽性”“人性”与“神性”。设置“神性”的标准，不是为了达到“神性”，而是为了获得“人性”，不至于处身“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表现“人性”，总是不能离开“神性”的立场；文学是“人学”，总是要有“神学”的参照。这是文学的魅力。本书认为，相对于“启蒙”“革命”“批判”“生存”等现实主义要义，当代中国文学的力量也源自神学精神层面的“博爱”，“博爱现实主义

本書以宋代禪宗書寫的個案為研究對象。上編以襌宗詩文傳統為主，研宄了襌宗世代相傳的詩歌範式在宋代所呈現的特殊樣態，内容包括十二時歌、山居詩、牧護歌、“瀟湘八景”詩等，同時也研究了宋代襌林筆記的書寫特徵。下編以襌宗書寫慣例與民俗禁忌為主，内容包括襌僧的法名與表字、庵堂與道號、忌日與生辰、鎖骨與栓索、奪胎與轉生等特殊語言現象。

桐城派作为清代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散文派别与清代学术发展有着密切关系。这种关系表现在：第一，作为清代理学中坚的桐城派在发展轨迹上与清代理学存在相似性；第二，它与清代汉学之间存在既相争又兼容的复杂关系。桐城派在有清一朝居于学术正统的地位，清朝灭亡后又被斥为“谬种”。这种学术及政治地位上的大起大落使桐城派具有了学术研究上的典型意义，对桐城派学术思想流变的梳理，不仅有助于对中国近代学术思想流变的认识，也

本书分四个阶段回顾了中国敦煌学研究发展的历程。第一阶段以1930年为界分为两个时期。即1909年至1930年为第一个时期，这是敦煌学兴起的时期。1931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是第二个时期，其特点是我国学者所接触的敦煌文献大为增多，研究领域也逐步扩大。第二个阶段（1949年至1978年）则以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划分为两个时期。前一时期研究的重心在大陆，后一时期研究重心转移到了港台地

本书以唐代德宗朝主要是贞元时期（785-805）的诗人、诗作、诗风为研究对象，重点关注了从大历进入贞元的江南诗人群、李益和卢纶，创作期主要在贞元的台阁诗人群、孟郊和欧阳詹，以韩愈、张籍、元稹、刘禹锡等为代表的青年士子群的诗歌创作情况。本书对贞元诗坛既有横向的点的聚焦，亦有纵向的面的梳理，以期有理有据地呈现贞元诗坛特定的诗史地位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