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论争及其启示(1)
【主持词】各位同学，今天晚上给大家作报告的是高正礼教授。高教授是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是从事中国共产党党史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博士生导师。
高教授在马克思主义研究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先后在《马克思主义与现实》《中共党史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党的文献》《科学社会主义》《高校理论战线》《党史研究与教学》《江汉论坛》《社会主义研究》《光明日报》等重要报刊上发表了系列文章，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著作。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论争（1949—1978）”，获得全国高校思政理论课教师资助计划，2002 年被评为安徽省高校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
为什么请高院长来给我们博士生作报告？同学们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博士研究生，有自身的学科优势，也有不足，有些同学本科、硕士期间读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高院长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论争，出版专著《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论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研究述评》，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方面很有功底。请高院长来作报告对我们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建设，增强学科意识十分有益。
高教授报告的题目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论争及其启示》。
——汪青松（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导）
1.专家报告
（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高正礼教授）我是汪老师的学生，我的一些成果是在汪青松老师指导下取得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研究述评》就是汪老师当年在安徽师范大学工作时主持中共党史学位点开始启动研究的，后来在此基础上几位老师把它整理出版了。
2008 年教育部启动十七大精神研究的专题计划，我报了一个题目：《改革开放以来六次党代会报告研究》。学习十七大报告，我萌发了一个疑问，为什么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里对改革开放提得那样高？这可能与大家经常说的2006 年西山会议对改革开放的评价有关系，继而想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论争有助于促进理论的创新，这样我就从源头梳理起来，从民主革命时期说起。这项研究既是作为我的博士论文研究方向，同时，我以民主革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论争为题申报了教育部的人文社科项目。民主革命时期30 年即1919 年至1949 年的论争研究已经做完，又开始第二个时期（1949 年至1978 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论争，这一次申报到了国家社科基金。这个题目做完后，我还打算做改革开放以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论争，分三个30 年做三段。
我觉得论争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关系非常大，甚至可以说，论争是推动人类思想发展的动力之一。为什么古希腊的文化昌盛一时，因为当时有辩论的传统；为什么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出现那么多的思想家，和百家争鸣是有关系的；甚至我们整个的中国古代思想史，尤其是哲学史，都可以说是争辩过来的。天人之争，形神之争，知行之辩，整个哲学史是不断的争辩过程，包括近现代以来，知难行易还是知易行难的问题，都在争论，所以说从古至今人类思想发展过程中争论非常重要。争论的意义，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都有阐述，比如说马克思恩格斯讲真理是由争论取得的；毛泽东也说过在我们内部有问题要争论，认为争论有助于我们的团结；周谷城曾认为“争辩讨论是推进学术的最好办法”，这些说明争论对人们的思想发展、认识的完善、理论的成熟都是有意义的。
1.1 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论争错综复杂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导者，也是论争的主体。因此，根据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进程，论争可分为五个历史阶段。
1.1.1 创建一个什么样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创立中的论争在中国共产党创立过程中，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同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就解决中国问题是否需要确定一个主义指导、是否需要“根本改造”的社会革命等产生了争论，史称“问题与主义”之争。同时，各种外来主义和学说在中国杂然纷呈，既遥相呼应，又激烈争鸣。其中，科学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等社会主义思潮既同种种非社会主义思潮进行斗争，又就解决中国问题应采用何种社会主义展开了争论，史称“社会主义之争”。
论争围绕中国有没有劳资对抗、是否需要社会革命、能否跳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革命应走议会道路还是十月革命道路等议题展开。
“五四”时期，一些先进知识分子通过自我鉴别、同志间探讨、团体内辩论等途径对各种主义进行比较分析，进而选择了改造中国的主义。如1920 年，在法国的蔡和森和周恩来“对各种主义综合审谛”，“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最后坚信走科学社会主义指引的道路。同年秋，蔡和森、李富春等勤工俭学学生在法国蒙达尼开会三天， “经过热烈的辩论，大多数社员赞成以信仰马克思主义和实行俄国式的社会革命为工学世界社的宗旨”。1921 年元旦，长沙新民学会接连讨论三天，最后经表决，多数会员赞同采用布尔什维克主义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同种种非马克思主义者展开论争的同时，其内部又就所要建立的政党实行地方分权制还是中央集权制、排斥还是联合其他革命政党、独立还是听命于共产国际、党员能否到旧政府做官等问题发生“建党之争”。
中国共产党创立中的论争经历了从是否需要主义指导，到采用何种社会主义作指导，再到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发展过程，从中国共产党党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角看，可归结为“创建一个什么样的政党”之争。论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研究和传播，推动了先进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1.1.2 掀起一场什么样的革命——国民革命中的论争在国民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和廖仲恺、宋庆龄等国民党左派同以邹鲁、冯自由等国民党老右派展开了坚决斗争。双方就国民党需不需要联俄容共、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旨在革命还是利用国民党、国民党是否党内有派、国共合作促进还是阻碍了国民革命、共产党员应否以党团形式在国民党内活动等问题展开了论争。
服从共产国际指示，中国共产党经过1922 年杭州西湖特别会议和1923 年党的“三大”激烈的争论，决定同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然而，党内分歧一直存在。从1925 年秋至1927 年夏，陈独秀等多次提议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由共产党单独或同国民党通过党外合作开展国民革命，但都受到共产国际和多数中国共产党人的反对。1926 年，党的四届三中全会批评“这种观点是完全不对的”；共产国际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予以批评，并派维经斯基来华制止。斯大林也说： “共产党应该离弃国民党的这种主张，乃是错误的。”1927 年夏，中国共产党党内和共产国际内部再次就此发生争论，托洛茨基、特伦等赞同陈独秀的意见，主张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工农暴动。而斯大林、布哈林等坚决反对。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新老右派反共分裂活动日趋猖獗，尤其是戴季陶主义的出笼为右派的反动提供了理论依据。中国共产党人同戴季陶主义者围绕三民主义的哲学基础是传统道统还是唯物史观、国民革命是否需要阶级斗争、是否需要通过确立“共信”建立一个纯粹的国民党等问题展开了论争。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人以《向导》和《中国青年》为阵地，同李璜、曾琦等代表的国家主义派展开了论战。据不完全统计，从1924 年初至1927 年2 月，仅《中国青年》发表的批驳国家主义的文章就达70 多篇。双方争论的焦点有：国家是否具有阶级性、中国革命是否需要阶级斗争、中国能否立即反对帝国主义等。
在国民革命中，以毛泽东、瞿秋白和陈独秀、彭述之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分别就国民革命的性质、领导权、依靠力量和前途等问题产生了激烈的论争。论争提出了无产阶级“取得革命领导权，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先决条件”、革命“胜利的前途，不能不超出资产阶级性的范围，而过渡于非资本主义的发展” “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等思想。由于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长期在上海，革命的中心先是在广州，后是在武汉，中国共产党党内的争论又集中表现在：先是“广东和中央的对立”，后来“转移到武汉和中央的争论”。
国民革命中的论争突出地表现为国共关系之争，实质上是“掀起一场什么样的革命”之争。论争在一定阶段维系了国共合作，探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问题，但同时又阻碍了国民革命的深入发展。
1.1.3 选择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土地革命中的论争从1927 年至1937 年，在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内部，以及国民党改组派、国统区的思想文化界等之间，就中国社会性质、革命形势和性质等持续了10 年争论。“在刻苦的研究、分析、论辩中”，社会各界得出了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论。这期间，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少数人对中国革命形势持悲观态度，而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对革命形势估计过高，两者都混淆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认为中国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或主张毕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于一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反对“左”
倾、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得出了中国革命长期处于低潮、革命性质仍然是民主革命的结论。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党内就中国革命的重心在城市还是乡村、是否需要建立农村根据地、实行什么样的土地革命路线、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扩大还是深入游击战争等问题发生了持续争论。共产国际和“左”倾机会主义统治下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坚持“城市中心论”，指责工农武装割据“完全反映着农民意识，在政治上表现出来机会主义的错误”。
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实践经验和批判教条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革命道路理论。
同时，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党内围绕中国共产党在白区工作路线是进攻还是退守、是否反对国民党反动派解散和改组黄色工会、如何处理工人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的关系等产生了论争。
刘少奇、李铁夫等在总结白区工作经验教训、反对教条主义的基础上，就党在白区工作的形势、策略和对待黄色工会的态度等提出了独创性主张，成为党在白区工作的正确代表。
土地革命战争中的论争突出地表现为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之争，论争围绕“选择一条什么样的（革命）道路”而展开，推动了中国特色民主革命道路的探索，促进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形成。
1.1.4 争取一个什么样的命运——抗日战争中的论争全面抗战爆发前后，国内外各界人士对中日战争的形势、进程和前途等众说纷纭。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奉行消极防御、速战速和的战略，对战争前景持不自信且依赖英美的态度，武汉、广州沦陷后，又转向消极、持久战略；汪精卫集团大肆鼓吹“战必败”“再战必亡”论调；包括少数红军将领在内的一部分人一度有轻敌倾向，甚至持“速胜论”；一些人士不甘失败，但面对日寇侵略，“各自逃难” “非常失望”，对国家前途感到迷茫。毛泽东、张闻天等通过对中日两国国情的分析，提出了抗战是持久战、最后胜利属于中国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