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20世纪70年代初，“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文物考古工作却已全面恢复。银川西夏陵的考古发掘，唤醒了人们的“西夏意识”，更引起了学术界对西夏学研究的热情。我作为一名文物工作者，在参加西夏陵的发掘中，不仅更加深切地理解了宁夏人“西夏意识”的勃发，而且结合本身的业务，逐渐加入了西夏学研究的行列。粉碎“四人帮”后，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和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促进了西夏学研究的空前繁荣。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包括西夏钱币研究在内的西夏学研究，在总结、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入了一个新时期。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西夏文物典章备遭破坏，西夏文献资料匮乏，西夏研究举步维艰，曾被学界称为“绝学”。这种状况，使我逐渐意识到：西夏考古对西夏研究的重要价值和意义，从而促使我从一般考古转向专注于西夏考古。当然，这一转向也与银川是西夏建都之地，宁夏有丰富的西夏文物古迹有关。转眼之间，黑发人已变成白发人，我的研究领域涉及到了西夏考古的各个方面，其中尤以西夏陵墓、西夏建筑、西夏印刷等方面用功较勤，对西夏钱币的研究始终占有重要地位。

我对西夏钱币的研究，是从1979年开始的。这一年及以后的几年间，在贺兰山发现了多处西夏窖藏钱币。根据领导安排，我负责对这些钱币进行整理和研究。这是一项十分繁杂而费时的工作。在铜锈散发出的有害粉尘和气体中，要把像小山一样的数万枚钱币一一检选，并按朝代、币种、书体等分类并计数，显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我和我的同事一起完成了这件最基本、但又最繁复的工作。在以后的研究实践中，我幸运地感悟到，最重要的发现，往往出现在简单、重复的工作过程中。联想到有些部门发现的窖藏钱币，未能从最基本的工作做起，把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出土的钱币混合堆放在一起，从而使许多重要信息丢失，殊为可惜。

按照考古惯例，文物的断代，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但在当时，我们并不知道这些成堆的古钱币是什么时代、什么人埋藏的，更没有西夏窖藏这个概念。整理到最后，发现最晚的钱币是西夏的“光定元宝”，还有数品与西夏同时的南宋早期和金代的钱币，从而使我们断定，这批钱币是西夏人埋藏的，是西夏时期的窖藏。现在看来，这个认识似乎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在当时却是一桩重大的发现，因为在此前，全国还没有发现并明确认定的西夏钱币窖藏。在西夏文献资料十分短缺、有关西夏社会经济的资料更是凤毛麟角的情况下，这一发现使我突然意识到：这些钱币在埋藏前不就是西夏流通的货币吗？进而意识到，这些窖藏钱币，不仅具有钱币学的研究价值，而且对研究西夏社会经济状况也极具价值。从这个时候起，我研究西夏钱币的兴趣竟然一发不可收拾，以至达到了难以舍弃的地步。

西夏钱币是我国钱币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在现存最早的钱谱南宋洪遵《泉志》中，与西夏同时代的辽钱，已著录达10种之多。而明文著录西夏钱币的钱谱，却在晚至西夏灭亡500多年后的清乾嘉时期才出现。新中国成立前，唯一发表过西夏钱币文章的刊物《泉币》，仅有7篇论及西夏钱币的短文，总计不到2300字。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彭信威先生《中国货币史》，洋洋74万言，饮誉学界，广有影响，然而涉及西夏钱币者不足千字。泉界称，西夏钱币是古钱币研究中的“一难”，不无道理。

钱币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产物，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它从一个侧面反映着一个国家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经济的兴衰、国力的强弱和人民生活的贫富，是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我国历代钱币的铸造技术、管理制度、流通规律和货币理论，对今天仍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最初，作为一名考古工作者，我对钱币的了解，无非是墓葬、遗址中的一般文物，是断代的重要依据之一，并不具备老一辈钱币学家的素养。在对窖藏钱币的整理中，我逐渐意识到，要真正从钱币学的角度对西夏钱币做出有一定深度的研究，仅靠一些普通的钱币知识显然是不够用的。于是我沉下心来，从头学起，边干边学，从系统整理前人著录资料入手，以出土西夏钱币为主要依据，钩沉辨正，考证存疑，完成了我的第一篇论文《西夏钱币辨证》。想不到这篇文章发表后反响强烈，评价甚高，被认为是“我国200多年来西夏钱币研究的科学总结”，是研究西夏钱币的“权威著作”（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编：《钱币书目提要》，1984年）。“权威著作”的评价自不敢当，却给了我极大的鼓励和鞭策。冷静想想，《西夏钱币辨证》一文虽然注入了我的很多心血，下了很大功夫，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西夏钱币研究的不足。为此，我深感重任在肩，尚须不懈努力。从此以后，尽管诸事缠身，但西夏钱币的研究始终没有放手。

近30年来，已发表论文、报告等50多篇，小到一枚钱币的辨正，大至西夏钱币制度和货币经济的研究，都有所论及。早在20多年前，曾考虑从这些论文中精选若干篇，编辑出版《西夏钱币论集》，但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2007年9月，中国钱币学会主办的“西夏货币与丝绸之路货币学术研讨会”在银川召开，为配合此会，在宁夏钱币学会的支持下，拙著《西夏钱币论集》以《宁夏金融》增刊的形式刊出。近年来，宁夏大学西夏研究院、宁夏考古研究所、宁夏文史研究馆的领导和朋友，都提出希望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系统整理出一本研究西夏钱币的著作。现在贡献给朋友们的这本《西夏钱币研究》，就是在有关领导和学界朋友的鼓励与支持下面世的。这里谨表衷心感谢。

我对西夏钱币的研究，始终有一个明确的定位：即横向定位，它是西夏学的一部分，是西夏研究的一个方面；纵向定位，它是钱币学的一部分，是钱币研究中的一个方面。翻检这本书，其中有些是考古调查和发掘的产物，如考古报告或简报。更多的则是在研究中发现的问题，如西夏文钱的认识问题、西夏货币流通问题、西夏铁钱专用区问题、西夏对钱问题、西夏遗址出土“大朝通宝”问题等，都有论及，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我近30年来对西夏钱币研究的成果。其中所涉及的问题，大都是在泉界第一次提出并做出研究的，都是出自心造，并不存在东拼西抄或是炒冷饭的情况。尽管有孔见之嫌，但对后来者或许会有所启迪。比如，西夏主要流通北宋钱币是西夏市场经济不够发达的认识，就是根据大量出土窖藏资料得出来的。

《西夏钱币论集》，是我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便开始运作的一件事，并请启功先生题签、唐石文先生作序。谁知启、唐两位先生先后作古，而《西夏钱币论集》却因种种原因未能付梓，令人遗憾！但在此后，我并未辍笔，在十多年时间里，又发表了不少的文章，从而使新著《西夏钱币研究》的内容更为丰富，更为充实。比如《“福圣宝钱”改译“禀德宝钱”之我见》，便是近年所撰比较满意的一篇文章，用碑刻西夏文字与钱币文字进行比对后，认为还是不改译为好。

西夏钱币还有很多问题等待着我们去深入研究。如“天授通宝”“大德通宝”是否是西夏正品钱，西夏钱币的版别和对钱问题等。还有，为什么天盛以前的“大安通宝”“元德通宝”等钱币数量极少，难成规模，而到仁孝时数量骤增？为什么“天盛”钱在数量上有较大突破，而“乾祐”钱又明显减少？为什么铁钱与之相反，“乾祐”钱数量颇巨，而“天盛”钱仅为“乾祐”钱的十分之一？为何仁宗之后几代，只铸铜钱而不继续铸行铁钱？再者，内蒙古河套地区因大量出土西夏铁钱，被学界认为是西夏为对抗金而设置的铁钱流通区，而在西夏的西南，即今甘肃、青海一带与金接壤的地方，是否也是铁钱流通区呢？虽然在敦煌、武威也有少量铁钱出土，似乎还未见有人论及。再有，西夏社会的购买力，夏钱与宋钱的比值、宋夏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的比较研究，西夏钱币与西夏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联系等。以上种种，问题多多，都需要我们做进一步的探讨，都有待于我们进行深入研究。

我衷心期望学界、泉界的朋友们，在对拙著提出宝贵意见的同时，能科学地吸纳前人研究成果，充分占有文献资料和实物资料，继续为深化西夏钱币研究做出更大成绩。我将继续努力，并与大家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