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德意志国的形成(3)
不过让我们再继续探讨一下那场兄弟战争，因为它以远甚于1870年至1871年德法之战的程度，导致德国局势出现革命性的变化。其结果完全符合——并且比之后的德法之战更能够符合——俾斯麦长久以来通过各种不同途径所争取的目标。这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看：
首先，普鲁士的面积巨幅扩大，不但并入了一整个王国（汉诺威王国），而且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黑森选侯国、拿骚公国都变成了普鲁士的省份；法兰克福那座古老的帝国利伯维尔与之前德意志邦联会议所在地，则成为普鲁士的省级城市。普鲁士同时完成了最后与最大一次的领土扩张，并在本国历史上首度于德境拥有完全连成一气的疆域。[11]我们应该不至于错怪了俾斯麦，如果我们宣称：对身为普鲁士政治家的俾斯麦而言，这就是那场战争的最重要结果。
其次，出现了一个新的机构：北德意志邦联。这个看似稀松平常的名称，实际上在背后隐藏着第一个德意志联邦国家，它可以——或许也必须——成为日后德意志国的滥觞，而且此事果然在四年以后成真。北德意志邦联二十三个成员国所占的比重非常不平均：普鲁士在1866年进行并吞之后，全国百姓多达二千四百万人，其余二十二个成员国的人口总数却只有六百万。可是不管怎么样，北德意志邦联拥有一个通过全民普选产生的“国家议会”、一位“国家总理”，以及一支邦联陆军[12]——普鲁士陆军纵使遥居第一，却仍只是其中的成分之一而已。从俾斯麦的角度来看，北德意志邦联是他向德意志民族运动（及其议会民主愿望）支付的头期款。但仍无法确定的是，俾斯麦除了这笔头期款之外，是否还会愿意作出更多表示。
第三，南德的四个邦国（巴伐利亚、符腾堡、巴登、黑森—达姆施塔特）有史以来第一次变得完全自立自主，仅仅通过军事联盟和关税同盟与普鲁士产生联结。他们后来与北德意志邦联合并，其实是1870年至1871年的战争在德境内部造成的唯一改变，而且基本上并非什么惊天动地的变化。即便如此，对德意志民族意识来说，那才是真正的建国行动。至少它使得北德意志邦联可以更名为“德意志国”，北德意志邦联的普鲁士主席则改称“德意志皇帝”。[13]
第四，奥地利在一千年的历史上，首度与德境其余部分完全不再具有同一国关系，并且因此而必须大规模进行内部改造，在与匈牙利达成“折衷方案”后，将奥地利帝国改制为奥地利皇帝兼匈牙利国王的双元帝国。[14]俾斯麦与奥地利签订的和约则刻意不要求割地赔款，借以避免造成任何不必要的羞辱，于是保障了日后与奥地利结盟的可能性。
从俾斯麦的普鲁士眼光来看，上述一切加在一起以后，其实正是德国的理想状态。然而，在德意志——甚至是小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的眼中，那却只可能是一个过渡状态。但决定实际政策的人并非德意志民族主义者，而是俾斯麦。我们在此必须提出的问题是：俾斯麦从1867年到1870年之间的目标，是否果真在于完成民族统一之战？俾斯麦于1890年代撰写回忆录、为自己创造神话的时候，曾试图让人产生那种印象。不过，我们若阅读俾斯麦在1866年至1870年之间真正表达过的意见，尤其如果把它们拿来跟他1866年时的言论作比较的话，却会产生很不一样的观感。其中的矛盾之处十分醒目：俾斯麦在1866年以前态度坚定不移，不惜铤而走险来实现目标；在1870年以前却宁可静观其变，同时展现出斡旋或劝解的作风。他在那几年内虽然继续与德意志民族运动结盟，但是他对此的保留态度比1866年之前来得更加强烈。
俾斯麦的保留态度在1866年危机时最为强烈。1866年7月，当克尼格雷茨战役已告结束，普、奥双方尚未在尼科尔斯堡进行停战谈判之际，俾斯麦向普鲁士派驻巴黎的大使发出指示如下：
我们普鲁士的需求，只局限于通过某种形式来支配北德的力量……我毫不考虑便说出了“北德意志邦联”一词，因为在我看来，如欲在必要范围内巩固邦联的话，就不可能将南德、天主教、巴伐利亚的元素一并纳入。后者仍将在很长的时间内，不会心甘情愿地接受柏林统治。
与此同时，在一封发给普鲁士“美因河军团”指挥官的电报中，甚至出现了一个俾斯麦在1851年以前经常说出，但在1866年其实已不可使用的强硬字眼：“民族主义骗局”。
这个字眼此后不再出现。俾斯麦出任北德意志邦联的总理以后，便千方百计不让人对他的德意志民族意识产生怀疑；但是，他也刻意不对此作出任何承诺。例如俾斯麦在1867年3月再度向驻法大使表示：
他们打算将美因河沿线建构成竖立在我们与南德中间的一道围墙，[15]而我们已经接受此事，因为那符合我们的需求和我们的利益；可是他们是否未能在此认清，美因河并非一道真正的围墙，反而……像是一座栅栏，可任由民族主义的潮流从中寻路穿越？
他在1868年5月表达得更加含蓄：
我们每个人都把民族统一放在心上，可是对深思熟虑的政治人物而言，首先考虑的是必要性，然后才考虑喜欢与否——也就是先把房子盖起来，然后才扩建房屋。德国若还能够在19世纪达成自己的民族目标，那在我眼中将是难能可贵的事情；假如它在十年甚或五年之内即可实现，那就是一个非比寻常的事件，是出乎意料的上帝恩典。
最后则是俾斯麦针对德意志民族主义提出的各种忠告当中，或许最经常被引用的一段，出处是他1869年2月26日发送给北德意志邦联驻慕尼黑大使的公告：
通过武力来促进德国统一的做法，我也认为并非不可行。然而，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却是：应如何负起责任决定要用暴力导致一场灾难并承担后果来挑选行动的时间。若一意孤行、纯粹遵循主观因素来干预历史发展的话，所造成的结果将永远只是打落了尚未成熟的果实。德国的统一在此刻仍然是一个未成熟的果实，我相信这是有目共睹之事。
就我看来，上述那些引文反驳了长年以来在德国受到公认，并且由俾斯麦自己事后加油添醋的一种讲法：俾斯麦在1870年正如同1866年时那般，也刻意挑起战争，借此完成德国的统一大业，以便将北德意志邦联改造成德意志帝国。
其实，俾斯麦并不急于“扩建自己的房屋”，而且1870年在几天之内便导致战争爆发的“七月危机”，甚至让他本人也大吃一惊。他那一封著名的“埃姆斯电报”虽导致法国向普鲁士宣战，但实际上只是针对霍亨佐伦家族的旁支继承西班牙王位一事（更何况当事人已宣布放弃西班牙王位继承权），回复法国所作出的过度反应。俾斯麦固然引发了纷争，可是他那么做的理由，果真是为了要向法国开战？莫非那其实是一种测试，或者套用俾斯麦自己当时的讲法，是一座“和平的涌泉”？因为在1866年到1870年之间，法国和普鲁士彼此若曾有过嫌隙的话，怀恨的一方是法国而非普鲁士。法国觉得自己由于1866年的战事而受到委屈，甚至吃了闷亏。
俾斯麦在1866年的时候，完全与拿破仑三世的法国携手合作。拿破仑三世当时所推行的政策，是与欧洲各地的民族运动结盟——起先是在意大利，然后在德国，以及在未获成功的波兰。这一切当然都必须由法国来操盘，而且巴黎当然希望借由此种政策获得土地作为回报。这种土地索偿问题，就是法国与北德意志邦联从1866年到1870年那四年内的真正争执点。
意大利曾经因为统一时所获得的协助（但意大利所获得的协助，远远超过了普鲁士—德国的案例），很大方地把尼斯和萨瓦割让给法国。俾斯麦也曾让法国寄望于获得某种形式的补偿，例如他在1867年甚至一度暗示可将卢森堡作为微薄的报酬，但接着又退缩了回去。于是，法国广泛形成了愤怒的情绪，出现“为克尼格雷茨复仇”[16]这个口号及某种形式的主战派。而后在俾斯麦的推动下，有一位普鲁士王室的远房亲戚成为西班牙王位继承人选。此举固然可以火上加油，但就另一方面而言，说不定是为了转移焦点并发挥舒缓作用。我们永远无法晓得，俾斯麦在内心深处究竟希望收到何种效果。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1870年导致战争爆发的法兰西—德意志颜面之争，与德意志民族问题并无关联。
尽管如此，这场对法之战还是变成了第一场真正的德意志民族战争，而且对德意志民族意识来说，北德意志邦联在战后的扩充才意味着真正的“建国”。1870年于是将德意志民族运动与其来自拿破仑时代的源头衔接起来：如今再度反抗法国，再度反抗一个名叫拿破仑的皇帝，更何况对许多德意志民族主义者而言——无论他们身在普鲁士、北德，还是在南德——1870年的战役，就是针对19世纪最初十年内的拿破仑征服战争所进行的复仇雪耻行动。民族自尊心和昔日对法国人的仇恨随之蓦然重返，而且这回德国人是较强的一方！那是多么的美好，而且应该如此继续下去，现在必须永远将德国建立和巩固起来。当时的民心就是那个样子，俾斯麦不得不加以迁就。
但说来奇怪的是，俾斯麦并没有完全迁就。这同一个人曾经在1866年以前肆无忌惮地并吞北德邦国、罢黜其君主、严加管束北德意志邦联较小的盟邦，此后却突然表现得宛如梅特涅时代的政治家。他很有耐心地与巴伐利亚国王、符腾堡国王、巴登大公爵、黑森—达姆施塔特公爵进行漫长的谈判，并且向他们作出重大让步。他们全部都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自主权，巴伐利亚甚至享有真正的国家地位：它在极大范围内保留自己的税赋体制、自己的邮政、自己的铁路、自己的陆军（唯有在战争时期才接受德皇指挥），而且更加骇人听闻的是，巴伐利亚有权向国外派遣大使，维持自己的外交工作！英国历史学家泰勒由此往往不把俾斯麦称作“帝国的建立者”，反而称之为“帝国的阻碍者”，认为他只在逼不得已的时候才允许民族统一。事实上，俾斯麦的“德意志帝国”就性质而言，远较“北德意志邦联”更像是一个邦联而非联邦国家。
那是因为，俾斯麦在“建国”时期虽仍愿意与德意志民族运动结盟，并且满足其情感上的需求，但他绝未追寻后者的目标——让德国成为领导和主宰欧洲的强权。[17]等到他治理新成立的德意志国之际，这种情况还可以更清楚地辨识出来。俾斯麦所在意的事项，依旧是维持普鲁士在德国的优势地位；然而在德意志帝国时代，此事已经不像北德意志邦联时期那般理所当然了。相反的是，既然所有的小德意志愿望皆已得到满足，下一个步骤自然就是实现大德意志的民族目标。
如果我们衡量德意志国历史的发展结果：该国在最末期和最向外拓展的阶段，是由一位奥地利人担任国家总理；这最后一任总理很快就从俾斯麦的小德意志国，制造出一个大德意志国；那个大德意志国随即采取迥异于俾斯麦的做法，推动了侵略扩张政策，而这一切所引发的亢奋情绪，是俾斯麦在小德意志国所从未面临过的，甚至连1870年的时候也不例外。那么我们禁不住想表示：俾斯麦的最高胜利已经暗藏着失败的根源，德意志国的覆亡已随着建国而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