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写成“神”，不如写成“人”

——曹聚仁《鲁迅评传》简评

研究香港文学，传记文学历来被文学史家排除在研究视野之外，成了花果飘零的一个弃儿。查阅迄今为止大陆出版的三部香港文学史著作，即王剑丛著《香港文学史》（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初版），潘亚暾、汪义生合著《香港文学史》（一九九七年十月厦门鹭江出版社初版）和刘登翰主编《香港文学史》（一九九七年八月香港作家出版社初版，一九九九年四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修订版），以及两部“准香港文学史”著作，即许翼心著《香港文学观察》（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广州花城出版社初版）和潘亚暾、汪义生合著《香港文学概观》（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厦门鹭江出版社初版），都没有探讨传记文学的章节乃至片言只语。唯一的例外是潘亚暾、汪义生合著的《香港文学概观》和《香港文学史》，两书在讨论曹聚仁及其散文成就时提到他的“传记文学”作品《鲁迅年谱》和《鲁迅评传》，却用了同样短短的一句话作出结论：对他的关于鲁迅的评论，国内学术界多持批判态度。真是一锤定音，褒贬分明，难怪曹聚仁的鲁迅研究著作长期在大陆被打入另册。

香港文苑有名目众多的乡土小说、“中间小说”、历史小说、武侠小说、科幻小说、财经小说、言情小说，各具特色，各擅胜场，难道就没有传记文学的奇花异卉？当然不是。八九十年代以来香港的传记文学创作空前繁荣，只是因为以中国政坛显要和有争议的政治人物传记为主，有相当的政治敏感性，所以鲜有研究者关注。再加上人物传记在中外古典文学史上本应归入文学的范畴，如中国文学史上司马迁的《史记》列传、英国文学史上鲍斯威尔的《约翰生博士传》等，都是以传记人，更以传写史，“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的范例，在文学史上自有其不可动摇的地位。但到了近代，不知怎么从文学的殿堂里被请了出来，放置到了史学评论或文学批评的研究领域里，如曹聚仁的《鲁迅评传》尽管在香港文学史著作中无立足之地，却在古远清著《香港当代文学批评史》（一九九七年五月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初版）中出人意料地获得了两个章节的评介，作者既肯定《鲁迅评传》“把鲁迅当作有血有肉的活人来描画”，又认为曹聚仁在书中犯了“谬托知己的失误”。因此，出于上述两大原因，香港的传记文学研究一直甚为薄弱，与传记文学创作的活跃相比，未免滞后。

诚然，传记作品到底是史学著述、文学批评抑或文学创作，向无定论，学术界自可见仁见智。而事实上，上乘的传记作品，往往是史学、批评和文学色彩兼而有之，相得益彰。“评传”形式的传记著作，批评的成分固然加重，但只要文笔漂亮，可读性强，仍不妨看作是一种特殊形式的传记文学作品，似无必要作刻板的限定。梁启超在评价《史记》的价值时，就是史学和文学并重的，认为：

 

（《史记》）百三十篇，除十表八书外，余皆个人传记，在外国史及过去古籍中无此体裁。以无数个人传记之集合体成一史，结果成为人的史而非社会的史，是其短处。然对于能发动社会事变之主要人物各留一较详确之面影以传于后，此其所长也。长短得失且勿论，要之太史公一创作也。

（《史记》）叙列之扼要而美妙。后世诸史之列传，多借史以传人。《史记》之列传，惟借人以明史。……以行文而论，每叙一人，能将其面目活现。又极复杂之事项——例如《货殖列传》《匈奴列传》《西南夷列传》等所叙，皆能剖析条理，缜密而清晰，其才力固自夐绝。

 

正是从这种认识出发，在回顾香港五十年代以降的传记文学创作时，就不能不提到开鲁迅传记新生面的曹聚仁的《鲁迅评传》。

鲁迅无疑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杰出代表，同时又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能发动社会事变之主要人物”之一。由于鲁迅早在一九三六年就已去世，后来的鲁迅研究者不断尝试为鲁迅立传也就在情理之中。以香港而言，五十年代以降，除了曹聚仁的《鲁迅评传》，一九五三年一月香港亚洲出版社出版了郑学稼著的《鲁迅正传》（此书一九七八年在台北增订再版，流传较广），“文革”期间又有多人合作编著的《鲁迅画传》问世，一九七八年九月巴黎第七大学东亚出版中心又出版了一丁著《鲁迅：其人、其事及其时代》（此书出版机构虽标明“巴黎”，其实是在香港发行的），等等，不可谓不热闹。但郑著带有明显的右的政治偏见，曹聚仁曾斥为“胡说八道”，《鲁迅画传》则无法避免那个时代“左”的痕迹，一丁的著作固然不乏创见，但也有论者认为并无新意，甚至有人断言，有了曹聚仁的评传，一丁的论著是多余的。因此，相比之下曹聚仁的《鲁迅评传》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值得认真研究。

曹聚仁的《鲁迅评传》一九五六年由香港世界出版社出版，不久就在港台地区出现多种盗版本，搜录较为齐全的《鲁迅研究书录》（纪维周等编，一九八七年七月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初版）将此书列为“一九三七年八月新文化出版社版”，显然为盗版本所误导。一九九九年四月上海东方出版中心推出《鲁迅评传》校订重版本，在整整四十三年之后，曹聚仁这部独特的被论者誉为“在国内外众多关于鲁迅的传记和评传中，是极具个性的一部”的《鲁迅评传》终于正式与大陆读者见面。

曹聚仁在本世纪中国文化史上是个多才多艺的人物，作家、新闻记者与学者集于一身，著述甚丰。有论者认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当中，像他这样高产的，除了梁启超、鲁迅、郭沫若和林语堂之外，似乎还不多见。成名的新闻记者当中，像他这样的饱学之士，也实在找不出几个”。曹聚仁不但以犀利的杂文、优美的散文和生动及时的新闻报道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香港文学史上留下了坚实鲜明的足迹，不但以深入浅出、颇具创意的《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等著作在香港学术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对史学特别是人物传记有着极为浓厚的兴趣，长年钻研，除了出版《中国史学ABC》（一九三〇年上海世界书局初版）和《中国近百年史话》（一九五三年香港创垦出版社初版）之外，他还写了具有评传性质，曾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蒋经国论》（一九四八年上海联合画报社初版，一九五四年香港创垦出版社修正二版）以及《蒋百里评传》（一九六三年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初版）。因此，他撰写这部《鲁迅评传》并非偶然，是他的“把自己当作百年后的史家来着笔”的史学观又一次有力的体现。一部好的有特色的传记，应该让读者在字里行间感受到传主的呼吸，在通常不为人注意的极其微小的细节里瞥见一个灵魂的最深处，这就要求传记作者对于传主有着透彻的观察和深刻的理解。曹聚仁与鲁迅的关系非同一般，这从现存的鲁迅致曹聚仁的二十四封书信中就可见端倪。鲁迅日记中关于曹聚仁的记载达六十八次（还可能有失记的）；而且据曹聚仁回忆，鲁迅致他的书信总共有四十四封，其中二十封可惜在太平洋战争中被毁。鲁迅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上海暨南大学发表的重要讲演《文艺与政治的歧途》就是由曹聚仁记录，后来经鲁迅亲自校订编入《集外集》。在三十年代风云变幻的上海文坛上，曹聚仁主编《涛声》半月刊、协助陈望道编辑《太白》半月刊、与徐懋庸合编《芒种》半月刊，都曾得到鲁迅的关注和支持。虽然在鲁迅逝世前，曹聚仁因聂绀弩、胡风、萧军等人合编的《海燕》杂志发行事与聂绀弩发生龃龉，以致鲁迅与之有所疏远，但就总体而言，曹聚仁与鲁迅的交往是较为频繁的，关系是较为融洽的，他是鲁迅同时代的友人。

由于与鲁迅是同时代人，而且是交往甚密的文友，以“史家”自命的曹聚仁早就萌发了为鲁迅作传的想法，他在《鲁迅评传》“引言”中开宗明义写道：

 

一九三三年冬天的一个晚上，鲁迅先生在我的家中吃晚饭，一直谈到深夜。他是善于谈话的，忽然在一串的故事中，问了我一句：“曹先生，你是不是准备材料替我写传记？”他正看到我书架上有一堆关于他的著作和史料。我说：“我知道我并不是一个适当的人，但是，我也有我的写法。我想与其把您写成一个‘神’，不如写成为一个‘人’好。”……因为是“人”，所以不免有“人”的弱点。这一方面，鲁迅比萧伯纳更坦白些，他并不阻止我准备写他的传记。

 

鲁迅这次去曹聚仁家，在《鲁迅日记》上未见记载，但关于这次重要的谈话，曹聚仁在另一处是这样回忆的：

 

鲁迅先生看见我书架上的一角，堆积了他的种种作品以及一大堆资料，知道我准备替他写传记。我笑着对他说：“我是不够格的，因为我不姓许。”他听了我的话，也笑了说：“就凭这句话，你是懂得我的了。”就凭这一句话，我就在大家没动手的空缺中，真的写起来了。原来，鲁迅生平有五位姓许的知己朋友，三男：许季上、许寿裳和许钦文，二女：许羡苏（钦文的妹妹）和许广平。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

第一，曹聚仁认为他自己并非撰写鲁迅传记合适的人选。他一直期待着与鲁迅关系更密切、相知更深的许广平、许寿裳、孙伏园等人为鲁迅立传，尤其期待鲁迅之弟周作人的。“谁知匆匆二十年，依然没有影子。”虽然许寿裳写了《亡友鲁迅印象记》和《我所认识的鲁迅》，孙伏园写了《鲁迅先生二三事》，许广平写了《欣慰的纪念》《关于鲁迅的生活》和《鲁迅回忆录》，周作人更写了极具史料价值的《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青少年时代》等书，这些书有的确实带有若干传记的性质，但绝大部分是鲁迅传记史料，并非严格意义上的鲁迅传记。而且曹聚仁认为五十年代以后，鲁迅被“当作高尔基来捧起来，因此，大家一动笔就阻碍很多”，“鲁迅的朋友中，年纪一大，都明白这件事的复杂性”，不敢再写。所以他决定以见过鲁迅、和鲁迅相熟、了解鲁迅的人之一的身份，以自己在五十年代特定时空的香港，思想少“羁绊”，“可以自由地写”的有利条件，来试写一部“通俗的鲁迅传记”。

第二，曹聚仁坚持鲁迅是“人”不是“神”，为鲁迅立传决不能神化鲁迅。在曹聚仁看来，“向来的传记，往往只说本人的好处，不说他的坏处”，而一部对传主对历史负责的严肃传记，在“直透到传主的灵魂深处”，不但要说传主的“长处”，还应指出传主的“短处”，这才是真正的史家手笔。他态度鲜明地反对神化鲁迅、圣化鲁迅，对于“那些捧鲁迅的，一定要把鲁迅当作完人来写的，要让他进孔庙去”，曹聚仁毫不客气地讥之为“那当然可笑的”。当时，虽然关于鲁迅的传记并不多，但曹聚仁敏锐地觉察把鲁迅神圣化是鲁迅传记创作和鲁迅研究中的大忌，违反了史学的基本原则。他指责王士菁（中国第一部《鲁迅传》的作者）不懂得史学，许广平也不懂得史学，他们关于鲁迅的传记和著作，不但不会取舍剪裁鲁迅生平史料，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神化鲁迅的倾向。曹聚仁这样主张，当然决不是要贬低鲁迅、歪曲鲁迅，他始终认为鲁迅是伟大的，独一无二的，鲁迅的作品也就是“时代的启示”。他只是要破除对于鲁迅的神圣化，写一部分析具体，褒贬得当，“比较合理近情的传记”，写出鲁迅的伟大，同时更写出鲁迅的复杂和矛盾，鲁迅的痛苦和绝望。

曹聚仁的《鲁迅评传》确实与众不同。全书二十多万字，共三十九章，除去《引言：绍兴——鲁迅的家乡》至第十七章《死》，按鲁迅生平活动轨迹为主线，展示鲁迅的创作业绩和心路历程，第十八章《印象记》至第三十九章《闲话》，从社会观、政治观、文艺观、人生观诸多方面介绍分析鲁迅的思想、性格、家庭、师友、社会关系乃至日常生活，在每章中作者又将时代背景、文坛概貌、传主自述、相关回忆和研究资料以及作者的切身观察感受融为一体，从而使全书脉络清晰、重点突出，使鲁迅的形象立体化、多侧面，使鲁迅的音容笑貌亲近平实、跃然纸上。而贯穿全书的一根红线就是不神化鲁迅，不有意无意地曲解鲁迅，不讳言鲁迅的深刻矛盾。

对于鲁迅的形象，在曹聚仁笔下并不像其他传记作家所描写的那般高大完美，请看：

 

鲁迅是道道地地地，在做现代的文艺作家，比之其他作家，他是超过了时代的。他那副鸦片烟鬼样子，那袭暗淡的长衫，十足的中国书生的外貌，谁知道他的头脑，却是最冷静，受过现代思想的洗礼的。

 

说鲁迅“鸦片烟鬼样子”，在以前和以后的鲁迅传记著作中和回忆鲁迅的众多著作中，几乎没有人这样写过。这样写，似乎有贬损鲁迅之嫌，然而，显然，曹聚仁的说法是真实可信的。

对于鲁迅的思想，曹聚仁并不认为是纯粹的，直线发展的，他对流行的鲁迅从进化论到阶级论的观点提出质疑，指出：

 

（鲁迅的）思想本来有若干矛盾的，思想上的矛盾，并无碍于其在文学史上的伟大的，一定要把这些矛盾之点掩盖起来，或是加以曲解，让矛盾消解掉，那是鲁迅所不会同意的。鲁迅赞许刘半农送他的对联：“魏晋文章，托尼学说”，那就一切歪曲都没有用了。

 

在曹聚仁看来，鲁迅的思想是博采众长，他前期接受托尔斯泰的泛爱主义与尼采的超人学说，他后期有保留地赞同马克思主义，同时仍“兼容”托尔斯泰和尼采，这才是一个真正的鲁迅，丰富的鲁迅。

对于鲁迅的作品，曹聚仁也论断大胆，一语惊人。他讨论《阿Q正传》，就断言鲁迅也是“阿Q”，他曾当着鲁迅的面说：“你是写《阿Q正传》的人，这其间，也有着你自己的影子，因为你自己也是中国人。”曹聚仁强调“说鲁迅是阿Q，也并不损失鲁迅的光辉，他毕竟是创造阿Q的人”。曹聚仁还特别重视小说《在酒楼上》，他指出：

 

鲁迅小说，有一篇题为《在酒楼上》的，那是笔者所最喜欢的。他所写的吕纬甫就活跃在我们的眼前。这是很明显的范爱农的影子。可是，我们这么想，以为其中所写的故事，乃是范爱农的，那就错误了（很多谈鲁迅的，都有这一类的错误）。据周作人的追记，小说中的“小兄弟”，乃是鲁迅自己的；吕纬甫虽以范爱农为蓝本，骨子却是鲁迅自己的，连吕纬甫的意识形态，也是鲁迅自己的写照。

 

现在已有不少论者推崇《在酒楼上》，高度评价鲁迅这篇小说“绝望的抗战”的书写意图，但最早肯定《在酒楼上》系鲁迅小说中最成功的一篇的是曹聚仁。

对于鲁迅与同时代人的恩恩怨怨，曹聚仁也有不偏袒鲁迅的持平之论。他提醒读者：

 

笔者特别要提请读者注意，并不是鲁迅所骂的都是坏人，如陈源（西滢）、徐志摩、梁实秋，都是待人接物很有分寸，学问也很渊博，文笔也很不错，而且很谦虚的。有人看了鲁迅的文章，因而把陈西滢、梁实秋看作十恶不赦的四凶，也是太天真了的。在鲁迅的笔下，顾颉刚是十足的小人，连他的考证也不足道。其实，顾颉刚也是笃学君子，做考证十分认真，比之鲁迅，只能说各有所长，不必相轻。

 

在《鲁迅评传》出版四十多年后的今天，陈源、徐志摩、梁实秋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已经谁都不会怀疑；顾颉刚的考古成果，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地位，也早已得到充分的肯定。他们与鲁迅论争的是非曲折，也有不少论者从不同的角度来进行认真的探讨。但在大陆当时和以后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些曾被鲁迅骂过的作家学者是遭到彻底否定的，是曹聚仁在这本《鲁迅评传》里率先指出了鲁迅“绍兴师爷的脾气”，指出鲁迅也有偏激的一面，还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鲁迅评传》遭人非议最多的莫过于曹聚仁对鲁迅内心世界的开掘，精神历程的探索。曹聚仁在评传中讨论鲁迅是“同路人”，是自由主义者，是个人主义者，是虚无主义者。其实，鲁迅的思想深沉博大，许多中国古代和西方的思潮学说在鲁迅思想中消长起伏，融会贯通，无论早期还是后期，鲁迅的思想，鲁迅的精神世界都不是用某种信仰、某种主义所能完全概括的。鲁迅曾经研究或接受过“同路人”、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等等，这已为长期以来海内外众多学者的鲁迅研究所证实。曹聚仁的判断是他对鲁迅的理解，一种富于启示的理解，读者可以不认同，但应承认这是曹聚仁的一家之言。特别是曹聚仁对鲁迅“浓重的虚无色彩”的论说，在当时就受到周作人的肯定：

 

《鲁迅评传》，现在重读一遍，觉得很有兴味，与一般的单调书不同，其中特见尤为不少，以谈文艺观及政治观为尤佳，云其意见根本是“虚无主义”的，正是十分正确，因为尊著不当他是“神”看待，所以能够如此。

 

如果说曹聚仁在评传中对鲁迅虚无主义思想的分析还嫌粗略，还不够深入，那么后来的研究者进一步指出了鲁迅深深的“虚无感”，论证了鲁迅一生中对于悲观与绝望的三次逃离：“一九一八年，他从绍兴会馆的‘待死堂’逃向启蒙主义的呐喊队；一九二六年，他又从风沙蔽日的北京逃向温暖明亮的南方；一九三〇年，他更从孤寂的自由知识分子的立场，逃向与共产党结盟的激进反抗者的营垒。”鲁迅的虚无主义是中国式的，浸润了中国传统文人思想中逃避悲观的内核，是在苦难的历史与现实的重压下极度矛盾的产物，鲁迅在诸如坚守与退让、呐喊与彷徨、激进与保守等二元甚至多元对立的复杂心态中走完了他的悲壮人生。曹聚仁的可贵之处在于他首先攫住鲁迅研究中这个耐人寻味的新途径，指陈了鲁迅深刻的精神危机和内心苦痛。

传记作家撰写传记，就是制造艺术品。曹聚仁向往法国莫洛亚、德国路德维希、英国斯特莱基等著名传记作家的作品“取材之丰富，断制之谨严，文字之简洁”，像晶莹的艺术品一样。他的《鲁迅评传》在一定程度上也达到了这个标准，写出了一个充满矛盾的却是活生生的鲁迅，写出了一个独异的历史个体。更重要的是，曹聚仁在评传中提出应把鲁迅写成“人”而不是“神”的观点，在评传中把鲁迅写成“人”而不是“神”的努力，在鲁迅传记写作史和鲁迅研究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无论在曹聚仁的《鲁迅评传》之前还是之后，中国大陆数十年间出版了一本又一本鲁迅传记，却离真实的有血有肉的鲁迅越来越远，现在几乎都无法卒读。但曹聚仁五十年代在香港所写的这部《鲁迅评传》，虽然在个别细节上与史实有所出入，却显示了鲜明的学术个性，至今仍葆其生命力。九十年代之后，大陆王晓明的《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一九九二年台北业强出版社初版，一九九三年上海文艺出版社修订再版）问世，作者在书中满怀激情地探寻鲁迅的心理矛盾，抽丝剥茧地剖析鲁迅难以言说的内心隐秘，把鲁迅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正是对曹聚仁《鲁迅评传》基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许，曹聚仁《鲁迅评传》中的许多看法现在已不新鲜，或已成为鲁迅研究中的常识（尽管仍有争议），但在当时及以后相当一段时间里却颇具震撼力。因此，这部传记在香港传记文学写作史上应该占有一个特殊的位置，是不容置疑的。

（原载二〇〇〇年十一月香港东西文化事业公司初版《香港传记文学发展特色及其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