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兴建铁路成为国策

1876年9月18日李鸿章致丁宝桢函中说：“中国积弱，由于患贫。西洋方千里数百里之国，岁入财赋动以数万万计，无非取资于煤、铁、五金之矿，铁路、电报、信局、丁口等税。酌度时势，若不早图变计，择其至要者，逐渐仿行，以贫交富，以弱敌强，未有不终受其敞者”。李鸿章对铁路在强国的作用上的认识在逐渐加深。

驻英大使郭嵩焘，1877年3月致李鸿章函，介绍所见英国铁路：“来此（伦敦）数月，实见火车之便利，三四百里往返仅及半日。其地士绅，力以中国宜修建火轮车，相就劝勉，且谓英国富强，实其于此。”提出：“赶办铁路、电报，二者实可以立国千万而不敞”。他考察西方物质文明后，非常希望愚昧落后的清王朝能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从此富国强兵，不受外侮。郭嵩焘的这些“崇洋”行动，引起副使刘锡鸿的反感，他向朝廷参劾郭嵩焘为“汉奸”，致郭被免职回老家。（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7页）主张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兴建铁路而富国强兵，郭嵩寿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无愧是一位近代先贤。

1877年，福建巡抚丁日昌秉承李鸿章意旨，上疏提出在台湾修筑铁路以“防外安内”，清廷采纳丁日昌建议，同意在台湾修筑铁路。这是清廷首次同意修筑铁路。遗憾的是，这个铁路修筑计划，虽经批准，却因费用不到位而未修成。

修筑铁路，强盛国力，在清政府内必遭攻击，很难实行。李鸿章认为：“铁路须由开煤矿做起”。他在1878年7月11日和同仁说：“自同治十三年（1874）海防议起，鸿章即历陈铁矿必须开挖，电线、铁路必应仿设。……鄙意铁路须由开煤矿做起，兴此大役，而铁尚需购自外洋，绝难告成。”（《李文公全书》，卷24，第22～23页）

吴淞铁路被拆除以后，列强各国在查找原因。美国驻上海领事韦尔士（G.W.Wehs）向国务院汇报说：“我费尽周折才从中国官员方面探悉他们（拆除吴淞铁路）的理由，‘吴淞的拆除，完全因为在政治上有这样做的必要。如果听任它保留在那里不动，那适足印证当局的行动是庸人自扰；而且又会给类似的侵犯中国领土和她的独立的行为以一种强有力的鼓励’”。（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58页）他们总结了这一教训，改变策略，公开向清政府提出兴建铁路的要求。

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Jules Patenotre）向总理衙门提出：“中国立50年内让与我们建筑铁路的特权，帝国政府约定每年在其境内筑造若干长的铁路。”后中法会订《越南条约》，条约其中规定：“日后若中国酌拟创造铁路时，中国自向法国业此之人商办”。《中法通商章程草案》中，“今由中国言明，欲开铁路时，寻法国业此之人，比较价平，令其承造至若干吉罗迈当之远，以符前约之义”。

英国公使威妥玛向李鸿章索要铁路贷款优先权：“中国向德国购造铁甲船，与丹国订办电报，水师则雇用法人、美人，吾英人啧有烦言，谓中国疑忌英人。……今中堂如借款创办铁路、整备水师等事，托我英人办理，则猜疑可释”。

德国公使巴兰德向李鸿章陈述兴建铁路的好处并提出借款兴修铁路：“1、载兵；2、运饷；3、救灾；4、利商；5、弭乱。”“德国愿借2000万两与中国建设铁路”。

比利时代表萨多因，为他所代表的巨大企业寻求铁路和其他承办契约。（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58～70页）

清政府内部，出于对国家能自强、民众能富裕、军队能强盛的愿望，对铁路的兴建寄以厚望。面对各列强帝国的侵略，国家领土被分割和列强那咄咄逼人的野心，急切地希望铁路能带来海边防的安宁、工商业的发展，从而带来国力的强盛，也纷纷上奏清廷，建议兴建铁路以图自强。这些奏折，忧国思民，情意切切，对铁路这个先进的运输方式在富国强兵、维护海边防的作用，阐述得日臻完善，清廷被触动，在对外战争屡战屡败，国土被蚕食的危机中，寻机图强是唯一出路。

1880年12月，刘铭传在《奏请铸造铁路折》中说：“臣每私忧窃叹，以为失今不图自强，后虽欲图，恐无及矣。自强之道，练兵、造器固宜次第举行，然其机括，则在于急造铁路。铁路之利于漕务、赈务、商务、矿务、厘捐、行旅者，不可殚述。而于用兵一道，尤为急不可缓之图。中国幅员辽阔，北边绵亘万里，毗连俄界，通商各海口，又与各国共之。画疆而守，则防不胜防，驰逐往来，则鞭长莫及。惟铁路一开，则东西南北呼吸相通，视敌所驱，相机策应，虽万里之遥，数日可至，虽百万之众，一呼而集，无征调仓皇之过，无转输难阻之虞。”

谕旨批称：“刘铭传奏筹造铁路一折，所请筹款试办铁路，先由清江至京一带兴办，与本年李鸿章请设电线相为表里等语。所奏系为自强起见。着李鸿章、刘坤一按照折内所陈，悉心筹商，妥议具奏。”（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87～88页）

刘铭传的奏折，如同一滴冷水掉入热油锅里，在清政府内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展开一场兴建铁路的大论战。

反对兴筑铁路的刘坤一、通政使司参议刘锡鸿、翰林院侍读周德润、顺天府丞王家壁等群起而攻，内阁大学士张家骧评击刘铭传奏折是“无事生非，扰乱朝政”，提出兴建铁路有“三弊”：修造铁路，商贾行旅，必然增多，借端生事，百计要求，何以应之；铁路长千百里，必然会损坏田地、拆迁房屋和坟墓。火车和车马同行，拥挤磕碰，在所不免，伤人坏物，易启争端；铁路已开，水路码头即衰，得不偿失。刘锡鸿在《罢议铁路折》中提出：“火车实西洋利器，而断非中国所能仿行也。臣窃计势之不可行者八，无利者八，有害者九。”反对兴筑铁路的理由比比皆是，足足一箩筐；反对兴筑铁路的奏折，摆满了御桌；声势之大，震聋发聩。

清廷看到反对兴建铁路的声响这么大，又犹豫起来，和前次谕旨仅隔19天，又谕令李鸿章等妥议。

12月31日，李鸿章在《妥筹铁路事谊折》中，从铁路的起因、变革、作用，法、美、俄、德相继引进经营。日本师西洋长技，兴建铁路，藐视中国。俄国铁路，已修到中国边境。如无铁路，虽增兵增饷，也防不胜防。他认为兴建铁路可致地无遗利，人无遗力，渐臻殷阜之象、裁军节饷，并成劲旅，一呼可集，声势联络，一兵可抵十兵之用；铁路开通，万里之遥如在户庭，百万之众克期征调，易于救援、运丰补欠、救灾救民；有了铁路，军米、军火、京饷、协饷，莫不应手而至；轮车之行，较驿马十倍之速，皆朝发夕至，可裁驿站，节减费用；煤铁诸矿产，以火车运送，成本轻而销路畅，销路畅而矿务兴等好处。

李鸿章还提出中国南、北各修二条铁路的设想。南路一条由清江经山东达北京，另一条由汉口经河南到北京，将南北紧密相连；北路由北京起，一条直通奉天，一条西抵甘肃，将北京与东北、西北连接。对兴筑铁路会造成无险可守、车夫小贩无生计、毁田庐坟墓等说法，逐一说明驳斥；对兴建铁路的巨额款项，提出集商股和借洋款的办法来解决。（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89～93页）

对于这次争论，1881年2月14日，清廷定论：“铁路火车为外洋所盛行，若以创办，无论利少害多，且需费至数千万，安得有此巨款？若借用洋债，流弊尤多。叠据廷臣陈奏，佥以铁路断不能开，不为无见。刘铭传所奏，着无庸议。”

刘铭传的《奏请铸造铁路折》由“所奏系为自强起见”，变成“庸议”。清廷态度的转变，使李鸿章、刘铭传等为首的主修铁路的一派遭到失败，铁路的兴建，再次遭到封杀。

清廷“允准”津通铁路修建，使兴筑铁路的争议达到白热化

此时，李鸿章为把开平矿务局大量的煤运出去，在唐山至胥各庄建一条运煤铁路。1885年，因在中法战争中遭到失败，使清政府不少官员意识到铁路对调运兵马、输送粮饷的重要性。光绪帝生父醇亲王奕也后悔没有早点兴建铁路。这期间倡议兴建铁路的呼声再次高涨。李鸿章乘机在1886年奏请将铁路展修到芦台，成立开平铁路公司，独立经营业务。唐芦铁路长44.8公里。1887年开平铁路公司扩大为中国铁路公司。1888年铁路延伸到塘沽，后又展修到天津，为唐津铁路，总长130公里。李鸿章从天津乘车，对全线查验巡视。他在向清廷汇报的奏折中说：“铁路一律平稳坚实”，从天津到唐山“只走了一个半时辰，快利为轮船所不及……铁路洵为今日自强之急务。”

1888年10月13日，李鸿章在《致海军衙门请许接通津通铁路函》中称：“煤矿商人及铁路各商均以铁路便益，力求由天津接造至通州。鸿章查看情形，通州铁路似不能不就势接做，于国计民生，大有裨益，关系非浅。（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144～145页）

总理海军衙门大臣、醇亲王奕接李鸿章函以后，以“亲历北洋，巡视海防后，深悉铁路为自强之要图”为由，奏请接造津通铁路。清廷允准。

与此同时，西方列强，尤其是英、法两国，用实物火车到中国各地“摆演”，邀请当地官员和居民参观、乘坐，亲身体验，掀起新的一波宣传展示活动。

据《李文忠公全书》记载：1885年12月，“有怡和洋商运来极小铁路数里，在紫竹林租界园地内摆设演试，盖欲炫以求售”。

1886年，《申报》、天津《西字报》多次报导外商在各地“摆演”火车的消息：

2月25日，“香港怡和洋行先将该公司所造铁路，在码头置放，直达栈房，计程一里半，本月14日安设。……观者如堵，莫不拍手称快”。

4月14日，“兹悉：事为两广总督张香涛（张之洞）制军所知，即函请怡和洋行，将此项铁路运用粤垣试用，行中允之。本月初一日由火船运至，如法安放。制军饬藩司随带武员多人前往验看，灵动便捷，极口称扬，回禀制军，旋与该行商会代办矣”。

5月27日，“西人新制活动铁路，曾于粤东试演。弦香帅委员临阅，奖赏有加。日前又运至天津，在紫竹林租界河沿重试”。

10月15日，“兹悉此项铁路设在海大道迤西，长约3里许，下垫碎石，高8寸。车以纯铁为之，前置机器，后载煤斤，中有余地，可坐数人。晨间十点钟生火开机，车如箭激，试行两次，旋即停轮。初六日又试一次”。

12月1日，“兹悉此项铁路，系法人爱麦经理，由法领事官林椿君函请传相驾临试验。传相允如所请，于十月二十六日偕长芦运宪周玉山都转、津海关道刘献夫观察、洋务委员伍秩庸观察、水师营务处罗稷臣观察，坐驶一周。此路往还约长五里，历时仅7分而已。……传相嘉许者再”。

12月6日，天津西字报：“近日华人之欲坐火车者颇多。经理铁路之人，因之收车价银。计分四等：上等客取洋3角，二等客取洋2角，三等一角，四等5分。又另择日期，专载妇女小孩。俾知铁路之灵妙”。

1888年，李鸿章挖空心思让清廷最高统治者看到真实的铁路，亲身体验乘坐火车的乐趣。利用重修北海、中海、南海的机会，修了一条宫廷铁路。这条铁路南起瀛秀门，向北沿着中海西岸，经紫光阁，出中海北门福华门，入北海西南门阳泽门，沿北海西岸至极乐世界折向东到静清斋，全长约4华里。因害怕火车“吼叫”破坏皇城气脉，所以不准使用机车。而是分别在各个车辆上系上绳子，由四名太监拉绳前进。慈禧太后对这条铁路很感兴趣，她住宿中海仪銮殿，到勤政殿开殿议政，中午散朝回瀛秀园海宴楼更便服、进茶点，领着光绪帝、后、嫔妃及王公大臣乘火车到北海静清斋吃午饭、午休，几乎每天都乘火车。这列火车是从德国特制进口的，共六辆。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时，这条铁路被拆。

这些“摆演铁路”，使更多的官员、富商、绅士和老百姓认识了火车，亲身体验火车的快速和乐趣，对火车、铁路增加认知感，消除了人们对铁路不应有的恐惧。对铁路这个新的运输方式的态度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1888年10月29日，《申报》以《津沽铁路股商请许接造津通铁路禀》为题，发表长篇述评，阐述接修天津至通州铁路的重要性，指出“刻下津通士民，但望迅速成功，绝无丝毫异议。”

12月4日，中国铁路公司在上海刊登招股广告，公开召股：“本公司天津到唐山铁路，业已告竣，办有成效，蒙李傅相复勘咨请海军衙门，接设天津至通州之路，以后生意益旺。惟所需经费甚巨。兹在上海大马路鸿仁里源丰润票号内设立沪局，招集股份。计每股银105两，合津行平银100两。如有附股者，请将姓名住址并股数银两送交源丰润号兑收，即可填给股票折不误。”（《申报》1888年12月4日）

清政府中的保守大臣看到报纸上的文章和广告，决定不再沉默。他们一呼百应，展开对接通津通铁路、乃至兴建铁路的声嘶力竭地声讨。

户部尚书翁同龢上奏《电线与铁路相为表里，电线既行，铁路势必举办，然此法可试于边地，不可遽行于腹地折》，礼部尚书奎润等21人联名上奏《开办津通铁路民心惶惑关系重大折》，仓场侍郎游百川上奏《敬陈管见折》，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文治上奏《修建铁路为害甚多仰恳宸断即行禁止折》，山西道监察御史屠仁守和广西道监察御史吴兆道联合上奏《通州铁路断不宜开疏》，户部掌印给事中洪良品、贵州道监察御史张炳琳、陕西道监察御史林步青联合上奏《开铁路关系重大，请熟权利害，以杜后患疏》，河南道监察御史余联沅，上奏《铁路有害无利，请旨停修，以顺舆情而培政本折》等，一致反对兴建铁路，尤其是反对兴建津通铁路。一时间，由反对修建津通铁路而扩大到反对兴建铁路之声，响遍清廷内外，反对兴建铁路的高官重臣达30多位，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1889年2月，清廷发现接修津通铁路，虽已发“允准”上谕，但反对兴建铁路之声如此之大，致使案台奏折高崇，不得不再次颁发谕旨：“前据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奏，请由天津至通州接修铁路，当经降旨允准。嗣据御史余联沅等先后具奏，请停办铁路，均谕令海军事务衙门会同军机大臣妥议具奏。兹据会商筹议，逐款胪陈，详加披阅，所陈各节，辨驳精祥，敷陈剀切。其于条陈各折内似是而非之论，实能剖析无遗。惟事关创办，不厌求祥。在廷诸臣，于海防机要，素未究心，语多隔膜。该将军督抚等，身膺疆寄，办理防务，历害躬亲，自必讲求有素”。要庆裕、安定、曾国荃等13人，“按切时事，各抒所见，迅速复奏，用备采择。”（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161页）

李鸿章先后以《致奕议驳京僚谏阻铁路各折函》、《驳恩承、徐桐致奕函》，奕以《致恩承等函》和以《海军衙门议复修造津通铁路疏》，刘铭传以《复陈津通铁路利害折》，黄彭年等人以《复陈议办铁路折》，都以长篇大论，详尽阐述兴筑铁路对革新自强、对加强海边防建设、对增加国家赋税收入、对安置无地游民等方面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对反对派提出的兴筑铁路为外敌开方便之门、扰民、剥夺小民生计等谬论，用中外铁路建设的事实，逐条给予严厉驳斥。刘铭传最后写到：“夫物之精细，经用而始显；事之利害，亲历而后知。今之訾议铁路，必为异时赞美铁路之人。伏愿皇上宸断独操，宣示大计，俾天下晓然铁路一事，为安内攘外刻不容缓之急图；使知非一隅之利，乃四海之利；非一时之利，乃万世之利；非一二人之私利，乃千万人之公利。”张之洞除驳斥对兴建铁路的攻击外，还提出“自京城外之卢沟桥起，经行河南，达于湖北之汉口镇，此则铁路之枢纽，干路之始基，而中国大利之所萃也”的修筑卢汉铁路建议。（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162～182页）

晚清最高统治者对兴建铁路的认识从总体上说要先于群臣

从1863年7月，清政府第一次收到驻上海的英国商人要修筑上海至苏州铁路的书面文件起，到吴淞铁路的兴建与拆毁，再到唐胥铁路的兴建与扩展，再到接通津通铁路，这20多年间，清政府多次廷议铁路兴建与否。以洋务派为代表的主张在中国兴建铁路与腐朽保守派反对兴建铁路的争斗此伏彼起，从未停止。双方力量也在发生变化，同意兴路强国的队伍在扩大。这期间清最高统治者由同治帝改换为光绪帝，光绪帝也由童年进入青年，逐渐进入亲政。慈禧太后由第一次听政执权，到放权旁听。他们对兴建铁路的态度由不懂，到铁路能强边防、强国富民转变。和满朝文武大臣、尤其是保守派大臣相比，表现出开明、豁达，应该说是转变较快。从清政府铁路决策来看，1877年，清廷采纳福建巡抚丁日昌提出在台湾修筑铁路以“防外安内”的建议，虽因经费没有建成，却是清廷首次同意修筑铁路；1879年同意唐山煤矿兴建铁路，后因廷臣反对而下旨停建；1880年在刘铭传《奏请铸造铁路折》上批示为“自强要策”，后因反对者太多被迫改批为“庸议”，仍显示出对铁路运输认识的提升；1881年，在不少大臣反对的情况下，再次同意李鸿章修筑唐胥铁路与后来的展筑；由骡马拖拽，改为先进机车牵引，中国自办铁路在其支持下得以实现。铁路划归总理海军衙门管理，使铁路成为政府的正式机构。1887年5月，允准刘铭传在台湾省兴建基隆至台南铁路；到1889年，19岁的光绪帝在接修津通铁路奏折上签发“允准”谕旨。清皇在腐朽保守大臣的强烈反对之中，甚至“金口玉言”被迫取消多次的情况下，中国铁路能取得这些初步成绩，是不容易的，也是可贵的。

1888年康有为“伏阙上书”，请求改革国政的恳切请求声，还在年轻、求作为的光绪帝耳边回响着，光绪帝下决心不要再听到反对修建铁路之声了。

这场争论起因是要不要修建津通铁路，后被演变为要不要兴建铁路的全局问题；规模之广，涉及整个清政府朝臣，几乎所有重臣参与；时间之久，以唐胥铁路的展筑开始，长达几年；争论之激烈，指名道姓，刺刀见红，阵线分明，其程度在中国铁路建设史上是少见的。

争论的结果，张之洞、李鸿章是胜利者，为兴筑铁路扫清了障碍。1889年5月5日，清廷颁发谕旨：“前因筹议铁路事宜，谕令沿江沿海将军督抚各抒所见，以备采择”。“此事为自强要策，必须通筹天下全局。海军衙门原奏，意在开拓风气，次第推行，本不限定津通一路，但冀有益国，无损于民，定一至当不易之策，即可毅然兴办，毋庸筑室道谋。”

至此，在中国要不要兴建铁路的争论，反对修建铁路的顽固派被清皇斥责为“偏执成见，不达时势”，这些人只能是“见电杆而伤心，听铁路而掩耳”了；做出了兴建铁路为“自强要策”，“毅然兴办”的最终裁定，始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