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现象学（上）

第一节 20世纪的现象学运动

在西方哲学史中，将现象作为研究对象，是近代哲学史上一个不容忽视的研究方向。“现象”（phenomena）一旦受到关注并值得研究，“学”（-ologies）就会变成一种风尚，“现象学”（phenomenology）的生成与发展就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了。现象学作为一种理论与学说，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它的具体内容与含义并不完全相同。最早使用“现象学”一词的，是与康德同时代的德国哲学家约翰·亨利希·拉姆贝特。他在《研究与描述真理以及区别错误与假象的新工具或新观念》（1764）一书中，把“现象”视为人类经验的幻觉或认识的假象，将“现象学”看作是关于幻觉和假象的各种形式的理论。康德受拉姆贝特的启发，在随后的《纯粹理性批判》（1781）一书中，将“一般现象学”的任务看作是对于与物自体不同的现象的研究。现象作为人的意识领域之内的经验对象，与超验的物自体不同；人们只能认识“本体”的现象，而不能认识现象的本质。1807年，黑格尔发表了《精神现象学》，它所研究的既不是假象，也不是经验的现象，而是全面探讨人的意识与意识发展的诸阶段，认为精神现象学是有关人的意识发展形态的科学。

但是，现象学作为一种独立的哲学运动，则产生于20世纪初德国的哥廷根大学、慕尼黑大学等高等学府，并在20—30年代在德国达到鼎盛时期，30年代传入法国，并在50—60年代成为法国的主要哲学流派之一。现象学运动的创始者和中心人物是德国哲学家胡塞尔，他赋予现象学更为丰厚、更有生气的哲学意义，从而不仅彻底改变了大陆哲学，获得了支配地位，而且任何哲学都企图顺应现象学方法，并且用这种方法来表达自己。然而，现象学并不是一个静止的哲学，而是一种具有能动要素的动态哲学。它的发展既取决于现象学内部固有的原则，也取决于它所面对的“事物”以及事物的结构。因而有人将现象学比作一条流淌的河流，包含若干支流，这些支流之间虽然有共同的发源地，但它们没有确定的可以预先指出的共同流向。每个支流以不同的速度、向不同的方向发展，并不需要与现象学运动的性质完全一致。正如美国哲学家赫伯特·施皮格伯格在《现象学运动》一书中所说：即使1913年胡塞尔发表现象学宣言时，现象学运动内部也没有达到完全的协调一致。在他看来，现象学运动与其说像一条河，不如说更像一棵伸展着的大树。这意味着这一运动所展现出来的不同支流的各个目标，并不是互相矛盾的，因而是互相抵消的，相反，它们是在现象学“面向事物本身”这一内容广泛的关系中，完成这一运动的一些确定的基本任务，这就是在整个广度和深度上，从其客观方面和主观方面研究和描述现象本身。

毋庸置疑，现象学运动的多样性比起它的相互联系的统一性更为突出，即使这个运动的创始人胡塞尔的思想变化也是很大的。因此，现象学作为一种运动，一开始便在若干方向上呈扇形发展。舍勒运用现象学的方法，向社会学和伦理学方面发展，哈特曼更是一位成体系的、批判性的现象学的皈依者，而最值得一提的是海德格尔生存论的存在论几乎脱离了现象学。现象学运动在法国的代表有加布里埃尔·马塞尔、让-保罗·萨特、莫里斯·梅洛·庞蒂、保罗·里科尔等，则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将现象学与存在主义融合起来，使现象学不仅更富有人性，同时在某种意义上也脱离了胡塞尔的超验的主观主义。由于现象学家们的研究侧重点不同，观点也非完全一致，所以，现象学运动从未制定过通常意义上的统一哲学体系，每个人也没有一套比较固定的学说，他们只是在强调所谓凭借“直接的认识”去描述现象的这种研究方法上是一致的。

现象学最独特的核心是它的研究方法。这个方法的一个基本原则是：“面向事物本身”。事实上，自胡塞尔的现象学宣言《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问世以来，在“面向事物本身”的口号下，扩大和加深我们直接经验的范围，把现象的显现方式作为单独的问题来研究，一直是现象学的研究主题。正如胡塞尔所说的那样，这些哲学家并没有一个共同的体系，使他们联合起来的共同信念是：只返回到直接直观到的东西的原始单纯状态，回到由直接直观得来的对现象的诸本质关系和结构的洞察。在这个前提下，不仅直观地阐明现象，而且在直观的基础上重新陈述现象的显现方式这一问题，从而最终至少在原则上解决这些问题。所以，现象学方法在所有的步骤上都力图摆脱说明性的假设，要求从传统的信念或理论，以及人们已经习惯了的思维方法中解放出来，而将自己限制在直观观察的直接证据上，强调凭借直观直接研究和描述意识现象，通过揭示出我们经验中迄今被忽略了的现象，以不断丰富我们的经验世界。

现象学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它的产生不仅有其历史上的渊源，而且也是对当时社会上所出现的哲学危机、科学危机和伦理危机的一种哲学自觉。现象学作为危机时期的自觉哲学，旨在帮助哲学、科学和伦理摆脱危机，寻找新的出路。如上所述，现象学方法的研究主题是直接的现象，这种哲学诉求，是对当时盛行的英美实证主义对待现象的思维经济原则的一种反抗。这种简单性原则如同奥卡姆的剃刀，极力缩小经验的范围，简化经验的材料，仅仅将经验的材料限定为感觉材料，而拒绝接受任何其他可能的材料。与这种哲学倾向相反，现象学家强调要开拓现象、探讨现象本身更加细微的结构，因而它所需要的不是简化与经济的原则，而是一种宽容的精神。所以，现象学方法的第一要务是扩大和加深我们直接经验的范围，比传统经验主义更充分、更如实地倾听现象，尊重现象。

摆脱科学的危机也是现象学的一个重要抱负。对于科学的“危机”，胡塞尔和英国著名数学家、哲学家怀特海在几乎同时出版的著作里，揭示了当时科学危机的深刻性和特征。怀特海在《自然的概念》（1920）、《科学与现代世界》（1926）两本著作中，指出这种危机是诱导科学走向自然的一个纯粹主观的或唯心的部门和一个纯粹的客观部门。胡塞尔则在《欧洲科学的危机和先验现象学：现象学哲学导论》（1936）一书中，指出科学之所以陷入理论上的困惑，就在于科学一方面使人扩大了对自然的控制，另一方面却降低了科学的可理解性，因而这种危机的特征表现为：伽利略的客观主义和笛卡尔的主观主义之间的分裂。当然，尽管二者关于科学危机的分析，有着惊人的相似，但这并不意味着二者在具体补救方法上也持完全一致的见解。然而，这并不影响胡塞尔和怀特海在拯救原则上的一致性。他们都主张假如科学不想成为各种特定假设的大杂烩，它就必须具有坚实的哲学基础。所以，胡塞尔认为，科学应该对自己的原有基础进行一种彻底的批判，其批判的依据，既不采取伽利略的客观主义态度，也不采取笛卡尔的主观主义态度，而应该采纳经过改造的作为严密科学的现象学。以现象学的严密科学性，帮助科学家们澄清和批判一系列基本概念和假定，从而摆脱科学的危机。

现象学作为一种时代精神，也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伦理危机以及由此所产生的一系列诸如人生有无意义等社会根本问题的解答。在胡塞尔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创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影，使人们对一向最有确定“价值”的观念发生了怀疑。上帝死了，人们一直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动摇了，在人们心目中出现了很大的空洞和旋涡。面对残酷的现实，迷惘的人生，胡塞尔指责科学已蜕变为只局限于对纯粹事实而非哲学的研究，因而不能也不愿意面对人的生存意义与价值的问题。所以，“哲学必须为重建人性准备基本根据”。但是，由于古往今来的哲学理论深陷在各种对立和危机中难以自拔，因而，堪当此任的哲学只能是超越了各种对立与危机之上的现象学。现象学会在一种全新的维度中，以一种全新的出发点和全新的方法来解决时代所提出的问题。正因如此，胡塞尔在《欧洲科学的危机与先验现象学》一书中，把现象学称作哲学史上的第四次革命。前三次革命分别是：提出Being（存在）之理念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强调经验和理性两个方面主观性的笛卡尔；提出先验性是必然性知识来源的康德。

现象学之所以成为哲学史上的第四次革命，其依据在于：第一，它追求严密科学的理想。作为一门严密科学的哲学，它要求不使用任何未经考证的概念和假设，或者至少从原则上说取消在现象学上未被澄清、未被证实以及不能证实的前提，以绝对肯定的无可置疑的“阿基米德点”作为认识批判的第一出发点，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具有最大明晰性的知识系统，从而为科学知识提供规范和确实可靠的基础。第二，它追求哲学的彻底性。哲学上的彻底精神要求现象学不受任何其他科学知识的限制，“转向对象”, “转向主体”，通过一种新的沉思，探讨一切知识的“根源”和“开端”，即穷根究底一切知识的最后基础。第三，它追求直观性。哲学的彻底性要求返身内求，而返身内求的方法不能借助任何“精密科学”的方法，应当采用一种和“自然的”方法相对立的直观本质的新方法。用这种直观的操作法去阐明、确定和区分意义，以回答人的认识是何以可能的问题。第四，它追求哲学为人类服务。现象学主张重建哲学，其目的不是为自然服务，也不是为哪个人或哪部分人服务，而是为人类服务。哲学家不仅要为各门科学提供知识确定性的基础，还要为人类寻找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每个哲学家都具有为人类社会和文化负责的道德责任感，因为哲学家是“人类的公仆”。

由于现象学追求这些全新的目标，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以胡塞尔为代表的现象学形成了一股引人注目的哲学思潮。这种哲学思潮虽在20世纪30年代曾因德国法西斯兴起，学派的《哲学与现象学研究年鉴》被迫停刊，首领胡塞尔逝世而一度失势。但在二战之后，它不但得以恢复，而且越来越成为一种国际性的哲学思潮。其思想不仅流传于许多国家和地区，而且还直接或间接地启发和推动了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的生成与发展。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其影响还波及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数学、美学、文学、宗教和伦理学等领域，并渗透到了生物学、病理学，甚至精神治疗学等各门学科的研究中。值得注意的是，60年代以来，现象学的思潮还积极向马克思主义靠拢，用现象学的方法来修正和解决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问题，形成了“现象学的马克思主义”，并在一些国家得到了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