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缅甸华侨会党探析——以缅甸洪顺总堂文献为中心

中共广州市委党校 姜 帆

摘要 晚清民国时期的缅甸华侨会党主要包括下缅甸的洪顺堂、青莲堂、建德堂和上缅甸的哥老会。缅甸华侨会党虽源于中国内陆会党和马来亚华侨会党，但性质已发生改变，其组织形式延续着会党的隐秘性，而功能形态逐渐半公开化乃至公开化。缅甸华侨会党与传统“三缘”社团互为表里，在华侨个体与殖民政府之间发挥缓冲作用，共同构成了近代缅甸华侨社会高度自治的形态。

关键词 缅甸 华侨 会党

晚清民国时期，缅甸境内的华侨数量迅速增长。缅甸与中国海陆皆通的地理特征，造就了缅甸华侨籍贯滇、闽、粤并立的格局。滇籍商贾、劳工经陆路入缅，汇聚于上缅甸；闽、粤籍商贾、劳工则经海路入缅，汇聚于下缅甸。这一时期，中国民间的会党亦跟随移民浪潮，在缅甸华侨中形成分支机构。囿于会党的秘密性质与缅甸华侨社会的规模，围绕缅甸华侨会党尚存许多疑问。本文尝试综合利用文献记载与田野调查资料，一窥近代缅甸华侨会党的形态与功能。

一 缅甸华侨会党概况

近代海外华侨往往聚族而居，以血缘、地缘纽带维系社群，这使华侨会党也延续了国内的区域分布特征。目前已知影响较大的缅甸华侨会党包括下缅甸以粤籍华侨为主的洪门洪顺堂，以闽籍华侨为主的洪门青莲堂、建德堂和流行于上缅甸矿区华侨劳工中的哥老会。

（一）洪门洪顺堂、青莲堂

洪门，亦称天地会、三合会、三点会等，其得名原因众说纷纭，常见说法是源于明太祖“洪武”年号，或源于明末抗清将领史可法的部下洪英，明末抗清入台的郑成功、郑氏谋臣陈近南也常被视作洪门组织的开创者。清末光复会创始人之一陶成章曾指出：“何谓洪门？因明太祖年号洪武，故取以为名，指天为父，指地为母，故又名天地会。始倡者为郑成功，继述而修整之者，则陈近南也。”这种说法在辛亥革命党人乃至后世史学界中，都颇具代表性。近年来，有学者指出，洪门起源于福建漳州地区，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由漳浦县洪二和尚即万提喜首创。无论洪门的真实起源为何，晚清民国时期的国内和海外洪门组织，皆以世代相传的反清志士典故作为正统叙事，“洪武”“郑成功”等名号，早已成为社会上对洪门组织的认同标志。

清代嘉庆、道光年间，中国洪门组织逐步跟随闽、粤人口外移，向东南亚、北美华侨社会扩散。缅甸最早可能在18世纪末开始出现洪门组织的活动。据吴玉成在《四邑人出国初探》中记载，他“曾在下缅甸苒基埠（与榕城隔邻）见四邑人所建义兴馆（三点会）有嘉庆四年（1799年）的匾额”。

缅甸华侨社会的洪门组织主要分为两大堂口：洪顺堂、青莲堂。咸丰二年（1852年），粤籍华侨在仰光创办洪顺总堂，亦称义兴馆、义兴公司等。随后，光绪八年（1882年），闽籍华侨也在仰光创办了青莲堂，亦称和胜总公司。因英属马来亚一带禁止帮会活动，光绪十年（1884年）洪顺堂、青莲堂曾分别改称武帝庙、凤山寺。

缅甸洪门的组织架构完全遵循洪门规制。洪顺、青莲这两个堂号，分别对应洪门在国内的五大部所堂号，标志着这两个组织与洪门的源流关系（参见表1）。

据表1可知，按照洪门规制，原本活动于福建、广东两省的洪门组织，分属洪门第一、第二部公所，别号分别为青莲堂、洪顺堂。据此，缅甸闽籍华侨的青莲堂、粤籍华侨的洪顺堂，正是国内洪门组织在缅甸华侨社会的延伸。2013年，《广东华侨史》编修工程调研团队在仰光洪顺总堂查阅了大量内部手抄文献，更加确凿地证实了缅甸洪顺堂与国内洪门组织的源流关系。例如，仰光洪顺总堂的内部文献中，随处可见三角形旗帜，上书字（图1），正是表1第二部公所“洪顺堂”的旗号。

缅甸洪顺总堂最初开堂时，成员仅38人，至1952年成立一百周年时，先后入堂、有明确记载的成员共计21158人，详见表2。

缅甸洪顺总堂前100年的发展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852年至1871年，共20年，属于创业阶段。缅甸华侨对洪顺总堂大多持观望态度，洪顺总堂开堂时仅38人，第二年也仅加入37人，且没有自己的堂址。首任大哥温成在主持开埠后不久，对堂务惨淡甚感失望，便推黄享为大哥。黄享积极策动筹款购地，兴建堂址。1860年，总堂建筑落成，当时约有400名成员。至1871年，成员发展至960人。黄享等人的经营，为洪顺总堂下一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二阶段，从1872年至1911年，共40年，是发展和巅峰阶段，入堂成员共计10881人。前20年的主要负责人为广东台山籍华侨李迺喜。李迺喜积极置办不动产，1883年洪顺总堂重建堂址，成员于1885年重新举行入伙仪式，该堂址自此一直沿用百年有余。1891年李迺喜病逝后，曹华炎接任大哥，在常务上“萧规曹随”。因李迺喜遗留的财力非常充裕，曹华炎在仰光广东大街和第23街主持落成了三栋楼宇，缅甸洪顺总堂的物业在此时达到顶峰。

第三阶段，从1912年至1951年，共40年，是守成阶段，入堂成员共计9317人。主要负责人李遐礼是前任负责人李迺喜的第六子，于1913年被推举为大哥。自清末保皇派与革命派论战以来，海外华侨社会被卷入政治运动浪潮，而原在缅甸居于领导地位的洪顺总堂未能把握时机，影响力不及总前。洪顺总堂原本寄期望于李遐礼挽回颓势，但事与愿违。李遐礼出生于缅甸本土，从小接受西式教育，对中国政治大势变迁、缅甸华侨社会事态，有一膜之隔。太平洋战争期间，日军侵占仰光，洪顺总堂堂务中断，李遐礼携带大箱档案文件逃难，途中病故，档案文件也被焚毁。二战后，缅甸洪顺总堂复办，但时过境迁，华侨会党在现代民族国家和法制社会中已不复昔日辉煌。

仰光洪顺总堂、青莲堂之下均设有一些分堂、支派。洪顺总堂在仰光之外设有分堂。南渡义兴馆成立于1921年，会员人数截至1952年约共700人，前身是南渡中华公所群义馆。因该馆不能团结，遂由伍其达等呈报仰光武帝庙，委派五虎将，改组为洪顺总堂的分堂。该馆自建有会所，在二战时被焚毁，战后重建。土瓦广兴馆成立于1928年，会员人数截至1952年约共300人，原馆也在二战时被焚毁，战后重建。青莲堂之下，有青莲群忠社、青莲清芳阁等支派。1954年10月1日，青莲堂部分拥护新中国的青年另外组成了缅甸洪门青年联合总会。

缅甸洪门既然分立洪顺、青莲两堂，难免存在摩擦。部分洪门人士为求和平稳定，遂尝试破除两堂界限。1915年，仰光“和义馆”成立，这是闽、粤籍洪门人士均可参加的组织，截至二战之前，全体成员达到千人之多。“和义”的名号既取“和平侠义”之意，又说明最初的会员分别来自洪顺堂（义兴馆、义兴公司）和青莲堂（和胜总公司）。1935年，缅甸又出现了一个“胜兴馆”，同样是闽、粤籍洪门人士均可参加的组织，其命名同样取自“和胜”“义兴”，表达两堂联合的意愿。

（二）建德堂

下缅甸华侨社会的另一个重要会党是闽籍华侨的建德堂，亦称建德会馆、建德社等。建德堂供奉福德正神，亦称大伯公，这是闽粤侨乡和南洋华侨社会普遍供奉的土地神。与洪顺堂、青莲堂不同的是，建德堂无法明确归于洪门某部，其与国内会党的渊源关系至今有待探索。2014年，马来西亚《光华日报》报道称，一批来自缅甸和印尼建德堂的资料面世，成为南洋建德堂早年属于天地会秘密会社的证据。尽管建德堂的源流不甚明晰，但其组织形式、规章制度、人员称谓等方面的特征均与洪门极为相仿，属于典型的近代会党。

缅甸建德堂据说迁移自始建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的槟城建德堂。毛淡棉建德堂被视作缅甸最早的建德堂，约建于1843年，比槟城建德堂略晚。同治七年（1868年），仰光“建德总堂”成立。同治十三年（1874年），建德总堂在仰光百尺路建成一座二层砖楼，作为总堂堂址，楼上大厅上署“福德祠”。1912年，该堂址改建为四层洋楼：四楼为福德祠，奉祀福德正神；三楼为忠义堂，奉祀先贤禄位；二楼设学堂；一楼为公所及储藏室。

仰光建德总社负责人称为“正大董”，早期正大董均为卓有名望的缅甸侨商，自创始之日起至1946年的历任名单见表3。

晚清时期缅甸各地的建德堂分社曾多达70余个。太平洋战争期间，建德堂与其他社团一样陷于停滞，至战后1946年复办，部分建德堂至今仍在缅甸活动。

建德堂、青莲堂虽均以闽籍华侨为主，却各自分立。究其原因，曾有人指出，青莲堂即和胜公司是工人组织，而建德堂是商人帮会，本与青莲堂相对抗。该说不知确否，但和胜、建德之间确实留下不少争斗的记载。日本学者长田纪之指出，在1910至1920年代，因仰光的建德会馆与和胜会馆之间竞争激烈，仰光市政府特邀请各派侨领组成一个华侨委员会，对于个别严重危害公共秩序的华侨，由该委员会提名、仰光警察局批准后，驱逐出境。

（三）哥老会

相对于下缅甸华侨社会的洪门组织洪顺堂、青莲堂和建德堂等，上缅甸华侨中主要流行另一个不同源流的会党——哥老会。

关于哥老会的起源，迄今仍众说纷纭。综合各种说法和目前所能见到的有关材料，有学者认为，哥老会发源于乾隆初年四川的啯噜会，而啯噜会是清代社会矛盾的产物，是四川破产劳动者自发组成的秘密互助结社。到嘉庆、道光年间，由于南方天地会势力的北移，啯噜会与川楚一带的白莲教、啯噜党势力相会合，经过相互渗透、相互融合，才形成哥老会的组织名目。同治、光绪年间，随着湘军等军伍的遣撤，以及破产劳动者、游民队伍的急增，哥老会勃然而兴。到民国时期，哥老会有了另一个流行名称——红帮。哥老会（红帮）最初的活动范围，主要局限于长江中上游地区，特别是四川、湖广等地，后来随着活动扩张，在湖广地区与活跃于安徽、江苏、浙江等长江下游的青帮接触，遂出现“青红不分家”的说法。

哥老会如何传入缅甸，尚无明文可查，很可能是南方各省的底层劳动者将其带到了滇缅边境和缅北矿区。自清代以降，缅北便形成了华侨入缅开矿取银的传统。英国殖民者占领缅甸后，夺取了银矿开发权，并进一步分析矿石成分，提炼其他金属。在20世纪20至30年代，数以万计的华侨矿工应招而至，携带家眷在矿区生活，并受哥老会组织管辖。哥老会的首领一般称为“袍哥”。在缅北矿区，华侨矿工的大、小工头即为哥老会的大、小袍哥。缅北矿区的华侨矿工季节性强、流动性大，就目前所知，并未留下固定的哥老会会所和典籍。

二 家规森严：缅甸华侨会党的隐秘性——以缅甸洪顺总堂为例

近代会党的首要性质，在于“隐秘”二字。会党借助对内部成员的严格管理和对外界干预的有效屏蔽，隐身于公共视野之外。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会党一般具有等级分明、组织严密、家规森严的特点。

缅甸华侨会党的组织形式完全延续了中国近代会党的隐秘特征。时人曾评价曰：“和胜、义兴、建德等盟会，其由来甚古，殆自南洋有华侨，即有此种盟会；其组织内容为绝对秘密性质，非其会员无由知之，会员苟泄漏其秘密，必受处分。”基于缅甸洪顺总堂的文献，今人得以一窥缅甸华侨会党的内部组织制度和运作方式。

会党为求正名立本、凝聚人心，通常各自具有标志性的崇拜对象，如建德堂拜祭福德正神，洪门则供奉民间建构的反清先烈。每逢要事，会党成员必先行拜仪，再作论处。缅甸洪顺总堂内部手绘的神位摆设图，表明了洪门认同的各位开山始祖，其神位排列见图2。

神位上的名号既符合目前对洪门供奉对象的普遍认知，又略显混乱。“太始祖朱洪英”“太始祖洪启胜”通常被称作太始祖、太宗，传说是明朝皇室后裔，或曰洪门创始人；“开基始祖万云龙达宗”“首令先锋苏洪光”“始创香主陈近南”对应洪门五宗之达宗万云龙、威宗苏洪光、宣宗陈近南；“前五祖蔡方马胡李”即前五祖蔡德忠、方大洪、马超兴、胡德帝、李式开；“韩韩郑李四大忠贤”大致对应五杰之韩龙、韩虎、郑道德、郑道芳、李昌国；“郑君达郑玉莲郭秀英”大致对应五义之郑君达、三英之郭秀英、郑玉莲；明朝小主洪竺则是假托的明末崇祯帝之孙。因洪门源流复杂，且文献典故多依赖内部手口相传，抄本中提到的太平圩主程德辉、开国舅父陈教达并不常见于洪门叙事，有待进一步考证，但以上内容已足以表明缅甸洪顺堂与洪门的归属关系。

会党的组织结构通常按等级和职能排列位次，以严格的规章维持秩序。缅甸洪顺总堂沿袭了洪门的一贯特点，在大哥之下设有先生、财库、先锋、红棍、纸扇、草鞋等职务，门内成员对地位高者称大哥、父兄、义兄等。一般来说，先生负责辅佐大哥，“即如刘基辅明皇”；财库负责管理钱粮，“菊花美酒铺琼浆”；先锋负责领兵争功，“佑我金栏把兵提”；红棍负责维持规章，“专打洪门犯法人”；纸扇负责出谋划策，“多少诗词写在中”；草鞋负责传递信息，“早把洪门信息通”。洪门家规森严，号称门内章程有三十六誓、二十一则、十禁十刑等，若有违反，将招致杖刑乃至处死的严惩。

会党为保证内部消息秘不外泄，沟通时设有隐语、手势、暗号等联络方式（见图3）。洪门的典型暗号，即“茶碗阵”，用于向门内人接头联络、传递信息、告危求助等。因洪门分支繁多，不同区域的茶碗阵的摆法不尽一致，但区域内部则相对统一。缅甸洪顺总堂内部流传着“单鞭救主”等多种阵法，举例如下：（1）“单鞭救主”，一杯茶，壶嘴对着茶杯。如果是次要人物求救，须扭转壶嘴对着其他方向。茶不可乱饮。对应的暗语诗为：“单鞭独马走天涯，扫尽云霞保主来。变化喜龙同日月，扶持明主登龙台。”（2）“义兄不在家”，一杯茶，用扇一把盖住茶杯。若要饮茶，须答诗后再饮：“洪扇盖洪茶，相识满天下。义哥不在家，饮杯义嫂茶。”（3）“四大忠良”，四个茶杯一过而列，从右往左，含义分别为寄妻、托子、赠银、替死。该阵意为兄弟有难求助，茶不可乱饮，当得起哪一件托付，方能饮哪一杯茶。（4）“刘秀过关”，四杯茶呈“凸”字形排列，能带兄弟出关方可饮，不可乱饮。

会党的新丁入堂仪式，往往是其正统叙事、规章制度的集中体现。新丁入堂，须有保人，并完成冗长繁复的新丁入堂仪式。根据缅甸洪顺总堂的内部手抄本文献记载，新丁入堂基本程序如下。

第一步，“卖三河水”。所谓“卖三河水”，实为假借新丁售卖“三河水”之名，举行一系列入堂仪式，伴以吟唱对应各环节的洪门叙事诗。

首先，先后吟唱《举谦诗》《五祖牌》《访友牌》《天地人和合》《天字牌》《地字牌》《人字牌》《和牌诗》《合牌诗》《挂完牌编诗》《素珠牌》《解纽诗》《脱衣诗》《穿衣诗》《襟牌诗》《包头诗》《十二底》《三十六底》《入头门诗》《入二门诗》《入三门诗》《过乾坤圈诗》《二十四底》。无论这些诗以天、地为名，还是以穿衣、脱衣为名，诗句中皆贯穿反清复明志向。以《十二底》为例，诗句如下：

初进洪门结义兄，当天盟誓表真情。

长沙湾口连天近，渡过乌龙见太平。

铜铁成桥兄弟过，桥心一星木杨城。

松柏二枝分桃李，忠节三花法义亭。

忠义堂前来议论，城中点起百万兵。

福德祠前曾许愿，剿灭清朝复大明。

该诗不仅在开头、结尾处表明洪门以反清复明为己任，而且诗中所涉地名、人名均为洪门惯用典故，暗指明末抗清事迹，详情在抄本中另有长篇叙述。

其次，上述诗歌唱毕，进入先生问答阶段。问答内容皆有定式，新丁的回答亦包括若干叙事诗，表示对洪门志向的了解和入门遵守规程的决心。问答内容如下：

先生问：你丹墀跪下奉何人之命？

答：逢牛江大佬之命。

问：到来何事？

答：到来卖三河。

牛江奉命卖三河，结义联盟兄弟寻。

入门饮过三河水，抹净心肠口莫棘。

先生问：你知三河山出于何处？

答：三河山出于丁山。

丁山叠叠结彩平，复回全仗我洪英。

迎面碧水三河合，凸出五湖八角亭。

先生问：丁山见有何物？

答：见有十八人在此修山。

问：修何人之山呀？

答：修万云龙大哥之山。

问：有何为证？

答：有诗为证。

十八人来去修山，云龙猛勇去除奸。

一人难敌清朝将，马失前蹄丧石岩。

先生问：你得知十八人姓名吗？

答：得知。

……

抄本所载上述问答内容长达数页。待诸如此类的问答结束后，新丁将获得饮水。

第二步，“卖五色果子”。“卖果”的程序类似上述“卖三河水”。首先，吟唱多首“卖果诗”，诗词内容与上述“卖三河水诗”大同小异。其次，进入先生问答阶段，形式大体一致，而措辞有所不同：

先生问：你丹墀跪下姓甚名谁何方人氏？

答：姓谢名邦恒南山人氏。

本是南山一老翁，将来卖果访英雄。

谢氏邦恒来卖果，转身原是白衣公。

先生问：你到来何事？

答：到来卖果。

问：你卖乜果呀？

答：卖五色果。

问：何为五色果？

答：乌红赤白绿。

五色果子在木杨，前人种果后人尝。

忠心食过长生福，奸心食过命不长。

先生问：你卖果可知乜果为大？

答：万寿果为大。

……

待当上述程序完成后，将由所谓卖果者担果入太平圩场，将果子卖给新丁吃。至此，新丁入堂仪式才算结束。

二战之后，海外华侨会党大多逐步转型为合法化的注册社团，但传统“家规”并未完全根除。据说，30年前的缅甸建德堂曾发生某义兄在开会时其子偷窥、被迫处死其子的悲剧。甚至在21世纪的今天，缅甸洪顺总堂仍然规定，开会时门外须有人把守，绝不允许外人在场。

三 自治与入仕：缅甸华侨会党的公开化

尽管近代会党多以“反清复明”为口号，但随着时代和地域变迁，会党在海外华侨中的分支早已脱离所谓的反清性质，成为华侨社会中组织严密、排他性强、高度自治的社会团体，与华侨的生死存亡息息相关。华侨会党为了在侨居地争取发展空间，往往遵照当地法制，转型为半公开、公开的社团组织，呈现“旧瓶装新酒”的面貌。

（一）融合三缘，社群自治

缅甸南部领土与马来半岛相连，是英国在南亚、东南亚的最后一个扩展目标。晚清时期，下缅甸华侨有相当一部分是跟随殖民者的步伐，从槟榔屿等地迁移而来。因此，下缅甸的闽、粤籍华侨会党从一开始就不是直接移植自国内会党，而是借由马来亚华侨会党分立而来。缅甸建德堂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从槟榔屿向北延伸至毛淡棉、丹老、土瓦及下缅甸三角洲，直至仰光；二是再从仰光等地发展到缅甸各地。洪顺堂的发展过程与之类似。据缅甸洪顺堂成员曹枯桐回忆，有人认为洪顺堂在1852年成立是为了响应太平天国起义，这种观点“似是实非”。据他以前听老辈口述，当时是缅甸粤籍华侨黄享（亦称黄明享）等人通过水客经验，意识到英属马来群岛、婆罗洲、印尼等南洋各埠的洪门势力雄厚，不是洪门中人则容易吃亏，要在南洋谋生须得到洪门支持。因此，黄享主动向新加坡洪门申请加盟，而对方亦乐于扩大势力，遂派祖籍福建马尾的温成于1852年前来仰光，在广东观音古庙（图5）主持仪式，开炉加盟，仰光洪顺总堂由此成立。这种说法虽系口耳相传，却契合南洋华侨社会的发展特点，说明缅甸华侨会党自兴起之初的动机，就是结盟自保，避免“吃亏”，与会党规章中赖以立身正名的“反清复明”毫无关系。

旨在“结盟自保”的华侨会党，天然糅合了血缘、地缘、业缘等“三缘”因素，与华侨宗亲会、同乡会、行会等传统社团具有难以割裂的联系。华侨个人往往同时兼具会党成员、宗亲会成员、同乡会成员、行会成员的身份，一些华侨会党的领袖也往往同时兼任某宗亲会、同乡会或行会的领袖。例如，缅甸洪顺总堂在咸丰二年（1852年）首次“架桥开圩”宣告成立时，借用了仰光广东观音古庙的侧边场所，而广东观音古庙不仅仅是单纯的宗教场所，更具有类似于广东同乡会会馆的性质。洪顺总堂巅峰时期的大哥李迺喜是知名粤籍侨领、成功商人，兼任宁阳会馆、李家馆等社团领袖。李迺喜在自营的烟酒业中，拨出一部分利益作为洪顺总堂经费，对宁阳会馆、李家馆也是如此。1868年广东观音古庙重修时，李迺喜还担任大总理。木工是粤籍华侨在缅甸的优势行业。洪顺总堂在仰光木工等职业的行会中颇有势力，早期的缅甸粤籍洪门领袖如黄明享、黄观耀、黄万成、李文齐、曹公欢等，均为知名木工营造商。因此，初入木工行当者，必须先加入洪顺总堂，才有加入行会、执业务工的资格。会党与宗亲会、同乡会、同业行会一道，渗透华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相当一部分普通缅甸华侨的生活和工作依赖于会党的保护、协助、管辖乃至控制。从晚清时期至民国初期，洪顺堂、青莲堂和建德堂的力量几乎公然主导了下缅甸华侨社会。

英国殖民者在缅甸建立起统治秩序后，无法取代会党、“三缘”组织对华侨的管理功能，遂实行“以华治华”策略，继续依靠社团、侨领维持华侨社会秩序，而华侨社会也延续着自治传统。1909年，勃生的闽籍华侨会党和胜、建德之间发生事端，“风潮甚大”，英属缅甸政府只能委托闽籍侨领庄银安前往调停。1922年，仰光“鲁北行”的木工向“北城行”开展“斗堂”，即罢工斗争，经洪顺总堂领袖的调解获得成功，从此仰光的木工业开始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在缅甸华侨劳工运动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上缅甸矿区哥老会的运作方式同样结合了“三缘”因素。不少华侨矿工都回忆，在20世纪30至40年代，哥老会控制着矿区华侨社会。在俗称“老银厂”的锡矿公司，最大的工头兼大袍哥是侨领梁金山，管辖云南保山一带的工人，其次是虞德昌，管辖云南云祥的工人。华侨矿工只有先加入哥老会，才能找到工作，并避免遭受欺侮。入会时，要有一人担保，并先缴纳5～10元不等的帮会费，即可拿到俗称“红纸”的帮会证。

矿区哥老会一方面是协助英国公司管理、控制矿工的工具，另一方面也与其他会党一样，是矿工的互助自治组织。例如，按照传统习惯，华侨要庆祝春节，但开发老银厂的英国公司不准休假，华侨矿工便通过会党组织起来，进行罢工斗争，最终迫使英国公司让步，同意放三天年假。

随着英属缅甸殖民地的法制建设，会党被迫改头换面，走上公开活动的道路。会党遵照殖民当局规定，纷纷注册为公司、社团等机构，会党的“大哥”在公开场合也更名为理事长、社长、主席等现代化称谓。同时，在民主自由思潮、抗日救国运动的影响下，民国时期的缅甸华侨社会涌现大量政治性、专门性的新式社团。缅甸华侨会党亦顺应形势变迁，扩展自身职能，迎合华侨在政治、经济、文教等方面的需求。缅甸洪顺总堂领袖李遐礼配合中国驻仰光领事馆，劝导洪顺总堂主办的育德小学、陈家馆主办的培正小学、李家馆的求真小学、黄家馆的粤秀小学等各校合并为粤籍华侨公立的育德学校（男校）和育德女校，在缅甸华侨社会引领了整合教育资源的风气。闽籍青莲堂大哥即理事长洪金铭身兼华侨佛教组织崇竺圣会的会长、缅甸华侨体育会会长等职，副理事长曾顺续身兼缅甸华商商会副理事长、缅甸华侨兴商总会理事长等职。二战后，华侨会党虽然再也无法左右现代华侨社会，但仍在华侨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继续发挥凝聚人心、协作互助的作用。

（二）入仕从政，合法转型

近代海外华侨常常遭受的诟病之一，是只专注赚钱谋生、不关心政治、不融入主流。然而，缅甸华侨是这种刻板印象的有力反证。民国时期的缅甸华侨参政活动引起不少报道和关注，其中就有会党领袖的身影。

英国殖民者推行的代议制政治制度，是华侨参与竞选、跻身政坛的前提条件。1923年，英属印度殖民当局在缅甸民族主义者的呼吁下，仿照印度先例，在从属于英属印度管辖的缅甸殖民地推行有限的二元制政治制度，给予缅甸当地人民以一定范围的自治权限，以选区选举的形式，选出部分缅甸立法委员会成员。缅甸立法会议席扩大至103名，其中80名为民选。同时，在1923年之后的英属缅甸殖民政府中，除了总督、财政、国防等关键部门仍牢固掌握在英国殖民者手中外，缅甸当地人士可以担任农业、工商业、教育、公用事业等政府部门的部长。1935年，英国政府和议会经过长期准备，终于着手宪制改革，出台了《1935年印度政府法》，其中第二部分是《1935年缅甸政府法》，规定自1937年4月1日起实行印缅分治，缅甸不再从属于印度，成为一块单独的英国殖民地。印缅分治之后，缅甸建立起两院制的议会，以及形式上对议会负责的自治政府。缅甸议会仿照英国，设上、下议院，下议院议员132席，由各选区自行选出。

在选举制的基础上，英属缅甸殖民当局的“以华治华”方针，客观上成为部分侨领参政的捷径。英属缅甸的议会和政府机构中设有不同党派、不同族裔的代表席位。其中，缅甸议会有一名单独预留给缅甸最大的华侨商会组织——华商商会的名额，另外还有不限种族的议员名额，可归华侨议员享有。1923年缅甸立法会举行首次选举，华侨共有4人当选，一位是粤籍侨领李遐养，由华商商会推选产生，一位是闽籍侨领曾祖慨，从仰光西区竞选产生，其他两位华侨议员分别从土瓦区、勃生区竞选产生。因仰光西区正是仰光唐人街所在地，照此计算，缅甸议会至少能保证两个华侨议员席位。1935年缅甸议会举行选举时，华侨在13个选区共选出16名候选人（包括华商商会的推选人）参与竞选，最后亦有4人入选。因下缅甸华侨以闽、粤两籍为主，英属缅甸政府还特意秉持均衡原则，或是同时兼顾两籍人选，或是默许两籍代表轮流出任。例如，1925年10月25日，庆福宫（福建公司）收到广东公司信函，告知仰光市政局的“议员闽粤各提一名，并请尽力协助其选举”。1929年，一名缅族议员在立法会辩论上公开点破了华侨议员的选举惯例：“华人两派之间早有共识，由闽粤轮流派员，参加三年一次的选举”。除了参与议会竞选外，华侨还跻身于英属缅甸政府和地方市政机构。缅甸政府部门、税务局、港务局、铁路局、仰光大学董事会等机构中，皆有华侨代表参与。

“三缘”组织是缅甸华侨社会的基础，也是华侨参政的后援力量。缅甸知名侨领时常接受英属缅甸政府的委任，协助处理华侨事务。侨领一方面代表华侨利益，另一方面配合殖民统治，在殖民当局和普通华侨之间协调沟通，发挥中间人、缓冲层的作用。缅甸重要的市政区域警署内常以市政会的名义，聘请数名华侨领袖作为名誉审判官或顾问，专门处理华侨违法问题。1935年，仰光市政会在警署聘用的名誉审判官，是李华林、华口明、陈汉地三人，被誉为中国“历来旅外华侨之罕有荣誉”。

英缅当局“以华治华”的方针和缅甸华侨会党的影响力，使兼具侨领性质的会党领袖亦成为殖民当局的笼络对象。带领缅甸洪顺总堂跨入巅峰的负责人李迺喜早年经营英国殖民者的包税生意，有二子扬名缅甸政界，一为长子李遐养，一为第六子李遐礼。李遐养走的是英式教育精英道路。他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在伦敦获得律师资格后返回仰光，先后当选仰光市议会议员、缅甸立法会议员、缅甸农林与公共建设部部长等，是英属缅甸殖民政府中的少数华侨部长之一。李遐养生前曾获英国授予KHH金质奖章，并获封为爵士。李遐礼则子承父业，经营实业，继任为洪顺总堂负责人，并兼任广东公司、宁阳会馆等社团负责人。会党负责人的身份并未给李遐礼招致不便，相反，他曾获聘为仰光市警察厅顾问，并获得英属印度总督授予TPS勋章。身跨政界、商界、宗乡社团、会党的李氏家族，实现了传统与现代身份的交融、转型，是当时无可置疑的粤籍华侨领袖。闽籍洪门青莲堂的负责人洪金铭同样兼有多重身份。洪金铭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曾担任仰光市议会议员。太平洋战争导致大量缅甸华侨返回中国避难，国民政府在战后开展归侨遣返工作时一度陷入困境。1947年4～10月，洪金铭以顾问身份加入缅甸代表团，协同首席代表宇吞貌赴中国参加缅甸归侨遣返的甄审工作，为国民政府成功遣返战时归侨做出贡献。滇籍侨领梁金山早年当筑路工时加入哥老会，因受英国投资方全权委托招工而发迹，并获得英国女王和印度总督的嘉奖。梁金山后来成为缅北老银厂矿区华侨中的“大袍哥”，并于1921年至1931年任缅甸华侨商会主席，动员华侨支持辛亥革命和抗日战争，捐办学校和公益事业。经过转型后，会党对内称“堂口”“分坛”，对外称公司、庙宇。会党负责人亦商亦官、亦秘密亦公开，对内是“大哥”“父兄”，对外是“议员”“主席”“理事长”“顾问”“爵士”。近代缅甸华侨会党摒弃了原生地的反抗特性，转型为殖民开发的承包商和代议制下的华侨利益代表，完成了公开化、合法化转型。

四 结语

缅甸是19世纪英国殖民者进占东南亚的最后一个据点。英国统治者在印度和海峡殖民地积累的拓殖经验，加上大量华侨从马来亚再次移民至缅甸的经历，使缅甸华侨社会呈现相对平稳的后发优势。在这种背景下，缅甸华侨会党虽然在组织形式上延续着隐秘色彩，但在功能上并不具备国内会党及马来亚会党的反抗特质。缅甸华侨会党逐渐转型为半公开乃至公开的合法组织，与传统“三缘”社团相辅相成、互为表里，在华侨个体与殖民政府之间发挥缓冲作用，共同构成了近代缅甸华侨社会高度自治的形态。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in Modern Burma—Focusing on Hongshun Records

Jiang Fan

（Party School of the Guangzhou Municipal Committee of CPC）

Abstract: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were influential in both lower and upper British Burma. Although derived from China and Malaya,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in modern Burma only inherited secret features in inner structure, and gradually became semi-public or public in actual operation. Together with other traditional Chinese organizations,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in modern Burma became buffers between Chinese people and colonial practice, and contributed to the building of autonomic Chinese society.

Keywords: Burma; Overseas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责任编辑：陈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