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新兴国家与发达国家：认知分歧与合作前景

后危机时代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的合作与竞争——以八国集团、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的关系为例

江涛 姜荣春

摘要：在后危机时代，传统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既有竞争又有合作。作为大国载体的八国集团、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正在经历着深刻的变化，G8向国际安全论坛转化和最初功能回归，B5成为全球治理的新机制，而G20成功转型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平台。G8和B5之间既竞争又互补，G8在国际经济合作与协调中作用被G20取代，但是这不妨碍二者之间在其他领域的合作。在G20的内部，G8国家和B5成员国日益呈现出竞合态势。展望未来一个较长时期，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的关系可能会发生质变，三个机制之间可能呈现出完全取代、继续共存和被边缘化三种不同的前景。

关键词：G20 G8 B5传统大国 新兴大国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国际金融危机使得新兴大国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新的消长，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更加均衡的方向发展。在后危机时代，传统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既有竞争又有合作，而它们竞争与合作的重要载体就是近年来兴起的非正式的集团和机制。在这些机制中，八国集团 (以下简称G8) 是传统大国的代表，金砖国家 (以下简称B5) 成为新兴经济体的重要平台，而二十国集团 (以下简称G20) 则成为二者的混合体。那么，这三个机制是怎样定位的，它们之间是怎样的关系？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之间是怎样以这种非正式的集团作为载体来进行合作和竞争的？未来的趋势又是什么？这些重要的问题都需要有一个明确的答案。本文首先回顾国际政治中的再集团化的背景，然后以三者的关系为例，探求后危机时代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的合作与竞争，并对其未来演变趋势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 国际政治的再集团化及其竞合背景

在国家体系演进的历史长河中，大国集团或者结盟一直是权力政治的主要载体。从欧洲三十年战争的哈布斯堡王朝同盟到维也纳体系中的神圣同盟，从两次世界大战间的两大集团到冷战背景下的华约与北约，国际政治中的集团化从来就没有停止。摩根索曾经深刻地指出，互相竞争的A国和B国为确保或改善它们相对的权力地位，可作出三种选择：其一，它们可以增加自己的权力；其二，它们可以把其他国家的权力添加到自己的权力上；其三，它们可以阻止其他国家的权力添加到对手的权力上。当它们作出第一种选择时，它们进行军备竞赛，当它们作出第二和第三种选择时，便执行联盟政策。

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 (尤其是现实主义) 认为，一部国际关系史就是一部大国兴衰的历史。对于崛起中的新兴大国来说，它在本质上具有强烈的扩张性，而一个新兴大国的成长意味着需要更多的资源和更大的战略空间，在全球资源和空间给定的情况下，新兴大国的成长将对现存大国的资源和战略空间进行冲击，从而产生利益的碰撞和冲突。大国崛起必然冲击现有国际体系的稳定性，从而引发持久的权力转移和冲突，霸权战争成为大国转换的关键。由于大国崛起必然带来国际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化，现状国必须采取措施加以应对，以最大限度地化解危机，或者为潜在冲突做好准备。

吉尔平指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是一种动态的循环过程。由于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后起的经济强国必然要利用发展起来的经济力量要求获得政治上相应的权力，而衰微的强国必然利用旧的制度权力阻止新兴大国的崛起，其结果就是系统的‘结构性战争’和新的国际权力体制的建立”。于是，在新兴大国崛起过程中，“新兴大国的想要崛起和必将崛起”与“现有大国想方设法地遏制崛起和延缓崛起”将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最主要的矛盾之一。

不过，这种传统的大国崛起理论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性，其代表人物的主张基本上是从西方国家的历史和理论传统出发，反映了基于西方国家历史所得出的基本结论和认识，不具有普遍性，而且其多先验地假定现存国际秩序的机制安排和管理机构的合法性，而不考虑其公平性，忽略或者完全否认新兴崛起大国的利益和合理要求。

更为重要的是，冷战结束以来，大国之间的竞争背景和模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联盟之间的本质关系也发生着变化。一方面，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经济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将不同类型的国家联系在一起。在当今时代，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在经济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的共同作用下，新兴大国和传统大国经济的相互依存、相互影响日益加深。以单个国家的双边关系为例，2010年中美贸易额达3853.4亿美元，中美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美国是中国第二大出口市场、第六大进口来源地。以集团对集团为例，2009年，七国集团对金砖四国的进口依存度为12.9%，出口依存度为10.8%；金砖四国对七国集团的进口依存度为29.7%，出口依存度为34.2%。很难想象，一旦某些国家和地区发生经济危机，联系紧密的国家能够置身事外。

另一方面，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客观上需要国家和集团间进行合作。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加深，长期困扰“地球村”的诸如恐怖主义、气候变化、能源危机、人口爆炸之类的全球性问题已经超出了一国能够治理的范畴，需要各国通过国际范围内的协调才能解决。这样，后冷战时期的大国关系表现为大国间的共同利益不断增加，相互合作与协调利益的要求上升，它们之间已经不互为敌手，传统大国关系的零和规则日益被以合作为主导的模式所取代，由国家组成的联盟之间的对抗性因素也在减少，而合作协调行动的因素不断增加。

二 后危机时代G8、B5与G20的角色定位与转型

在国际政治再集团化过程中，非正式集团日益引起世界各国的巨大关注。在后危机时代，作为其中的代表，G8、B5和G20正在进行调整和转型，并寻找自己的角色。

(一) G8：转向国际安全论坛

创始于1975年G8是世界上最主要工业化国家的俱乐部，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G8通过定期的会晤与磋商，协调成员国对国际政治和经济问题的看法和立场，在国际事务中保持了相当大的影响力。近年来，随着新兴国家的崛起和G20的升级，G8峰会的影响力已经大不如前。2011年5月，G8在法国多维尔召开第37届峰会。通过这次峰会，我们不难发现G8正在经历深刻的调整和转型。

首先，G8开始向安全和政治高级论坛转向，经济问题明显务虚和淡化。本次峰会的主题基本上都是政治和安全问题，由于近期西亚、北非局势动荡不定，因此，“阿拉伯之春”就成了G8讨论的焦点。G8给北非和中东地区的变局开出了具体“药方”，并提出对突尼斯和埃及等国家进行数以百亿美元的援助，“帮助”这些国家走出经济困境。

其次，G8开会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尝试采取新的扩大式专题磋商的形式。2007年以来，G8开会基本采取的是“G8+5”的“海利根达姆”模式。这一次G8峰会基本结束了“海利根达姆-拉奎拉进程”，采取了菜单式的方式，根据议题邀请相关国家参与。突尼斯和埃及获邀参加了与阿拉伯国家社会动荡相关的工作会议，非洲17个国家的代表则与八国首脑一同参加题为“非洲和平与安全”的扩大工作会议和非洲发展主题会议。

最后，G8正在向其最初的功能回归，发达国家利用G8抱团取暖的态势十分明显。G8的最初功能就是主要发达国家之间的协调机制，只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议题的增加，其功能才逐步扩大。此次多维尔峰会，法国提出要“建立一个新型的八国集团，更加关注发达国家的共同利益”，这可以看成G8回归本源的一个重要步骤。而此次G8峰会再一次强调共同的民主价值观，在利比亚、IMF总裁候选人等问题上也表现出少见的“一致和团结”。这表明，G8依然是发达国家抱团取暖的重要平台。

(二) B5：方兴未艾，成为全球治理的新机制

B5机制是在金砖四国基础上形成的合作机制，包括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及南非五个国家。金砖四国一词最早由高盛公司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提出的。2008年5月，金砖四国外长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举行会谈，决定在国际舞台上进行全面合作。2009年6月，金砖四国峰会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举行，这成为金砖四国的首次峰会。2010年4月，第二次金砖四国峰会在巴西召开，会后四国领导人发表了《联合声明》。2011年4月，第三届金砖国家领袖峰会在中国海南三亚举行，南非获邀加入并首次出席会议，会议通过了《三亚宣言》。

从概念提出到扩员，已经走过了十年历程。在后危机时代，B5正在日益成为全球治理的新机制和发展中国家合作的新平台，已经并将继续在国际舞台上发挥重要的作用。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B5各成员国本身“蕴藏着巨大能量”使得其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不可小觑。金砖五国人口约占世界总人口的40%，面积占世界总面积的近30%，国内生产总值接近世界的20%。过去十年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大国一直保持快速的经济增长势头，中国年平均增长率在10%以上，印度超过7%，俄罗斯达到6.6%，巴西3.6%，南非约3%。近年来，金砖四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50%, 2010年达到60%。目前，五国中的俄罗斯和中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巴西、印度、南非目前都是非常任理事国，五国均是二十国集团成员。

第二，B5正在成为发展中国家促进南南合作的平台。长期以来，国际经济协调中发展中国家的声音一直很弱，也难以形成合力。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确立和扩员将四大洲五大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通过这五大国产生地区辐射效应，有利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协调立场，建立互惠互利战略伙伴关系，在重大问题上一致行动，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利益。

第三，B5提出的许多设想、观点和理念正在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在《三亚宣言》中，与会各国领导人强调，“致力于和平、安全、发展、合作的宏伟目标和强烈的共同意愿使我们拥有近30亿人口的5个国家从不同的大洲走到一起”，“我们决心继续加强金砖国家共同发展的伙伴关系，本着开放、团结、互助的基本原则，以循序渐进、积极务实的方式推进金砖国家合作。我们重申这种合作是包容的、非对抗性的。我们愿加强同其他国家，特别是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以及有关国际、区域性组织的联系与合作”。这表明，B5的价值取向是寻求利益的共同点，追求“共享繁荣”。通过共同努力，B5正在努力构建“发展、伙伴、包容、贡献”的金砖精神。

(三) G20：成功转型，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主平台

G20成立于1999年，最初的定位是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内非正式对话的一种机制。从1999年到2008年，G20每年举行一次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2008年，为了应对金融和经济危机在全球蔓延，G20在华盛顿举行了第一次首脑峰会。自此，G20的发展进入峰会时代。

2010年，面对着新的世界形势，G20的领导人先后于6月和11月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和韩国的首尔两度聚首。2011年11月，G20领导人在法国戛纳举行了第六次峰会。在后危机时代，G20的定位不再是“灭火队”或者“应急委员会”，而是稳步地向着全球经济合作主要平台的角色迈进。

首先，G20正在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重要机制，有效地促进了全球经济的进一步复苏。在后危机时代，各国经济表现和发展趋势发生变化，政策目标出现差异，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出现分化。G20通过多伦多和首尔两次峰会，继续发挥协调中心的作用，使得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宏观经济政策在多方面达成了共识。在2011年11月的法国戛纳峰会上，G20通过了“戛纳行动计划”，提出各国促进各自经济增长的政策和行动，其中既包括短期内保增长、促稳定的举措，也包括中长期内开展结构改革、提高全球总产出、扩大就业、巩固经济增长基础的中长期计划。这充分显示了二十国集团携手促进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的决心。

其次，G20实质性推动了世界银行投票权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的变化，并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规划了路线图。在G20的推动下，世界银行在2010年4月同意发达国家共向发展中国家转移3.13%的投票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在2010年11月决定提高新兴国家在该组织中的投票权，减少发达国家在执行董事会中的席位并相应增加新兴国家的席位，并调整特别提款权定值篮子里美元、日元、欧元和英镑这四种货币的权重。这样，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主体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改革取得阶段性进展。在2011年11月的戛纳峰会上，与会各国进一步讨论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问题，并承诺“SDR (特别提款权) 的组成应继续体现各种货币在全球交易和金融系统中所扮演的角色。SDR组成的评估应基于现有标准，我们将要求IMF进一步阐明这些标准。为体现货币随着时间推移的角色变化和特点，SDR的构成将在2015年，或早于这个时间进行再评估，而符合现有标准的货币将能进入SDR的篮子”。

最后，G20开始把脉世界经济失衡问题，并将议题扩展到发展问题，着力推动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在2010年11月的G20首尔峰会上，发展问题首次进入了讨论的议题，各方通过“首尔发展共识”和跨年度行动计划。2011年11月的戛纳G20峰会上，发展问题也是重要的议题之一。而在2011年2月举行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与会各方经过艰苦谈判，就建立衡量经济失衡的一系列指标达成共识。这意味着G20在以经济议题为中心的同时，逐步将其范围外延到发展，并着力关注经济失衡问题。这种调整将有利于凝聚各方共识，缩小南北发展差距，从根本上缓解世界经济的不平衡。

三 G8、B5与G20的合作与竞争

在后危机时代，G8、B5与G20都在经历着巨大的变化。G8作为一个老机制，影响力正在减弱，但是仍然作为发达国家的一个协调机制而存在。B5方兴未艾，潜力巨大，但目前的合作还主要在经济方面。G20作为新兴国家和传统国家共存的平台，日益成为全球经济合作主要平台，但其内部协调难度加大。从目前的情况看，三者将呈现出继续合作与竞争并存的态势。具体说来，这种态势主要体现在三组关系上，一是G8与B5的关系，二是G8和G20的关系，三是G8和B5在G20内的竞合态势。

(一) G8和B5关系：竞争与互补

G8是一个具有三十多年历史的老集团，B5真正开始运作也不过三年多的时间。因此，尽管G8成员国和B5成员国之间的联系已经非常紧密，但这两个机制作为一个整体而言，两者的关系并不紧密，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直接接触的渠道。从一般意义上说，G8和B5之间一方面存在着竞争的趋势，另一方面也有合作的需要和互补的空间。

首先，就这两个机制本身的组成而言，G8是发达国家和传统国家的集团，是主要发达国家之间进行协调的工具，而B5由世界上新兴经济体的第一梯队组成，是新兴大国的集合体，并日益成为发展中国家合作的代言人。由于整体上传统大国正在走向衰落，新兴大国正在崛起，国际政治的权力结构正在向南方和发展中国家倾斜，新兴市场国家在经济崛起过程中越来越希望谋求与其经济实力相对应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作为现有国际秩序的制定者和既得利益者，传统大国必然要对新兴力量的崛起做出反应，包括借重、拉拢和防范。在这一过程中必然会涉及利益的重组和秩序的重建，因此，二者之间必然存在着利益的竞争，这也是一些西方学者和媒体将B5看成反西方的政治联盟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在许多具体的国际事务上，两大机制的看法不尽相同，甚至相左。例如，在2011年利比亚发生动荡以及北约对卡扎菲政权的空袭问题上，G8和B5的态度迥然不同。G8在《多维尔宣言》中指出，“我们要求利比亚政权立即停止对平民使用武力，停止所有煽动针对平民的敌对和暴力的行为，卡扎菲和利比亚政府未能履行其责任，保护利比亚人民，已经失去了其合法性。有他在，利比亚就没有自由和民主的未来。卡扎菲必须下台”。而B5《三亚宣言》则表达出了不同的立场，“我们都赞同避免使用武力的原则。我们主张，应尊重每一个国家的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我们愿在安理会就利比亚问题加强合作。我们认为，各方应通过和平手段和对话解决分歧，联合国和地区组织应发挥应有作用。我们支持非盟关于利比亚问题的专门委员会提出的倡议”。对此，印度一家报纸曾经指出，金砖国家已经被贴上了“反西方”的标签。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的联合国表决中，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巴西都投了弃权票，这种“金砖国家在政治上对抗西方”的潜在趋势让主导世界秩序半个世纪的欧美感到非常不安。

2011年9月，在利比亚的卡扎菲政权垮台后，西方国家改变立场，进一步向叙利亚施压，力图复制利比亚模式。G8中的主要国家都先后加强了对叙利亚的制裁力度，奥巴马更是公开宣称叙利亚总统巴沙尔应该下台。而金砖国家则反对在叙复制“利比亚模式”，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9月4日表示，金砖国家在利比亚和叙利亚问题上的立场并未改变，即不管任何情况都主张杜绝暴力、保证平民安全、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律。2011年10月，中俄又联手否决了法国、英国、德国、葡萄牙提出的并得到美国支持的制裁叙利亚的草案，而值得关注的是印度、南非、巴西也投了弃权票。

此外，在IMF候任人的人选问题上，G8和B5也进行了一场明争暗斗。在卡恩辞职后不久，IMF执行董事会内代表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及南非金砖国家的五位执董曾经发表联合声明说，遴选新任IMF总裁应当考察候选人的能力，而非其国籍，在IMF管理层体现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对于提高该组织的合法性和有效性至关重要。而多维尔的G8峰会上未提到拉加德的竞选问题，但法国外长朱佩在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八国领导人，再加上到场的欧盟主席和欧洲理事会主席，与会者都一致支持拉加德。”虽然拉加德最终当选，但是这一次IMF总裁的竞争实际上是新兴大国需求新诉求的开始。

最后，G8和B5之间的竞争并不影响二者之间的合作与互补。G8从2000年开始作为惯例邀请其他国家参与，五国集团 (中国、巴西、印度、南非和墨西哥) 多次获邀。从2007年起，G8启动了海利根达姆进程，使得G8和B5之间的合作机制化。可以看出，二者长期以来有着合作的基础。在历次的G8和B5的宣言中也从未直接把对方看做对手或者是敌人，更为重要的是在G8和B5各成员国中，彼此之间的关系总体上处于良性的发展状态。目前，两大机制之间还没有直接的沟通管道，亟待加强。

未来双方可以合作的一个领域是气候变化方面的共同行动。2010年11月29日至12月11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6次缔约方会议暨《京都议定书》第6次缔约方会议在墨西哥坎昆举行，经艰苦谈判，来自194个国家的代表最终达成了被称为“坎昆协议”的一系列决议。“坎昆协议”反映了目前各方所能达成的最大共识，但未实质性解决诸如《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等谈判中的核心问题。由于《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将于2012年底到期，国际社会普遍期待2011年的南非德班会议能够完成“巴厘路线图”谈判。在B5峰会上，与会各国认识到“气候变化是威胁公众和各国生计的全球性挑战之一”，“支持坎昆协议，愿与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推动德班会议按照巴厘路线图授权，根据公平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就加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实施达成全面、平衡和有约束力的成果”，而G8也“欢迎坎昆会议的结果，这是国际社会基于哥本哈根协议基础上的一次成功尝试”。

2012年12月11日，德班气候大会闭幕。会议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一是坚持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和“巴厘路线图”授权，坚持了双轨谈判机制，坚持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二是就发展中国家最为关心的《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问题作出了安排；三是在资金问题上取得了重要进展，启动了绿色气候基金；四是在坎昆协议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和细化了适应、技术、能力建设和透明度的机制安排；五是深入讨论了2020年后进一步加强公约实施的安排，并明确了相关进程，向国际社会发出积极信号。但德班会议未能全部完成“巴厘路线图”谈判，各方在有关2020年后加强公约实施的安排上还需要做更多工作。新兴国家期待发达国家拿出政治诚意，在2013年的卡塔尔会议上完成《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谈判，进一步提高减排承诺水平，落实资金和技术转让承诺，与发展中国家合作进一步落实坎昆会议和德班会议成果，谈判解决“巴厘路线图”未决的问题，尽快完成“巴厘路线图”授权的谈判。

(二) G8和G20：取代与合作

2009年在G20的匹兹堡峰会上，各国领导人宣布G20将代替G8，成为国际经济合作与协调的首要全球性论坛。在后危机时代后，G8作为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机制的地位正式被G20取代，但是G8在短期内不会消失，它将继续以主要发达国家协调政策机制和世界和平与安全问题重要论坛的角色而存在。G8与G20之间尽管存在着竞争，但总体上将是合作共存。

20世纪70年代以来，G8在国际经济合作与协调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权重的增加，原有的治理结构已经不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的现实，G8的作用就不断下降，不得不更多地依靠新兴市场国家的合作。而与G8相比，G20既包括美欧日等主要发达国家，也包括部分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能够更加有效地解决全球性经济问题。通过G20的五次峰会，G8在协调世界经济合作方面的主要功能已经被G20取代。在后危机时代，要解决世界经济失衡、失控的根本性问题，只有G20能担负这一重任。IMF总裁拉加德曾撰文指出：“如今，在所有国际论坛中，只有G20被认为具备确保类似危机不会重演的影响力、威信和能力。只有G20能够推动重大经济重组、财政和金融纪律、可持续和均衡增长。”

与此同时，G8与G20在许多方面将保持一种合作关系，彼此之间可以相互支持。例如，G8和G20都在关注发展问题和向最不发达国家援助等问题，在这些问题上可以进行合作。G8在2010年6月发表的《马斯科卡宣言》中强调，“为了在预定的2015年前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我们必须采用一种综合全面、整体国家的方式，真正达到全球化”。而在2010年6月和11月的多伦多峰会和首尔峰会上，G20也都强调了解决发展问题的重要性，并重申各国帮助最贫困国家的承诺，推动在2015年前实现千年发展目标。而2011年G8峰会和G20峰会上，对非洲国家的关注也成了两个机制共同的话题，G20重点讨论了非洲的基础建设问题，而G8则关注与非洲的伙伴关系，二者可以协调共同行动。

另外，G8和G20都以一种开放的而不是排斥的态度来看待对方，这其中就包括邀请对方成员参加各个会议、在宣言中相互支持等。更重要的是，G8经过30多年的演变，其体系完备，遵约度较高，在公民社会建设及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关系方面优于G20。这些都值得G20学习与借鉴。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一项研究报告认为，G20应该模仿G8的模式，如设立专职的准备峰会的人员；在峰会前，要召开一系列的财长央行行长会议、国务委员和外长会议；以发表“行动计划”代替联合公报，有效落实G20领导人提出的共识和协议。

(三) G8和B5在G20内的竞合态势

G20由八国集团成员国和11个新兴工业化国家以及欧盟组成，是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组成的集合体，这两个相对独立的集团将长期存在。早期的G20是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产物，本质上是发达国家“教育”发展中国家“如何搞好经济”的课堂。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G20先后在2008年和2009年召开了三次峰会。出于共同抗击金融危机的需要，G20的成员国在一系列问题上进行了充分的合作，取得了广泛的一致。这其中包括华盛顿峰会上关于危机根源的认识、支持经济增长、改革金融市场和反对保护主义等共识，伦敦峰会的联手进行财政扩张、加强金融监管、巩固国际金融机构、继续反对保护主义和促进全球贸易及投资等行动，以及匹兹堡峰会的G20作为国际经济合作的首要论坛的定位、全球经济再平衡、刺激政策退出、抵制贸易保护主义、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等措施都说明了在危机时期新兴大国和传统大国的团结与合作。

在后危机时代，包括G8和B5在内的G20成员国之间开始呈现出合作与竞争的态势。一方面，世界经济刚刚开始复苏，各国还需要进一步保持合作，以促进共同繁荣。另一方面，危机过后，各国的共同利益缩小，矛盾增加，分歧加大，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之间的争论在G20会议前后逐渐公开化。我们可以从G20近期的几次会议上清晰地窥视这一态势。

2010年6月的多伦多峰会的主调依然是增长，各方全面落实“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框架”，加强二十国集团各方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巩固世界经济复苏势头，在发达国家削减财政赤字、国际金融机构治理改革、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等问题上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时间表，这是经过G20成员国的共同努力的结果。但是在退出方案问题上，欧美和新兴经济体出现明显的分歧。在对大银行征税的问题上，德国、法国和英国曾经在峰会前发布联合声明宣布将推出银行税，并希望G20其他成员国采取相同措施，美国还曾提出了一个对美国50家主要金融机构征收金融危机责任税的方案，但是新兴经济体却担心会影响其本不发达的金融业竞争力而明确反对。中国财政部国际司司长郑晓松在一次吹风会上指出，提高监管的标准、建立和完善监管体系是防范金融危机最有效的办法，是否征税应该由各国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来作出决定，而不是推行全球的统一标准。印度也表示，印度的金融体系相当健康，征收银行税和加强对银行的政策限制不适合印度。最后，G20会议公报只是表示，希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此问题进行评估，并向下次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提交最终报告。

在2010年11月的首尔峰会上，各成员共同承诺加强二十国集团作用，承诺继续推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尽快落实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以及低估国转移6%以上；首次将发展问题作为主题之一，通过“首尔发展共识”和跨年度行动计划，并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以往峰会成果基础上，继续推动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等，并确立了一系列新举措、新步骤。但是在全球经济再平衡这一关键问题上 (尤其在美方提出的经常项目设限一事)，各方仍争论不休，交锋异常激烈，最终未能达成具体妥协。

进入2011年，G20各方就全球经济再平衡的问题继续进行博弈。全球经济失衡问题的主要焦点是经常账户失衡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拉托认为，全球经济失衡是“一国拥有大量贸易赤字，与该国贸易赤字相对应的贸易盈余则集中在其他一些国家”，其特征是“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庞大，债务增长迅速，而日本、中国和亚洲其他主要新兴市场国家对美国持有大量贸易盈余”。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力图促成将汇率政策和经常性账户损益表列为评估全球经济的指标。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为发达国家所采取的宽松的货币政策辩护，认为汇率问题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过热的诱因。而不少发展中国家则指责发达国家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了热钱大量流入，结果是对它们的经济带来很负面的影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指出，中国对人民币升值有自己的打算；对于出口问题，中国已经在实现产业转型。巴西财长表示，“我们不希望将经常性账户损益表作为一个衡量指标，我们倾向于将商品和服务等因素考虑在内”。同时，巴西也不希望对外汇储备做上限的控制。

在2011年2月的G20巴黎财长会议上，各方在如何衡量全球经济失衡的指标上初步达成共识，同意采用公共债务水平、财政赤字、私人储蓄贷款、贸易余额、国际收支平衡等一系列指标来衡量全球经济问题，由于外汇储备分歧过大，未被列入衡量指标。这个结果显然是各方既合作又斗争之后的妥协结果。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陈凤英指出，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两大阵营首先面临内部失衡的问题，其本质是内部宏观经济政策的失衡。目前发达国家面临赤字债务问题的困扰，迫切需要引进国外资本，扩大本国的出口，而发展中国家则面临通胀压力、高储蓄、高外汇储备等问题，需要完善社会保障、刺激本国消费。从外部来看，发达国家采取量化宽松政策，资本流入新兴经济体带来的流动性过剩的风险，以及发展中国家有效汇率问题，是两大阵营的分歧所在，也是难点所在。

在2011年11月G20的戛纳峰会上，由于欧洲债务问题突出，法国原先设定的经济政策协调、金融监管、发展、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原材料和大宗商品、国际治理改革六大议题有所变化，欧债危机问题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保增长，促稳定”成为各方的共识。会议承诺，制定全球增长和就业策略，建造一个更稳定的和富有弹性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金融部门和加强全球市场整合，解决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和刺激农业发展，改善能源市场和推进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避免保护主义和加强多边贸易体系，应对发展挑战，加强反贪污，以及改革面向21世纪的新全球治理格局。峰会整体上取得了积极的成果，这延续了G20主要成员国的团结与合作。但是也必须看到，新兴国家和传统大国之间的一系列分歧依然不可忽视。G20峰会强调IMF在应对欧债危机方面应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意扩充IMF资金，但扩充的资金来自何方，各方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G20强调要保增长，但是具体举措又由各国自由安排；各方同意继续加强G20机制建设，但又不设立具体的秘书处，而是保持主办国和前后届主办国三驾马车的组织形式；在会议的举办国的问题上，G20虽然对包括中国在内亚洲国家的作用继续保持高调，但是将在亚洲举办峰会的可能性推到了2015年以后。实际上，这一次峰会的“一个中心，多个议题”在某种程度上就反映了G20成员国的合作与竞争。

四 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未来关系展望

(一) 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未来关系的演变趋势

当今世界格局已经处在质变的门槛，主要力量的对比继续朝着有利于新兴力量的方向加速发展。未来较长一个时期，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传统大国相对衰落的总体态势不会发生变化。

早在2003年10月，高盛公司就预言，世界经济格局到2050年将重新洗牌，“金砖四国”将超越包括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与美国、日本一起跻身全球新的六大经济体。普华永道发表报告，预测到2050年，按市场汇率计算，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印尼、墨西哥和土耳其7个新兴大国的GDP规模将比G7高出25%，如按购买力平价将高出75%。世界银行在《2011年全球发展地平线——多极化：新的全球经济》报告中也预测，到2025年，六大新兴经济体——巴西、中国、印度、印尼、韩国和俄罗斯——将占全球经济增长总量的一半以上。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的胡鞍钢在其新作《2030中国：迈向共同富裕》中也预测，从2000年到2030年的30年间，以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为代表的人口大国将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到2030年，“金砖四国”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将有可能达到60.1%，其中仅中国一家就可能达到并超过北方国家的总和。这样，由于传统大国与新兴大国的力量对比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其关系可能会发生质变，二者的关系将更加平等对称。

目前，新兴大国的崛起，无一例外都是在通过与现有大国发展全方位合作而不是进行对抗来获得的实力发展。对现有国际制度和国际规则的适应和运用，是新兴大国外交和国际经济交往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国际行为的变革。从新兴大国的中长期对外战略来看，它们并不是修正主义国家，不谋求全面推翻现有的国际体系，而包括美国在内的国家也有从现有国际体系权力结构中让步的迹象，并开始逐步承认新兴大国的地位和“合理”诉求，未来的国际体系有可能在实现和平转换，并走向多元化、合理化和民主化。

另外，国际政治中的偶然因素和不确定因素已经并将继续影响大国关系，并在一定的条件下有可能产生重要影响。1991年苏联的突然解体使得两大阵营不复存在，东西方大国的关系重新洗牌；2001年的“9·11”事件使得美国将恐怖主义定为主要威胁，从而调整与主要大国的关系；而2008年开始的世界性的金融危机使得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抱团取暖，同舟共济。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难免会发生类似的事件，这些事件有可能冲击现存的大国关系。不过，整体研判，在未来十年左右的时间，大国关系中竞争与合作的方面将同步发展。竞争是和平的、有克制的竞争；合作是更务实的、追求共赢的合作。竞争合作的深度和广度将不断拓展，多方联动和彼此牵制日益突出，多边主义成为主流。

(二) G8、B5与G20未来的关系：取代、共存或者边缘化

如前所述，现阶段G20、B5与G8之间的关系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共存、补充与合作，那么这种共存与合作在未来的一个较长的时期里能否继续保持下去呢？G20、B5与G8的关系未来的发展趋势如何？

从中长期来看，未来G20、B5与G8之间的关系将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非正式国际机制本身的特点、三个机制自身的转型以及未来国际体系的变化。

一般来说，国际机制可以分为正式和非正式两种类型。“正式国际机制是指由国际组织通过法律制定的方式来建立，通过理事会、大会及其他实体的方式来维持并由国际官僚机构来保障协议实施的国际机制，如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而非正式国际机制是指成员国依据彼此所追求目标之间能够达成的共识来建立，并根据彼此共同利益或‘君子协定’(Gentlemen's Agreements) 以及相互之间的监督来保障协议实施的国际机制。”非正式的集团具有组织结构灵活、议题开放、决策民主及协议法律约束力差等特点。这些特点使得非正式集团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它在很大程度上服务于各成员国国内政治的需要，除非参与国的领导人一致决定结束它，否则它很难消亡。

当前，G20的角色已经初步实现了转型，但是G20的成员、议题和方式等核心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G20应该必须为成员的扩大或维持现状确立明确的标准，解决欧洲国家过度的参与而非洲国家参与不足的问题。G20必须扩大其讨论的议题，渐次过渡到非经济问题，使得其管理层实体化。如果G20能够成功地不断解决其机制化的问题，未来G20可能成为全球经济指导委员会，甚至可以作为联合国的一个专门机构，形成类似经济安全理事会的一个组织。而如果G20不能很好地解决内部分歧，也有可能会被再度边缘化。

B5作为一个全新的机制，目前还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如定位还不明确、机制化进程问题、未来的扩员问题以及B5内部成员国的差异等问题都需要深入地进行思考。B5的发展前景普遍被看好，但是也存在着“金砖国家合作难以取代G7或者G20在世界事务中的地位，甚至也存在趋于弱势乃至消亡的可能性”。从根本上说，B5也面临着继续转型的问题。

近年来，由于G8在后危机时代已经风光不再，因此，其未来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彻底改造，获得新的生命力。但随着国际体系西消东长、北沉南升的趋势进一步明显，国际权力结构由传统西方大国向新兴国家转移的速度不断加快，G8的作用将会进一步虚化。

回顾国际机制产生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正式的国际机制还是非正式的国际机制大都伴随着国际危机 (尤其是经济和金融危机) 的产生而出现。联合国诞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之上，G8产生的背景是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危机、第一次石油危机和随之而来的经济滞胀，而G20的出现和升级与1999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动荡密切相关。因此，未来如果出现新的国际动荡，那么极有可能还会诞生新的国际协调机制，并对G20、B5和G8产生冲击。

考虑到以上三个因素，未来G20、B5和G8的关系将存在三种不同的前景：一是G20的作用进一步增强，机制化取得突破性进展，G8领导人同意结束该机制，B5的作用虚化，这样G20将完全取代G8和B5；二是G20、B5和G8都适应形势继续进行改革，三者继续共存，保持目前的状态；三是出现新的经济危机或者国际格局发生根本性的变化，G20、B5和G8无法进行有效调整，三者可能都被边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