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古代文献的传播体制

中国古代文献在雕版印刷发明之前，只能以手写抄录的方式传播。这种传播方式效率低下，因此抄书者通常是自己有阅读的需要，只有少部分人以盈利为目的，替人佣书为生，但毕竟传播范围十分有限。自唐代发明雕版印刷技术，特别是五代两宋时期雕版印刷技术大范围普及以后，图书的制作效率、传播范围大为提高，人们出版图书不再仅仅以阅读作为唯一目的。从官方来讲，可以通过刻书对社会思想意识进行控制和引导；从个人来说，还可以把刻书当做一种谋生的职业，把出版当做一种产业来经营。因此，唐五代以后，文献传播逐渐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社会体制，有了相对固定的传播渠道，这就是我国古代的官刻、家刻、坊刻三大主要出版系统。

（一）官刻系统

所谓官刻，是指由国家政府部门出资组织雕版印行的图书。按照出资的渠道，又可分为中央官刻和地方官刻。官刻产生于唐代的具体时间，因文献无征已不可考，但应不晚于唐代中期。据唐范摅《云溪友议》载：“纥干尚书泉苦求龙虎之舟十五余稔。及镇江右，乃大延方术之士，乃作《刘宏传》，雕印数千本，以寄中朝及四海精心烧炼之者。”纥干泉，字咸一，雁门人，大中元年至三年（847至849年）任江南西道观察使。他在任上雕印《刘宏传》数千本，所费不薄，很有可能是由地方政府出资的。如果推断成立，唐代地方官刻出现的时间当不晚于大中三年（849年）。冯宿，字拱之，婺州人，官至剑南东川节度使，曾于大和九年（835年）上疏唐文宗：“剑南两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历日鬻于市。每岁司天台未奏颁下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有乖敬授之道。”文宗准奏，“大和九年十二月丁丑，敕诸道府不得私置历日板。”可见，在剑南东、西两川及淮南道辖区内书坊私印历书非常普遍的情况下，中央政府采取了有力措施，严禁地方刻印，而由中央政府直辖的司天台（或称太史局）独揽历书的颁印权。这说明当时唐代中央官刻已经产生了。

五代官刻以国子监刻书为代表，首开我国官方刻印儒家经典的先河。国子监源于西汉的太学，是中国古代执掌教育的最高机构。五代国子监大规模刻书原因有二：一是雕版印刷技术自唐发明以来，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和普及，技术上已经比较成熟；二是五代处于我国历史上大动荡、大分裂的时代，统治者需要用一种规范来统一和约束人们混乱的思想。

宋代从中央到地方，刻书机构很多。中央官刻机构有国子监、崇文院、太史局、礼制局等。地方官刻机构有各路公使库、各路使司（如安抚司、提刑司、转运司、茶盐司等），以及各州（府军监）学和县学等。宋代官刻以国子监刻书为代表，它打破了五代时期经书一统天下的局面，除了翻刻五代监本群经、遍刻九经唐人旧疏和宋人新疏外，还刻印了大量史书（如《十七史》《资治通鉴》《七十二贤赞》等）、子书（如《荀子》《扬子法言》《庄子南华真经》《孙子》《吴子》等）、类书（如《文苑英华》《太平广记》《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和医书（如《伤寒论》《千金翼方》《太平圣惠方》《开宝重定本草》等），甚至刻印了我国第一部诗文选集《文选》，出版品种开始向经史子集多样化发展。

元代中央官刻机关有兴文署、广成局、秘书监、太医院、太史院等，其中以兴文署最为著名。据《秘书监志》卷六载，世祖至元十四年（1277年）裱褙匠焦庆安曾作过一次统计：“书籍文册六千七百六十二册。褙壳绫一万三千八百六十二尺一寸，每册黄绫二尺，计一万三千五百二十四尺；每册题头蓝绫半寸，计三百三十八尺一寸；纸札每册大小纸六张，计四万零五百七十二张；济源夹纸三张，计二万零二百八十六张；束鹿绵纸三张，计二万零二百八十六张。”这组统计数字以中央官刻为主，其中兴文署刻书是其主体，可见兴文署刻书之多。元代地方官刻主要以各路儒学为主，以成宗大德年间九路刻十七史为代表。

明代是我国雕版印刷史上的黄金时期，“官书之风至明极盛，内而南北两京，外而道学两署，无不盛行雕造。”中央官刻机构有国子监、司礼监、钦天监、礼部、兵部、工部、都察院、太医院等，尤以国子监和司礼监刻书最多。明南京国子监除修补宋元旧版外，还新刻了不少书，包括制书29种，经书107种，史书59种，子书41种，诗文集56种，类书政书5种，韵书13种，各类杂书133种，总计443种。北京国子监则以刻印《十三经注疏》和《二十一史》较为著名，子书、诗文集、医书、字帖等各类图书也有刊刻。明代地方官刻机构有藩府、布政使司、按察司、分巡道等。另外，明代各府州县还编刻了大量本地的方志，刻了不少四部书，尤其是浙江、福建、江西各府刻书尤多，仅《古今书刻》就著录明代各府刻书800多种，足见明代刻书之盛。

清代刻书延续了明代的辉煌，特别是在康雍乾三朝，政治、经济、文化高度发展，为刻书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条件，清代官刻取得了较大成绩，成为中国古代官刻中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清代官刻机构主要有武英殿、国子监等，地方官刻机构主要有官书局、地方各级政府及学校等。康熙一朝，武英殿刻书进入发展期，共刊刻过100种左右的图书，少数民族文字图书20余部。雍正帝在位不过13年，但据陶湘《故宫所藏殿板书目》估算，武英殿组织编刊的图书数量多达70余种，其中以御制文献居多。乾隆一朝，是武英殿刻书的鼎盛期，据陶湘《故宫所藏殿板书目》统计，乾隆间武英殿刻书多达100余种，包括《十三经注疏》《二十四史》《八旗通志初集》《大清一统志》《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仿宋相台五经》《满汉文合璧五经四书》《大清会典》等。清代国子监刻书的地位已让位于武英殿，就刻书种类而言，不再是以传统的经史类书籍为主，而是以御纂书类为主，间以课卷、石刻拓印本充之，更多的是协助武英殿刻书。官书局是清地方官刻的主要代表。它产生于雕版印刷日趋没落、新的印刷技术日渐兴起之际，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早期的官书局把重兴儒教作为刻书宗旨，故所刻图书大多是传统国学著作，尤以覆刻翻印清内府武英殿刻本为多，后来还刻印了不少地方性丛书和当代的学术著作。

（二）家刻系统

家刻，是指不以赢利为目的，由私人出资刻印的图书。多以学问崇尚、文化推广、知识传播为目的，所以校刻精审，质量往往胜出坊刻一筹。私家刻书，唐代已发其端。早期家刻，为了广积功德，多限于刻印佛经。如敦煌莫高窟石室中曾发现《金刚经》一卷，长16尺，高1尺，由7张印页粘连而成。经文前有一副镌刻精美的扉画《祗树给孤独园》，卷末题“咸通九年（868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现藏英国。这是私人为双亲祈福而出资刻印佛经的例子。

五代时期，家刻有了很大的发展，代表人物有和凝、毋昭裔等。和凝，字成绩，郓州须昌人。后唐天成中入拜殿中侍御史，历礼、刑二部员外郎，后迁中书舍人，工部侍郎；后晋时拜端明殿学士，兼判度支；后汉时授太子太保。据《旧五代史·和凝传》载其“平生为文章，长于短歌艳曲，尤好声誉。有集百卷，自篆于版，模印数百帙，分惠于人焉”。这表明，五代时已出现私人自刻文集了。毋昭裔，后蜀宰相。据《宋史·毋守素传》：“毋守素，字表淳，河中龙门人。父昭裔，伪蜀宰相、太子太师致仕……昭裔性好藏书，在成都令门人勾中正、孙逢吉书《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镂板，守素赍至中朝，行于世。”又据宋人委心子《新编分门古今类事·毋公印书》：“毋公者，蒲津人也，仕蜀为相。先是公在布衣日，尝从人借《文选》及《初学记》，人多难色。公浩叹曰：‘余恨家贫，不能力致。他日稍发达，愿刻板印之，庶及天下习学之者。’后公果于蜀显达，乃曰：‘今日可以酬宿愿矣。’因命工匠日夜雕板，印成二部之书。公览之，欣然曰：‘适我愿兮。’复雕九经诸书。两蜀文字，由是大兴。”据上可知，毋昭裔先后刻印了《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及《九经》诸书，刻印时间在后蜀孟昶广政十六年（953年）前后。

宋代私宅家塾刻书已经相当普遍，如陆游《跋历代陵名》所说：“近世士大夫所至，喜刻书版”。关于宋代家刻，据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三《宋私宅家塾刻书》著录的有47家，如岳珂相台家塾、廖莹中世綵堂、蜀广都费氏进修堂、临安进士孟祺、京台岳氏、建邑王氏世翰堂、建安蔡子文东塾之敬室、寇宅、瞿源蔡潜道宅墨宝堂等。宋代家刻内容，经史子集一应俱全。经书如岳珂相台家塾刻《九经》《三传》，廖莹中世綵堂刻《五经》《论语何晏集解》《春秋经传集解》等，史书如蜀广都费氏进修堂刻印《资治通鉴》、建邑王氏世翰堂刻印《史记索隐》、麻沙镇水南刘仲吉宅刻《新唐书》、麻沙镇南斋虞千里刻《十七史蒙求》、建溪三峰蔡梦弼傅卿家塾刻《史记》、建安黄善夫宗仁家塾刻《史记》等，子书如瞿源蔡潜道宅墨宝堂刻《管子》、建安虞氏家塾刻《老子道德经》、茶陵谭叔端刻《新刊淮南鸿烈解》、崇川于氏刻《新纂门目五臣音注扬子法言》等，诗文集如廖莹中世綵堂《韩昌黎集》、临安进士孟祺刻《文粹》、建安蔡子文东塾之敬室刻《击壤集》、王抚干宅刻《颐堂先生文集》等。宋代家刻以正史、正经和诸子文集为多，代表性的人物有朱熹、陆游、廖莹中、广都费氏、蔡梦弼、黄善夫、魏仲举等。

元代家刻数量也不少，仅叶德辉《书林清话》卷四《元私宅家塾刻书》就著录有39家，如平阳府梁宅、平阳许宅、建安郑明德宅、陈忠甫宅、花谿沈氏家塾、古迂陈氏家塾、云坡家塾、安成郡彭寅翁崇道精舍、虞氏南谿精舍明复斋、平阳曹氏进德斋、存存斋、孙存吾如山家塾益友书堂、考永堂、平阳高昂霄尊贤堂、范氏岁寒堂、复古堂、丛桂堂、严氏存耕堂、平阳司家颐真堂、唐氏齐芳堂、汪氏诚意斋集书堂等。就刻书内容来讲，元代家刻经史子集一应俱全，尤以经部和集部书为多。如经书有平阳府梁宅刻《论语注疏》、平阳曹氏进德斋刻《尔雅郭注》、刘君佐翠岩精舍刻《周易传义》等，史书如平阳道参幕段君子成刻《史记集解附索隐》、刘霞卿刻《汉书》、云衢张氏刻《宋季三朝政要》、苏天爵刻《两汉诏令》等，子书如古迂陈氏家塾刻《尹文子》、精一书舍陈实夫刻《孔子家语》等，诗文集如孙存吾如山家塾益友书堂刻《范德机诗集》、丁思敬刻《元丰类稿》、平阳高昂霄尊贤堂刻《河汾诸老诗集》、李怀素刻《知常先生云山集》、复古堂刻《李长吉歌诗》等。除私宅家塾刻书外，一些家族祠堂也参与了刻书，如金华吕氏祠堂刻印过吕本中《童蒙训》二卷，严陵赵氏祠堂刻印过《赵复斋易说》六卷等。元代家刻以岳浚、李璋、刘贞等为代表。

明代初期的家刻种类不多，印数亦少。但到了中期以后，特别是正德、嘉靖间，兴起了翻刻、影刻宋版之风，其源出于以苏州、吴县为中心的一批私人藏书家。其中较著名的有正德间陆元大翻刻宋建康郡斋本《花间集》《晋二俊集》《李太白集》；嘉靖间袁褧嘉趣堂翻刻宋淳熙严州郡斋本《世说新语》和宋本《六臣注文选》；震泽王延喆翻刻宋黄善夫本《史记》；沈与文野竹斋翻刻《西京杂记》《韩诗外传》《唐荆川集》；吴元恭太素馆仿刻宋本《尔雅经注》，被清阮元誉为经注本之最善者；黄省曾刻影宋本《山海经》《水经注》；顾春世德堂摹刻宋本《六子全书》；郭云鹏济美堂摹刻宋本《柳河东集》等。以上刻书家均为吴县人，由于他们都是藏书家，注重善本，精加校勘，所刻书都可与宋本媲美。在这种风气的带动下，明代家刻迅速发展，涌现出一大批刻书家，著名者有李瀚、朱承爵、张习、许宗鲁、洪楩、袁褧、顾元庆、顾起经、郭勋、郭云鹏、闻人铨、范钦、胡宗宪、范惟一、王世贞、张佳胤、杜思、吴勉学、吴琯、冯梦祯、屠隆、张燮、李之藻、曹学佺、臧懋循、张溥、胡正言、毛晋等。

清代私家藏书及考据之风盛行，极大地推动了家刻的发展，刻书种类和数量不计其数。清代家刻代表数量之多，不胜枚举，如周亮工、朱彝尊、徐乾学、黄叔琳、卢见曾、卢文弨、袁枚、鲍廷博、吴骞、孙星衍、张敦仁、张海鹏、黄丕烈、阮元、梁章钜、孔继涵、秦恩复、金山钱氏、蒋光煦、伍崇曜、汪士钟、顾千里、胡克家、缪荃孙、王先谦、刘喜海、黎庶昌、叶德辉、罗振玉等。清代家刻有两大特色：一是喜欢自己亲手写版，或请名家写版。如黄丕烈手写上版的《季沧苇书目》，字画圆润而苍劲，刻印不失原书神韵，可作识别黄氏题跋手迹的有力参考。清人宋荦、黄叔琳、姚培谦、何文焕等人的著作，也都是软体字书写上版，字体秀美，笔力遒劲，刊印精工。闽中侯官著名书法家林佶，曾手写汪琬撰《尧峰文钞》、陈廷敬撰《午亭文编》、王士祯撰《古夫于亭稿》和《渔洋精华录》，被藏书家誉为“林氏四写”。二是汇刻了大量的丛书。据张之洞《书目答问》及叶德辉《书林清话》所记，清代编刻的丛书有130余种之多。较著名的有黄丕烈的《士礼居丛书》、鲍廷博的《知不足斋丛书》、卢文弨的《抱经堂丛书》、毕沅的《经训堂丛书》、孙星衍的《平津馆丛书》、钱熙祚《守山阁丛书》等。

（三）坊刻系统

所谓坊刻，是指民间商业性质的刻书机构，也可指其所刻的图书。它以赢利为目的，通常以家庭作坊为经营单位，一般有自己的写工、刻工、印工，也称书肆、书堂、书棚、书铺、书籍铺等。坊刻在我国古代三大刻书系统中起源最早，从唐初雕版印刷术发明以来，它就存在于民间了。据文献可考的唐代坊刻有“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上都东市大刁家”“京中李家”“剑南西川成都府樊赏家”“西川过家”等。如1944年成都市望江楼附近的唐墓中出土的一份唐代印刷品《陀罗尼经咒》，中镌佛像，四周双边，框外有“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印卖咒本”字样。唐代坊刻印卖的图书中，以佛经最多，历书、字书、韵书、占梦、相宅等民间用书次之，诗文集亦有零星出现。坊刻分布地区则以长安、四川、淮南等地为主。五代历时较短，坊间印本相对沉寂，迄今尚未发现文献记载。

宋代坊刻随着雕版印刷的普及有了很大发展，但北宋坊刻实物流传下来及文献记载的很少，仅见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三《宋坊刻书之盛》载有一例：浙江杭州大隐坊于北宋政和八年（1118年）刻朱肱《南阳活人书》。因此有人推测，北宋坊间刻书可能受到多方限制，主要承接官方委托的图书刻印业务。南宋以后，坊刻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形成了四大坊刻中心，即以杭州和金华为代表的两浙坊刻、以建安为代表的福建坊刻、以成都和眉山为代表的蜀中坊刻、以吉州为代表的江西坊刻。据《书林清话》记载，两浙书坊有临安府太庙前尹家书籍铺、杭州钱塘门里车桥南大街郭宅、临安府金氏、金华双桂堂等；福建书坊有建宁府黄三八郎书铺、蔡琪纯父一经堂，武夷詹光祖月厓书堂、崇川余氏、建宁府陈八郎书铺、建安江仲达群玉堂等；四川书坊有西蜀崔氏书肆、南剑州雕匠叶昌等；江西书坊有临江府新喻吾氏等。宋时书坊至元时犹存的，有闽山阮仲猷仲德堂，刻有《春秋经传集解》《杨氏家传方》《说文解字韵谱》等。南宋时期出现了具有全国影响的著名坊肆，如建阳余仁仲的万卷堂、临安陈起的陈宅书籍铺。建安余氏是福建刻书世家，自北宋起即以刊书为业，绵延至元明时期。

元代坊肆刻书风气之盛不让南宋，因此叶德辉在《书林清话》中说：“元时书坊所刻之书，较之宋刻尤多，盖世愈近则传本多，利愈厚则业者众，理固然也。”仅叶氏所举，元代坊刻就有39家，分布地区主要以建宁为中心。元代坊刻内容除传统的经史之外，医书有了明显增长，举业之书也较多，如朱熹《四书集注》几乎充塞书市。另外元曲数量很多，见于元末钟嗣成《录鬼簿》著录的就有400余种，其中不乏坊刻本。为此，叶德辉这样评价元代坊刻：“大抵有元一代，坊行所刻，无经史大部及诸子善本，惟医书及帖括经义浅陋之书传刻最多。由其时朝廷以道学笼络南人，士子进身儒学与杂流并进。”

明代坊刻数量很多，既有留存下来的元代旧刻坊，也涌现出了一大批新的刻坊，主要分布在建阳、金陵（南京）、苏州、杭州、北京、新安（徽州）等地。就刻本内容而言，明代坊刻前期多经史读本，后期多戏曲、小说类通俗读物，且多有插图。明代刻书仍以建阳为最盛，而建阳书坊主要集中在麻沙、崇化两地。据周弘祖《古今书刻》不完全统计，明代福建刻书470种，建阳刻书就多至366种。嘉靖《建阳县志》著录建阳书坊刻书更是多达451种。明代建阳坊刻，不乏百年以上的老字号，如余氏勤有堂，自宋至明，堪称三代老铺；郑氏宗文堂经营近300年，刘氏日新堂开业192年，刘氏翠岩精舍操刀156年，刘氏安正堂椠梓130余年，亦都是老号新张，名满海内。建阳刻坊也不乏后起之秀，如余象斗三台馆、刘洪慎独斋、刘龙田乔山堂等。金陵作为六朝古都，刻书历史悠久，吸引了湖州、歙县等地的刻工，可考的坊刻有五十多家，其中以唐姓最多。苏州向是人文荟萃之地，可考的书坊有大观堂、天许斋、五雅堂、玉夏斋、世裕堂等二十余家。杭州的书坊则以胡文焕文会堂、容与堂、徐象橒曼山馆、段景亭读书坊等较为著名。北京书肆虽多，但主要以图书贸易为主，真正刻书还在其次，可考的有永顺堂、金台汪谅、冯氏忠孝堂、晏氏忠恕堂、金台岳家、铁匠胡同叶铺、国子监前赵铺等。

清代的坊刻较之于明代，其刻书中心发生了部分变化。建阳因麻沙书坊遭遇大火，典籍书版尽付一炬，从此一蹶不振，但闽西的四堡镇却异军突起。四堡坊刻始于明末邹氏，在经历了近百年的草创和发展后，至乾嘉时期逐渐走向鼎盛。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人文因素，四堡坊刻形成了家族式协作与管理的经营模式，先后创立了一百二十余家书坊，较著名的有三十多家，如碧清堂、文海楼、文香楼、翰宝楼、五经堂、林兰堂和翼经堂等，主要由邹氏、马氏两家在经营。清代坊刻较集中的其他地区还有北京、南京、苏州、扬州等地。北京琉璃厂的书肆虽不少，但在清初主要从事书业贸易，清代中叶以后才开始有不少书肆刻书，可考者有富文堂、文盛堂、善成堂、近文斋、半坡居士、二酉斋等三十余家。隆福寺也有不少书肆刻书印卖，如聚珍堂、宝书堂、文成堂、老二酉堂等。南京保留了不少由明入清的老书坊，如奎璧斋、大业堂、世德堂等，同时也出现了不少后起之秀，如芥子园、萃文书屋、李光明庄等，其中以李光明庄最为知名。清代苏州书坊林立，是当时的刻书中心地区之一，可考的刻坊有书业堂、文学山房、四美堂、聚文堂、黄金屋、绿荫堂等，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席氏扫叶山房。就刻书内容来看，清代坊刻多民间大众读物，诸如小说、戏曲、唱本、医术、星占、类书、日用杂书等。因书肆多重营利，往往因降低成本而影响书品质量，不如官刻、家刻精美，但它在繁荣文化市场和普及教育方面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以上所述官刻、家刻、坊刻，是中国古代图书出版史上的三大主要系统。除此之外，还有寺观刻书、书院刻书作为补充。它们一起为中国古代文献的出版和传播提供了相对稳定的渠道。同时，围绕着文献的内容控制与复制传播行为，在官府、出版商及作者之间自发形成了某种稳定的社会关系，包括管理与协作关系，行业竞争关系，人身及财产关系等。为了维系这种社会关系，中国古代社会建立和施行了一套与之相适应的社会道德、行业准则和法律规范，比如对作者经济利益进行补偿的润笔制度、官方打击盗版的规定等。这些都是从出版体制层面对文献传播行为的管理和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