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载体材料来看

从载体材料来看，中国古籍版本的物质形态经历了漫长的由甲骨、金石到简牍、缣帛，再到纸张的演变过程，无论在哪个阶段，都表现为一定的实物形态。

（一）甲骨文献

早在殷商早期，人们就开始将占卜的文字（包括序辞、命辞、占辞、验辞等）刻在龟甲和兽骨上，具体来讲，主要是在龟甲的腹板和猪、牛、羊的肩胛骨上。记载内容通常为天象气候，如日食、月食、晴雨、风雪；对将要发生的事情的预测，比如旅行、渔猎、战争等；对生、死、病、梦等人事的休咎；对祖先和神灵的祷告等。商代发现的甲骨文的刻写顺序，大多从上到下，行列自右向左，如后来的简册一般。从考古发现来看，内容相关的甲骨是集中堆放的，说明它们很可能是编连在一起的。这可从甲骨文的“典”字写作得到印证。案几上摊开的一本编连而成的册子，即为典。可见甲骨文已经具备一定的形制，是迄今为止人们可以见到的最古老的古籍版本形式（见图1）。

甲骨文在河南安阳被发现后，后世陆续编印了一些拓本集子，如刘鹗的《铁云藏龟》，罗振玉、王国维的《殷墟书契》，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殷墟文字甲编》《殷墟文字乙编》。1959年，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综合各家之书，编成了一部大型的《甲骨文合集》，成为人们研究甲骨文最全面可靠的文献资料。

（二）金石文献

金，指青铜器。石，指石料，包括石片、玉片、石鼓、石碑、摩崖等。在我国文献史上，常常“金石”连称。据文献记载，我国早在夏代，就已经开始使用青铜器了，而在殷商时期就能熟练地用青铜铸造生活用具及各种礼器。古人有些重要的文献记录，为了传之久远而不致朽烂，将之铸刻于青铜器上，称之为“铭文”，又称“金文”，多记录封赏、战争、祭祀等内容。这些记事材料可与其他古籍记载相印证，如现藏台湾的毛公鼎，腹内铸有铭文32行499字，比《尚书》中144字的《汤誓》多两倍有余，是现存最长的青铜器铭文，叙述周王叮嘱毛公效忠王室，并给予大量赏赐的内容，对研究西周晚年政治史很有价值。

石刻文献的出现应不晚于青铜铭文，这是因为石头取材容易，且写刻的方式较之铸刻从技术上讲也更为简便。只是因为石材经日晒雨淋，表面容易腐蚀剥落，所以不如青铜铭文存之久远。石刻记事之早，也可从文献记载得到印证，如春秋时期的管仲自己说过：“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识者有二焉。”唐司马贞《补史记·三皇本纪》引《韩诗》：“自古封泰山禅梁甫者，万有余家，仲尼观之，不能尽识。”泰山上封禅刻石的文字，连管仲、孔子都不认识几个，可见是很古远的了。东汉熹平四年（175年），石碑被用作大规模地刻写经书，这就是蔡邕主持校刻的“熹平石经”。这实际上是在雕版印刷技术发明之前，由官方向民间公布“官定正本”的一种主要形式。此种做法为后世所效仿，如魏正始年间的“三体石经”（同一经文，分别用古文籀书、小篆、隶书三种字体书写）和唐代的“开成石经”等，都属此列。

铸刻在金石上的文字，需经摹拓和装订之后，才具备一般图书的形制。但无论是青铜铭文、石碑文还是最后的拓本，都以实物的形式呈现。对金石文献的研究，从宋代开始形成了专门的“金石学”，并出现了专门收录金石资料的专书，如北宋欧阳修的《集古录》、南宋赵明诚的《金石录》、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等。至清代，金石学达至鼎盛，出现了一大批金石学著作，如《西清古鉴》《考工创物小记》《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金石萃编》《金石索》等，这些金石图谱和碑文，对于研究古代书法艺术、器物形制、人物传记等都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三）简牍文献

我国古代最早具有现代装帧意义的书籍是用竹片或木板制成的，称为简策或简牍。具体制作方法是：

第一，将竹筒或木头（多用松木、杨柳、青杵木、桃木、梨木）剖析成宽约1厘米的竹片或木片，然后用锉刀磨平，使其光滑，便于着墨。

第二，将竹简或木简放在火上烘烤，使其脱水，这样就不容易遭虫蛀，即所谓的“杀青”。

第三，用丝绳、麻绳或皮条将它们编连在一起。在简的上下或上中下处，要用刀削制三角形的小契口，用以固定编绳，防止简脱落或移动。编连时，简策开头常常加两枚无字之简，称为“赘简”，一则可以保护正文，二则可在简背书写篇名或篇数。

第四，缮写图书正文。在一般情况下，先将简编连成册，然后再书写。这是因为，先写后编，一则容易错简，二则编绳会遮盖简上的文字，影响阅读。从出土的实物来看，武威医简上的第三道编痕上有空白，证明它确是先编后写的。但也有些簿记是先写后编的，或先编为短册，再将若干短册连成长册，如居延汉简《永元器物簿》。分析其原因，可能是平日的零星记载，只有积累到一定程度后才有必要编连起来，以备查考。

第五，收尾工作。它是竹简制作的最后一道工序，包括切边、卷起、加帙等工作。

简策时代的地图通常绘制在单片木板上，称为“版图”；一些篇幅短小的政府公文或书信也可用单片木板书写，方形的称为“方”，长而窄者称为“牍”。数片连于一处，则称“札”，一如竹简编连之称为“策”。还有棱形的长而窄的“觚”，专门用来制作幼儿启蒙读的字书。这些是版牍的特殊形式。

（四）缣帛文献

帛，是用于书写的丝织品的通称，又有素、绢、纨、缯、缣之分。其中绢和纨由生丝制成，轻薄如纱，常用于书写和绘画；缯由粗丝加工织成，质厚而色暗，但较其他各种素帛经久耐用；与缯类似的缣，由双丝织成，色黄，精美细致且不透水，比普通的素贵重得多。今人通常以“缣帛”作为用于书写的丝织品的统称。

缣帛作为书写材料的历史也很悠久，如《论语·卫灵公》中有“子张书诸绅”的话，《周礼·夏官司马·司勋》亦有“凡有功者，铭书于王之大常”的记载。这里的“绅”和“大常”都是缣帛制成的衣物。这说明，最迟在春秋时期缣帛已用来写字了。战国以后，关于帛书的记载就更多了，如《墨子》一书中多次提到“书于竹帛”，《韩非子·安危》也称“先王寄理于竹帛”。从考古发现的实物来看，帛书的书写格式沿用了简策的界行（有的是预先织成的），红色的称为“朱丝栏”（朱介），黑色的称为“乌丝栏”。帛书的长短可依据书写内容的长短来剪裁，内容多就长些，内容少就短些，通常是先写后裁，避免浪费。帛书有卷轴装和折叠装两种形式，如长沙战国墓出土的楚缯书，就是折为八叠存放在漆盒内的。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发现的帛书既有折叠装也有卷轴装。

在我国古代文献史上，最著名的一次文献考古当属西晋太康年间发现的“汲冢竹书”。据《晋书·束皙传》载，晋太康二年（281年），河南汲郡人不准盗发战国时期魏襄王墓，发掘出竹书数十车，皆先秦“科斗文”写成，经荀勖、束皙等学者整理后，得《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等古书10余种。进入20世纪以来，我国先后有多批次简策和帛书被发现，如敦煌汉简、居延汉简、湖南长沙子弹库楚墓帛书、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竹书、甘肃武威磨咀子汉墓竹书、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书、甘肃武威旱滩汉墓医方简、长沙马王堆帛书、定县八角廊汉墓竹书、新出居延汉简、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竹书、安徽阜阳双古堆汉墓竹书、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竹书、湖北荆门郭店竹简等。这些简帛书都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

（五）纸本文献

缣帛虽易于书写，便于携带，但作为书写材料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价格昂贵，一般平民难以承受，因此普及不广。东汉的蔡伦在前人基础上，改进了造纸工艺，发明了“蔡侯纸”，使得纸代替缣帛成为普遍使用的书写材料有了可能。但这个更替过程很漫长，据钱存训先生估计，纸和简牍大约并存了三百年，和缣帛并用了至少五百年。直至东晋末年，纸卷才完全取代简牍，而帛书直至唐代仍在使用。这是因为，纸的品质和产量要完全适用于书写得有一个过程，而要转变人们早已习惯于竹帛的观念同样需要一个过程。

从晋代至隋唐，纸本书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其他载体形式（比如金石、缣帛）虽然存在，但只是在特定的条件下或出于特定的目的，才会使用。纸本书出现以后，很长一段时期内是以写本的形式存在的。五代、两宋以后，随着雕版印刷的普及，纸本书转而以刻本为主，纸写书退居其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