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框架

框架像语言一样，可能是障碍；但是相异的框架正像一种外国语，并不是绝对的障碍。突破语言障碍十分困难但非常值得去做，很可能通过开阔我们的知识视野，而给我们许多乐趣，目的是回报我们的努力，突破框架的障碍也恰恰如此。

——卡尔·波普尔

研究范式的突破

相对于传统的国际关系研究而言，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出现多少意味着研究范式（paradigm）的改变。按照托马斯·库恩的经典定义，范式应当包括：（1）一组思想，确定研究的范畴；（2）一种定义或假说，提出合乎逻辑的问题；（3）一种普遍接受的惯例和观点，作为基本的出发点；（4）一套筛选需要解决的问题的标准；（5）一套科学实证的规则和标准。包括在范式之内的问题，是某个学科的成员共同感兴趣并且认为有意义、有分析价值的课题。而“其他问题被视为只与其他学科有关，或者太晦涩、太形而上学，不值得花费时间”。范式的建立可以帮助一个学科向深度发展，获得可以相互联系、可以累积的成果。不过，当这个学科开始不断遇到难以解释的现象，或者感到理论上难以自圆其说的时候，可能就意味着它现有的范式需要调整。

如前所述，国际政治经济学就是在20世纪60年代国际关系遇到异常现象的时候应运而生的。它提出了新的范畴、新的问题和筛选课题的新标准，并使用了新的研究工具，从而突破了传统的国际关系研究范式。

首先，就研究范围来看。对于传统的国际关系学者而言，国际事务的研究范畴应当是政治安全领域，以战争与和平为焦点，以国家为中心。而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关注的领域更宽广，关注和分析的对象和课题也更加多样化。他们主张抛弃国家中心的视角。凡能够有效地提出要求的实体，都应当被视为国际关系中的行为者。无论是国际组织或者跨国实体，还是社会团体乃至个人，只要它们的相互关系对世界事务产生了影响，就应当纳入考察的范围。比如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是美国的私人银行同拉美各国政府的纠葛。1999年底在西雅图世界贸易组织会议期间发生的对抗，是各国的劳工、人权、环保团体同世界贸易组织的冲突。对冲基金的操纵者和策划“9·11”事件的恐怖组织都证明了，可以在国际舞台上提出和坚持自己的要求的行为者越来越多样化。所以，国际关系研究不仅应当探讨主权国家之间的行为规则，也应当关注国家政府与新生的行为体如何进行对话和互相影响。应当承认，它们之间的话题既包括政治和安全事务，也包括经济和文化交流。

为此，国际政治经济学主张从两个方向突破过去的研究范畴。一是打破国际政治与经济研究的界线，二是打破国内和国际问题研究的界线。

其次，关于国际关系的核心概念。传统的观点是应当聚焦于权力和利益，确切地说是民族国家的利益和掌握在国家政府手中的权力。明确了这两个概念就找到了解读国际关系的钥匙，因为国际政治无非是各国维护和扩张国家利益的争斗，而决定胜负的是各国的实力。国际政治经济学者认为这种解读是片面的。它最大的问题在于完全忽视了世界舞台上另一个举足轻重的力量——世界市场。有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决定国家兴衰的不只是它们与其他国家斗争的结果，还要看它们能否适应世界市场的发展变迁。而且就长期而言，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可能比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更关键。

基于这种认识，国际政治经济学主张把民族国家和世界市场作为新的核心概念，在全球范围内探讨国家与市场、权力与财富的联系。它认为现代国际关系发展的动力是国家与市场的相互作用。是科技突破推动了世界市场的扩张，而市场发展所创造的财富推动了民族国家的竞争，国际体系则是政治经济竞争的结果。国家的命运同市场的功能与效果紧密联系在一起。各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最终取决于它管理经济、应对世界市场的能力。因此应当从民族国家与世界市场的相互作用当中寻找解释和预测国际关系的钥匙。

最后，关于研究的出发点和分析工具。传统理论从战争与和平入手，遵循政治学的逻辑和方法。国际政治经济学则以合作与冲突为切入点，关心的是国际活动的参与者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达成妥协进行合作，在什么情况下会选择冲突对抗。两相比较可以发现，战争只是冲突的极端形式。鉴于核威慑大行其道，大国之间的全面战争越来越难以想象，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可能更接近现实。另一方面，成功合作又比简单的和平共处要复杂。它对于信息交流、制度和模式的建设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国际政治经济学也正是以此为分析重点。

在具体的分析思路上，国际政治经济学强调借鉴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特别是其理性选择模式。它认为国际行为体与所谓经济人的行为方式没有重大区别，它们都要追求效用和利益的最大化，并根据自己的偏好和环境条件制定策略。在此基础上，它们交流信息和形成信任，建立规则与制度，积累历史经验并形成预期。所以，分析世界事务不应仅观察现象与趋势，关键在于寻找相关的模式。真正有说服力的模式不仅适用于解释国际经济行为，也可以说明国际行为体的文化倾向、政治与意识形态选择及其安全政策。它与国际政治经济学扩大视野的主张是完全一致的。

宏观角度与微观角度

国际政治经济学在两个方向进行突破范式的努力，效果不尽相同。融合政治和经济分析方法比较成功，而统一国际和国内视角进展相对缓慢。其实，打破国际、国内界线不仅对国际政治经济学是一个考验，对整个国际关系研究乃至其他社会科学学科都是尚待解决的难题。一些学者希望通过由内向外的分析，从观察国内事务入手；而另一些学者试图通过由外向内的分析，从观察国际体系入手。虽然他们最终的目标是一致的，但两方面的努力至今还没有完全汇合到一起。

在国际政治经济学文献当中，仍可以明显地看到两个不同的视角——宏观角度和微观角度。前者首先假设国家行为是不变的常量，集中注意力在国际体系和制度层次。站在这个角度的学者更多地借鉴经济学的思路和方法，以提出理论假说见长。站在微观角度的学者则更多地借鉴社会学和比较政治的方法，注重实证分析和历史分析。因为本书将以讨论宏观层次的成果为主，所以在这里先对微观角度的研究做一个概括性的介绍。

采用微观角度的学者有一个基本的判断：是国内政治决定了国家的政策和行为，进而塑造了国际关系。国际环境自然会对国内政治过程产生影响，但直接决定政策的还是国内因素。比如同样面对世界性的经济衰退，各国的应对措施可能大相径庭。劳工势力强大的国家会发起公共工程，以保证就业为主；以企业集团为支柱的国家会减轻税收、发放贷款，以保证生产为主；金融集团占优势的国家会维持货币的坚挺，以保护投资为主。当然，各个集团还会合纵连横，争取对自己有利的政策。所以分析和研究的对象应当是各国经济政策的决策过程，是各种政治团体和社会团体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观察国内事务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如何看待国家的作用。对此持微观视角的学者意见并不相同，他们分别提出了多元主义的解释和国家主义的解释。赞成多元主义解释的研究者把国家看成一个舞台和竞技场，个人、政党、社会组织、经济实体在上面各展所能，最终的政策在它们的竞争和妥协中产生。他们对各个角色的利益、它们如何组织自己的力量以及如何适应或改变现有体制做出了详细的分析。赞成国家主义的研究者则认为国家也是游戏的参与者之一，而且在大众利益与特殊利益、国际环境与国内社会力量之间发挥关键的中介作用。所以他们考察政府的选举、立法过程、官僚机构的运作等，讨论政府如何从整体上维护国家的稳定和全民的福利。

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微观层次上的学术分歧与宏观层次以及国际政治经济学整体上的流派分歧是相互对应的。持自由主义观点的学者一般在宏观层次上赞同制度分析，在微观层次上赞同多元分析。持现实主义观点的人往往支持结构分析和微观层次上的国家中心论。相似的分析方法和观点经常相互支持，在研究中始终存在自然的融合趋势，事实上也有不少学者提出了结合宏观与微观视角的设想。如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提议使用“双层博弈”的概念。他指出各国的领导人都是同时在下国内、国际两盘棋，成功的国际协议必须既使国际伙伴感到满意，也能获得国内民众的支持。有一些手段巧妙的领导人常常设法利用这种局面，以动员国内支持为理由要求别国首先做出让步，或是以维持国际合作为理由压制国内的反对意见。而海伦·米尔纳（Helen V.Milner）指出，两个层次考察的对象其实是一致的，即利益、制度和信息交流。国际环境的变化通过传递新的信息改变国内团体的利益偏好，改变国内制度安排，反之亦然。利用这三个概念可以把两个视角联系起来。

坚持微观视角的学者通过对贸易、金融、福利决策过程的分析得到了引人注目的成果。在选举过程对经济周期的影响、中央银行独立性与货币政策的关系、工会力量与汇率制度的选择、经济开放程度对政治体制的影响等问题上，提出了有说服力的解释。不过与宏观视角的研究相比，他们的理论还缺乏系统性。而且多数假说是通过分析西方发达国家的情况而形成的，是否在全球各种类型、水平的社会经济中都适用还不能确定。目前他们正在加强对东亚、拉美的新兴经济和东欧地区的转型经济的实证研究，并酝酿新的突破和进展。

本书的结构安排

在全面介绍了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历史和内容之后，下面的讨论将围绕其核心概念——世界市场与民族国家的相互作用——来进行。第二章和第三章的重点是考察世界市场体系，考察它在贸易领域和货币领域的表现，如何依靠经济与科技的力量不断扩展，又如何为国际政治环境所左右。第四章和第五章的重点转向分析民族国家的行为模式，它们如何为追求相对获益而激烈竞争，又如何为保证绝对获益而相互合作。第六章将讨论21世纪市场与国家的关系，它们的相互作用推动了全球化浪潮，而它们自身也被这股浪潮冲击和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