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我试图描述这样一幅图景，一端是作为社会实践的象征图式，尤其在前现代社会，自然秩序被转换为社会象征秩序，人们的实践活动总是遵循着某种象征图式。另一端是个人的感受性，它既借助社会表征体系，依赖社会象征图式，不仅依赖这个象征图式感知世界，还依据置身其中的象征秩序获得意义感；但与此同时，个人的感受性借助话语活动的无限可能性不断地与社会表征或社会象征图式构成一种紧张，个人的话语活动不断打破某种既定的社会表征体系。诗歌作为个人话语活动，是一种特殊的人类敏感性或感受性的实践。也可以把这幅图景的一端视为语言共同体的象征图式，它提供了一种共同的意义视阈，另一极则是作为个人的感受性及其话语表达的诗歌，这样的话语是对共同体的象征图式、对语言的一种分解，分解性的话语在更个人化的感受性层面上形成新的、微观的认知方法。因此，个人的感受性及其话语形态，既是对共同体的象征图式的分解，又是一种象征意义的建构，尽管它仅仅涉及个人的、微观的意义视阈。

诗歌话语不是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象征场域，但在象征话语谱系中，诗歌是传统社会象征场域即宗教与神话的一个现代继承者。失去支配地位的象征场域通过诗歌语言与现代社会及其文化表征发生着现实的联系。诗歌话语是象征实践最具活力的场所。它不仅处在宗教神话象征、即关于生与死的象征与现代经济社会的象征之间，也建构了共同体的象征图式与个人的意义感知视阈之间的隐秘关联。第九章关于语言的激进化的讨论是这一主题的延续。可以把第九章到最后一章视为本书的第三个单元，这一单元的讨论关注象征图式与个人的感受性之间的张力，整个论述往返于诗歌文本与社会语境之间。当支配着共同体知觉方式的象征图式处于衰落过程之中，对于意义实践与主体的建构而言，个人的感受性及其与此对应的话语方式就成为逐渐突显的问题。

诗歌话语就处在社会象征图式与个体感受性的张力之中。诗歌话语依赖于语言共同体的象征，在社会的各种话语类型中，没有一种话语像诗歌话语那样钟情于神话原型或宗教象征。它既依赖象征主义的视阈，也依赖它所提供的意义表述模式。与此同时，也没有任何一种话语像诗歌话语那样与社会象征秩序处于持续的内在冲突之中。个人的感受性借以不断打破社会既定的象征秩序，消解其象征图式。没有任何一种话语像诗歌那样忠实于个人的敏感性与感受力，诗歌话语与语言活动本身构成了永久的同谋性，诗歌话语活动似乎一直处在语言的初创时期，处在语言的繁衍、生成之中，处在边界状态的意义感的持久的震颤中。诗歌话语一直力图保持的就是语言创始活动中对意义的敏感性，对感受性自身的敏感。就日常语言用法而言，语言的创始活动已经终结了，意义的边界已经十分清晰，确定的概念范畴已经划分与表述了一切意义领域。但对诗歌话语而言，话语活动是一个永无终结的启蒙过程，是对人类敏感性与感受性的持久的启蒙，也是语言的自我启蒙，即对意义感知领域的无限拓展。这是诗歌话语的双重功能，既参与建构社会的象征视阈，也消除那些已经固化为社会强制仪式或堕落为意识形态的象征主义。诗歌话语忠实于感受性、敏感性，不断开启对意义新的感知方式，同时忠诚于隐秘的象征秩序，致力于未完成的象征主义视阈的建构。

诗歌是这样一种知识或认知方式：它在具有确定性的象征图式（比如传统的宗教、神话、习俗所建构的象征视阈）与非确定性的、偶然的个人感受性之间寻求着意义建构方式。它敏感于将生活世界的某种事态、某种对象主题化，但又不剥离被主题化的事态对背景的依赖与参照，它保持主题化的认识方式与无法清楚认知的背景之间微暗的联系，从被意识之光照亮的部位一直描述性地追溯下去，直至这种联系变暗的地方。诗歌话语把某些东西照亮、突出成为前景的时候，它没有把前景孤立化，相反，它知道一旦前景被孤立，即可说的部分与无法表述的沉默领域割断了联系，它就变成了某种谎言。诗歌话语把被叙述的前景融入微暗的背景之中。在主题化的经验与非主题的“语境”之间保持联系是一首诗成功的标记。诗歌话语知道语境的力量，它尽力保持有限的话语与无限的语境之间的互证，通过语境在微暗地带的扩展，将已经说出的与沉默的事物之间的关联显现出来。一个隐喻的构成就是诗歌的一种主题化形式，深入一个隐喻或象征过程就是对新的意义视阈的一种创造，诗歌把自己的主题化方式重新置于非主题化的语境之中。一些话语渐渐地滑向——就像一种深入——意义与背景的微暗之处。

在被主题化的认识之外，在确定的象征图式及其意义视阈之外，有那样多的经验被搁置和荒废着，偶然性的经验及其语境是那样复杂，无论是外部的还是内在的暗示是那样微妙，大部分这些经验都因为知识的明晰化要求、主题化要求被搁置在一边。诗歌话语是回应这些呼吁的方式之一，甚至可能是主要的方式。它发展着一种更精细的感受性、一种更敏锐的微观知觉，因此也相应地发展着一种更精细的语言，比之成语化的表达、普通的交流话语，诗歌发展了一种微粒化的语言，一种颗粒化的雾化的语言。解体了的语言，语词的解体，恢复为文字之间的新联系，解体了的语法，代之以字法，同时它又是块茎一样的丛生的语言，没有主干，到处扎根，枝蔓丛生。诗歌话语不堪那些客观的、固定的词语与事物的表达。诗歌的隐喻是主题化的一种方式，然而又保持着非主题化的异质性力量，保持着非主题化的意义的移动，以捕捉漂移的语境。

在词语的层面上，象征是一个老掉牙的知识命题，然而它和经验世界的联系似乎仍然处在模糊不清的背景之中。就此而言，我所要谈论的象征问题几乎又是一种非主题知识，和一切非主题知识一样，它潜在于生活世界的背景之中，只有通过某种反思形式才能显现出来。关于象征的知识本身就处在与生活世界的象征关联中。“它赋予我们共同生活、共同经历、共同言说和共同行动所依赖的知识以一种悖论的特征。背景的在场既让人觉得历历在目，又叫人不可捉摸，具体表现为一种既成熟而又不足的知识形式。背景知识与可能出现的问题之间缺少一种内在联系，因为它只是在被言说出来的一瞬间才和可以批判检验的有效性要求发生接触，才被转化为可能出错的知识。”从严格的可错性角度看，个人的感受性所提供的根本就不是什么知识。但思想力图说出的，就是从生活世界的背景中提取“知识”，获取认知能力。从已经存在于传统中的文本中提取话语与思想，通过对已经存在的话语进行阐释是一种学院式的知识形式，对于诗人来说，有时对某些思想性的写作来说，从背景知识中分离和提取知识，把背景中的事物以某种方式主题化才是它所渴望的。在这样做的时候，离不开对细节的隐喻化的方式，离不开对经验的主题化的意图，但又需要尽可能地把这种意图保持在与语境的关联中。

当我把象征放在古老的图式与现代经验之间进行叙述的时候，我所能够直接凭借的是当代诗歌文本，这些文本是我的叙述走向社会语境的一个基础。这些诗歌文本为我提供了把经验主题化的可能，同时又提供了与晦暗不明的语境保持隐喻性关系的方法。故事的线索是复杂的，我希望自己所写出的是一个多声部的文本，一些相互交织的话语。我必须承认，我关心思想弥散性的力量，超过了对清晰性的关注。这其实正是诗歌话语的基本特性。我体验着建构一种逻辑一致的叙述结构与分析模式的诱惑，也感知到话语与认知的碎片化的离心力量。一种积极的思想可能处在问题的两个极端之间。既想从经验中提取主题与教益，也不想降低经验描述的复杂性。把复杂性简化为一种立场是无益的。但是如果叙述话语中没有丝毫的伦理性质，那也和寻求意义的建构的机遇擦肩而过了。我对自己提出的要求可能是难以做到的。诗歌话语已经提供了一种方式，不是指它的文体形式，而是指回归诗歌话语最初的语境和功能：在语言共同体的象征寓意与个人的感受性之间保持着话语与意义生成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