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文学转型的历时演进及阶段性特征

转型源自西方发展社会学和现代化理论，它是社会学家对生物学中的“生物演化论”的借鉴转用；而“生物演化论”在生物学中，则是特指一物种变为另一物种。我们这里所谓的转型，主要是强调历史过程的转化和质变。它一般是指从政治中心向经济中心、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从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化和质变。借用不少西方学者的话来讲，主要指的是“Post-”，即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伟大过渡”。而按哲学语言讲，则可叫做历史发展过程的渐进性中断，是实践本体（即人）自觉推进历史的一种创造性活动和按照发展逻辑对原有平衡进行质向突破的一种理性转换，所以它与“转折”有所不同。

当然，这样界说主要着眼于转型的社会学内涵，具有它特定的语境。事实上，不同语境有不同的转型观。比如后现代的转型，是指局部、断裂、偶然及其非连续性的历史，也即是被主流历史遗弃的大量历史信息。因为在他们看来，那种从过去通向未来的连续性的感觉已经崩溃，历史只剩下了碎片，我们只能进行拼贴；而这种拼贴，则是偶然、随机的，它没有什么规律可言。后现代将历史与现实完全割断的观点，自然难以为我们所认同，但它对更客观、更全面地考察我们目前置身的这场伟大变革至少在认识论上是有启迪意义的。它提醒我们要高度重视非主流历史，注意偶然性历史。

文学是人学，它的中心是写人，因此我们谈转型不能离开人。那么从人学或人论层面上讲，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转型到底有什么样的表现呢？我们认为无论从思想观念还是就具体创作来看，催产深刻转型的最根本标志就是：人的解放及其现代性。显然，这不是从政治的角度看待八九十年代的文学，而是着重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进程来考察，将八九十年代文学看成是中国文学现代性进程中的一个特定时段。从政治的角度研究近20年来文学当然也可以，如反封建、反官僚、反现代迷信、反西方文化殖民等等，这无疑属于文学现代性的重要内容。但文学现代性本身比这要宽广得多，丰富得多，它实际上包括了从文学语言、艺术形式、表现手法到作品思想内容、审美情趣等不同于传统文学的全面深刻的变化，涉及的范围是很广的。这样的理解不仅有助于对转型时期文学思潮进行多视角、全方位的考察，更重要的是它突出了世纪之交的八九十年代这段文学在现代性进程中的特殊意义。

然而同样是转型，近20年文学也因时因境不同可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1985年以前的属于转型的发轫期，1985年以后的则可称之为转型的加速期。在转型期的发轫阶段，文学主要是继承五四传统，高度重视人的解放，为人与文的现代性做好艰难的观念转换和舆论准备。刘心武的《班主任》、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王蒙的《蝴蝶》、戴厚英的《人啊，人》、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张洁的《沉重的翅膀》等“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呼应着时代潮流在这方面作了探索；并由此及彼，开始接触到了人性、人道以及异化问题。与之相应的，理论批评领域围绕朦胧诗，有谢冕、孙绍振、徐敬亚等发出三次“崛起”的声音。在此期间，虽有反复甚至受到过严厉的批判，但这种探索和讨论是有意义的。它不仅反映了文学日趋现代性的趋势，而且在推进人与文的解放及其现代性方面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正因这样，所以才有了“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多样创作方法”的概念提法，有了对《创业史》等“建国以来农村题材小说再认识”的讨论，有了关于新时期文学中的人道主义、艺术典型、批评标准、性格组合等问题的讨论。

而80年代中期特别是90年代以降，情况发生了变化。市场经济的确立，商品因素的介入，在给文学带来新的内涵的同时也驱动着其转型步履的加快。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强调一下1985年。因为从转型这个角度看，“1985年，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又一个转折年头，是新时期文学的一个全新的起点”。“这是奇迹迭出的一年”，“是民族主体精神和生命力度在艺术领域的又一次喷涌勃发”。文学中产生的许多新质和出现的许多新变，包括延续到今天仍富有生命活力的精神指向，有不少就滥觞于此。理论上，这一年产生广泛深刻影响的，除了提出以“三论”（即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为基础的新方法论外，还有文学的主体与本体问题，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问题，文学与文化问题，观念创新问题，20世纪文学问题等等，可谓盛况空前。创作上，这一年也生机勃发，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其中最突出的是涌现了至今仍影响深远的“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代表作如王安忆的《小鲍庄》、韩少功的《爸爸爸》、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陈村的《少男少女，一共七个》等。在这些作品中，彼此借鉴的文化资源尽管不同，艺术趣味也大相径庭，但都明显地受到了西方现代主义价值观、艺术观的影响。也正是从这时开始，不少作家特别是先锋作家都开始将目光冷峻地投向对人的本质力量的叩问：他们不再把人视为单纯的理想、理性的精神载体，而是更多看到其身上的原始的、非理性的一面。如《你别无选择》、《少男少女，一共七个》中的大学生和高中生，他们酗酒、逃课、胡闹、怪叫、歇斯底里，很大程度上就是针对传统的理性原则的。这既反映了作家对人的自我局限性的清醒认识，同时也流露出一种世纪末的感伤颓废的情绪。这样的结果，就致使文学中人的解放及其现代性的命题，及此逐渐游离脱节于思想解放运动，不期而然地与中国古代传统特别是与西方现代文化出现某种深层对接的趋向。

如果说80年代中后期文学转型的加速主要是来自西方现代派的驱动，那么到了90年代促成其转型迅速发展的则无疑就是市场经济的“魔力”了。经济对人的解放及其现代性的重要决定性作用众所周知而无须赘述。这里要指出的是，这种重要决定性作用在打破大一统的“政治决定论”而强化作家主体独立性的同时，往往也有可能使他们异化为物的工具。但是从历史和发展的观点来看，它毕竟是一个进步，是人类走向现代性包括文学走向现代性的一个必然环节。因为文学一俟置身于市场经济，就不能不受到市场经济价值观念的影响，而市场经济价值观念最根本的就是优胜劣汰。为此，这有利于文学竞争和艺术民主化。同时，正是由于优胜劣汰，它也为读者提供了丰富多样的选择机会和可能，使之不再成为过去计划经济生产模式中被耳提面命的消极被动接受者。而这，在总体上则无疑是与人的解放及其现代性命题相契合的。

不过尽管如此，我们认为谈论市场经济下文学辉煌仍言过其实，即使仅仅是谈论严肃文学或纯文学的辉煌也同样为时尚早。文学不同于经济，精神迥异于物质，更何况我们当前的文学在市场经济的实利原则驱使诱导下出现了明显的精神式微，物化的倾向相当严重。所以这就给人的解放及其现代性提出了新的挑战，它提醒我们的文学要保持自己独立不倚的人文品格，不能放弃自己的理性阵地和对未来的终极关怀。是的，对当代中国作家来说，生逢这样一个“经济中心”的时代是一种幸运，面对这样的时代，我们的作家责无旁贷地负有用文学推进经济建设和物质文明发展的历史使命。但是无论如何，当代中国在建设市场经济的同时，也要进行一种超越物质和实利的追求之上的精神构建，这是一个包括普通人在内的全民族成员所达成的共识。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我们一方面对当前文学思潮中存在的重物质轻精神的现象心存忧虑；另一方面又为近些年来文坛上出现的人文精神、现实主义精神讨论感到由衷的慰藉。

而从前者出发，我们不无遗憾地看到，进入90年代以后，当代文学的确明显地呈现出了日趋“边缘化”的发展态势：纯文学大面积滑坡；80年代曾经辉煌红火的创作队伍日趋萎缩；知名文学期刊或停刊或大幅度改换办刊方向；阅读对象流失和文学空间越来越小。与此同时，与文化市场流行趋势走向一致的大众通俗文学，在纯文学遭遇尴尬的情况下却一跃而成为当下最重要的文化生产方式。这些杂志、书籍、影视作品以娱乐性为第一要旨，涵盖经济、法政、生活、休闲等多个方面，竟然在文化市场占据了大半壁江山，成为人们文化消费的主渠道和精神主餐。尤其是在中国加入WTO之后，涉及此项的经济、法政类书籍未卖先红，预定的数量往往当以万计。而引领时尚潮流的生活休闲类读物，虽然价格昂贵，却仍拥有庞大的都市中青年消费群。特别在沿海发达地区，《新周刊》、《格调》、《品位》、《时尚》、《瑞丽》等新兴时尚类刊物俨然成为必备的客厅读物。此外，电子文化尤其是电视、电影乃至网络元素（如flash作品），也借助于传媒的普及，不仅与以文字符号为载体的文学争夺读者，而且正如日中天地安享着前所未有的中心地位。全国数亿台电视机每年容纳数以万计的电视剧（集），其速度、信息量以及丰富的感官刺激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娱乐方式。更多人愿意把业余时间花在视觉化的消费活动上，而不愿在辛苦的工作后，再劳心费神地通过阅读来完成从形象呈示到意义领悟的过程。这就导致屏幕上历史剧热、琼瑶片热、戏说热、偶像剧热、贺岁片热等你方唱罢我登场，连带着产生了剧本文学热、明星自传热。所有这些，的确使人感到“忧虑”。

需要指出，就在纯文学中心地位无可挽回地失去，生存境遇日益艰危的今日，文学界大多反而冷静下来；人们有“忧虑”，但却不像先前那样惊慌失措。近些年来，不少学者还著文肯定它的必然性、重要性。人们开始对全球化、经济化、信息化下文学的生存境遇进行理性的分析。2001年年底，在上海大学召开的“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国际研讨会上，有专家认为新的时代环境不仅不会带来文学的毁灭，相反能使文学的传播、学理的研究突破封闭、垄断的格局，扫除非学术的人为阴影，树立真正客观的科学态度，也能将当代中国文学纳入更加开放的“全球一体化”轨道，缩短我国文化艺术与世界先进文化的时空差距。这些观点的提出，标志着作家在转型时期对自我身份开始有了清醒的认识，可视为是整体文学在观念思维上的一次结构性的调整。未来文学的发展及其转型，也许就在这不断调整的动态的过程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