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故乱翻书32
何兆武
上了初中二年级以后，渐渐脱离幼年时代的爱好，似乎有点开窍了。从前比较狭隘，仅仅限于《三侠五义》《七侠五义》《水浒传》之类的武侠小说，还乱七八糟看了好些笔记小说，包括《聊斋志异》。记得有一次作文我模仿《聊斋》胡编了一段鬼故事，老师写了句批语说：“你这学的是《聊斋》吧，以后不要学这种文章。”但是到了十三四岁，正是知识初开的时候，逐渐开始接触近代，看些杂志、报纸和新出版的东西，慢慢有点开眼界了，对于时局和政治也关心起来。因为年轻，吸收也快，每次跑到北京图书馆（应为“北平图书馆”，在当时的日常用语中“北京”也很常见），一次可以借五本书，差不多一个星期都能看完，而且看了又换、看了又换，知识扩充的速度要比成年和老年快得多。
记得有一套“开明青年丛书”，开明书店当时是很不错的，解放以后改组为“中国青年出版社”，这套书非常之好，大概有五六十种之多，所选内容都很精彩，比如丰子恺、朱光潜的书。丰子恺不只是美术家或者文学家，他介绍了许多新知识，好像你编一本几何学教科书，或者代数学教科书，并不见得你的几何、代数水平有多高，可是这本书本身有影响，给中学生念了就增长了知识。我从他那里获得很多知识，大大开拓了自己的视野，像《孩子们的音乐》《近世西洋十大音乐家故事》，还有《西洋建筑讲话》，从古希腊的神殿讲起，读后我觉得非常满意。其实丰先生不是学音乐的，也不是学建筑的，都是抄日本的二手货，不过对我们来说却是新知。再比如梁启超的书，那时候我也喜欢看，可以说，我们中学时代很大一部分的知识来源都得自梁启超，其实里边很多是抄日本的，要用现在的要求来说，那是抄袭，不过不能那样看待他。那时候中国人没接触西方文化，最初一步只能是靠从日本转手。梁启超自己说：“未能成佛，便先度人。”他自己还没成佛，就先救别人。在当时，大家如饥似渴地需要这些东西，他知道一点马上就告诉大家，所以我们不能嘲笑他，就好像你不能嘲笑三岁小孩子一样。人的成长过程本来就是这样，那时候我们的知识正像三岁小孩刚刚学知识的时候，必然有这样一个过程，梁启超的思想非常敏锐，什么东西都往里搬，搬来了我们就受它的影响，所以他的贡献不可忽视。
对一个学人应该有两种评价，或者说有两种标准，一个是学术研究方面，看他是不是有贡献，另外一个标准就是他对时代的影响。有很多人对时代的影响太大了，包括梁启超、胡适，他们影响了整个一个时代的风气，就不宜单从专业的角度来衡量。他们在某一个专业的研究上可以未必有多大贡献，可是他们对于整个时代的影响实在太大了，包括郭沫若在自传里都讲，他们那个时代的青年几乎没有不受梁启超影响的。梁启超有好几篇文章我现在都记得，比如《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那是讲中国古代思想的，还有《中国历史研究法》，我们都读的。和梁启超一样，胡适的功绩在于他作为一个宣传家宣传新文化，可以说相当于西方的伏尔泰，他们都是领导一个时代风气的先驱，功绩是伟大的。其实我们对各方面的人才都需要，不光是大诗人、大科学家，我们也需要领导各个时代风气的宣传家或启蒙者，他们都是有贡献的。
我有一个同学关崇焜，家里是官僚贵族，父母两系都是尚书级的，入了民国以后，家当然也没落了，不过他们家的房子非常好，深宅大院一层套一层，而且藏书很多。我和关崇焜很要好，经常向他借书。他家里旧书特别多，二十四史一大套，我看不了，而且也不想看，他就推荐给我一套《清稗类钞》。《清稗类钞》是清人笔记，属于野史，记载的大都是清朝的真人真事，这就大大增长了我的历史知识，而且读起来挺有意思的，虽然都是文言文，可是并不难懂，所以一直到后来我都喜欢读野史，总觉得它较之正史更为人性化，也更真实。
除此以外，他还借给我许多新文学的书，比如冰心的散文、徐志摩的新诗。徐志摩的诗我很欣赏，他的诗上口，可以背诵，这是其他的白话诗比不了的。其实徐志摩的诗也是模仿，模仿英国浪漫派，可那时候对我们来说却是一个很新颖的东西。茅盾的书我不喜欢，是硬着头皮读的，因为那些小说的背景都在上海，写股票市场里多头、空头如何操作之类，我对那种生活完全隔膜，不懂，所以看着没有兴趣。巴金的文章我也不欣赏，一直到老我都不欣赏，觉着那些东西缺乏思想深度，得不到什么启发。可是鲁迅先生辛辣、讽刺的笔触却打动了我，我对他那么冷酷无情地鞭挞中华民族的劣根性深有同感。我认为，一个人、一个民族的完善都需要正视自己的缺点，唯有如此才能真正鼓舞士气，才能真正进步，否则徒然助长虚骄之气，是没有好处的。
某些学术性的东西我也喜欢看，比如1937年春天，开明书店出版的《中学生》杂志里连载了顾颉刚先生的三篇文章，讲明末清初的三大家：顾炎武、王夫之和黄宗羲，让我大开眼界，没想到多年以后在历史所和顾先生认得了，“文革”的时候竟然还关在一个牛棚里。还有朱光潜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谈美——给青年的第十三封信》，似乎给我打开了看待世界和人生的又一扇窗口。记得他在《慢慢走，欣赏啊！》中说，人生中很多挫折和不幸都是不可避免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去看待。阿尔卑斯山奇峰峭壁，风景壮丽，可是很多人在游览时都是驱车前行，风驰电掣一转眼就过去了，所以路边就竖有一个牌子，写着“慢慢走，欣赏啊！”，意在提醒游客要慢慢欣赏美景，不要走马观花。文中谈到，人生就像游览阿尔卑斯山，要经历无数的艰难险阻，我们应该好好地欣赏。
《天演论》我是后来才看的，那时候没有看过。严复是桐城派，他的文章完全是桐城派的笔调，非常难读，我读不下去，零零碎碎地听别人介绍，什么“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那是转手来的。但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非常之大，就连我们小时候童子军的军歌都是“不竞争，安能存”。达尔文的思想以及随后风行一时的实证主义思潮影响到胡适，胡适的思想缺乏深度也与此有关，他始终都停留在进化论的阶段，停留在实证主义，而且他批评别人也是这样说：什么什么人为什么还这样思想呢？就是因为他没有接触了进化论的缘故。其实胡适接触了进化论，却被进化论束缚住了，处处都受了它的限制。林琴南（林纾）的《说部丛刊》我也看了一些，他也是桐城派，也是位文学家，可是他的文笔却很容易看。林琴南介绍了很多西方的文学作品，大概有两千万字，都是小说，商务印书馆出版，每本都不太大，一天就能看一本。
中国对西方有一个认识的过程，鸦片战争打了败仗，知道他们的船厉害、炮厉害，我们打不过。过了一二十年，开始要进步，要维新了，知道不光要有船坚炮利，还得有科学，没有科学知识怎么能船坚炮利？所以就成立了广方言馆、同文馆，等等，学习西方语言，学习西方的科学知识。又过了一二十年，又知道他们之所以比我们先进，除了因为有声光化电的知识，还因为他们有一套与之配套的政治体制，他们有议院可以“通上下之情”，人民的意见可以反馈到上层去。康有为搞戊戌变法，就是要开议院，通上下之情，那时候叫立宪，要实行宪政。到了五四前夜，才知道要国家振兴不只是会开炮开船，会造机器，原来洋人也有精神文化。我们过去只学人家的船坚炮利，学点声光化电，用王国维的话讲，那都是些“形而下之粗迹”，不知道他们还有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文化，我们既然要开放，就不能只知道人家的机器，也应该知道人家的文化。王、梁一辈人介绍西方哲学，中国人才知道原来西方人也有西方的精神文明，过去我们总认为中国的东西是最好的，中国的仁义道德全世界第一，西方无非就是船坚炮利。一直要到他们这一辈人才逐渐了解，先进也有先进的道理，也有他们自己的一套精神文化。林琴南介绍的那些文学著作，写的都是人心和感情生活，原来西方人也有很精微的精神生活和思想感情，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只会做机器。这使中国人对世界的知识更深入了一步，而且是非常有价值的。
另外还有两本书让我觉得开阔了眼界和思路，一本是James Jeans（金斯）的《神秘的宇宙》。金斯是英国的物理学家，不过他写些通俗和哲学的东西，在当时是非常新颖的书，也被收入“开明青年丛书”。还有一本书叫作The Nature of Physical World，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译名为“物理世界真诠”，作者也是英国的物理学家，叫A.Eddington（艾丁敦）。看了这两本书，我觉得大开眼界，因为我们那时候不懂科学，以为科学就是“铁板钉钉子”，但在他们看来，科学并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认识是主观形成的，物理世界不过是你思想中的构造，究竟物理世界是怎么样的，里面有很多神秘的东西，我们现在理解不了。艾丁敦的书里讲了很多奇怪的东西，比如时间，我们以为时间和空间一样，几尺几寸、几分几秒都是客观的存在，可是他说时间本身是可以伸缩的，空间也可以收缩，介绍了费氏收缩作用，等等。我不懂科学，但因为作者本人是科学家，我想他们讲的或许也有道理，至少开拓了自己的思路。
抗战前报纸很多，在北京影响大的有《晨报》《世界日报》《世界晚报》，后两种都是前辈报人成舍我所办。我家里订了两份报，每天放学回家都翻一翻，顶长知识的。北图里的报纸非常多，中文的、英文的、日文的，记得卢沟桥事变以后数日我看见一份日文报纸，上边印着大字的标题“华北赤化之学生异常不稳”，内容我看不懂，但至少有个印象，就是当年日本人对华北学生运动非常关心。
那时候杂志也多，像《大公报》的《国闻周报》，胡适的《独立评论》，林语堂在上海办《论语》，荟萃了丰子恺、巴金、老舍等一批当时知名大家的文章，销路很广，我几乎每期必读。还有好几种跟《论语》差不多的杂志，比如《宇宙风》，是陶亢德与林语堂合编的，邹韬奋在上海办生活书店出了很多进步的杂志，介绍左派的知识。再有就是看《世界知识》，那是当时左派的国际政治刊物，配有地图分析国际政治形势，在当时是我们有关世界知识的主要来源，在上海出版。另外，那时候也欣赏苏联的一切，因为苏联是一种新文化，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不劳动者不得食，我们看后觉得美好极了。当然，实际上恐怕也不就如此，但当时却引发我们无限的憧憬。
在读这一篇《北京十三中》之前，建议你先读读北岛散文集《城门开》的序言——
“二〇〇一年年底，因父亲病重，我回到阔别了十三年的北京。即使再有心理准备，也还是没想到，北京已面目皆非，难以辨认，对我来说完全是个陌生的城市。我在自己的故乡成了异乡人。
我生在北京，在那儿度过我的前半生，特别是童年和青少年——我的成长经验与北京息息相关。而这一切却与这城市一起消失了。
从那一刻起，我萌生了写这本书的冲动：我要用文字重建一座城市，重建我的北京。……我的城市里，时间倒流，枯木逢春，消失的气味儿、声音和光线被召回，被拆除的四合院、胡同和寺庙恢复原貌，瓦顶排浪般涌向低低的天际线，鸽哨响彻深深的蓝天，孩子们熟知四季的变化，居民们胸有方向感。我打开城门，欢迎四海漂泊的游子，欢迎无家可归的孤魂，欢迎所有好奇的客人们。”
文学真是弥补缺憾的一剂良药。他用文字重建的北京，有画面，有温度，有气味——不再有缺憾。
“城门开，故人来。”你是年轻的读者，这并无妨。现在，请你迈进北京城，跟随北岛一起故地重游，听他讲在十三中的初中生活，相信你对故乡之于一个人的意义会有更多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