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强人领袖的历史文化溯源

领导魅力不仅来自个人素质、特性，还植根于社会文化心理，不同的文化创造出不同类型的领袖，一个国家的文化价值观决定着该国的最受欢迎的领导风格。“遗传赋予每个种族中的每个人以某些共同特征，这些特征加在一起，便构成了这个种族的气质。”^[9]政治家必须对所属国家传统的气质、性格有着正确的了解并与之相适应，才能确立自己的领导地位。有学者认为，普京能在各国领导人的民众支持率排名中长期名列前茅，并非仅仅依靠控制媒体，更多的是因为符合了民众的心理需求。^[10]

在俄罗斯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崇拜权威和强力是重要特征。俄罗斯的专制制度来源于拜占庭的君主专制主义和鞑靼蒙古东方专制制度，由此产生了一系列俄罗斯文化特有现象，如国家至上、领袖崇拜、父权主义、奴役文化等。领袖崇拜是俄罗斯村社意识的重要表现，认为领袖代表国家和崇拜“好沙皇”是俄罗斯民族固有的政治文化特性。在俄罗斯恶劣的自然环境中，俄罗斯人总希望出现一位优秀的领导人，带领他们走向光明和天国。在早期的神话传说中，俄罗斯人不仅把至善的道德理想寄托于超自然的神灵，而且赋予在民族的英雄人物身上。

俄罗斯传统的政治文化与社会土壤，一直是催生强人领袖的温床。成就了俄国霸业的帝王，如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二世、亚历山大一世等人，获得了后世的无限景仰。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当今时代，俄罗斯人永远需要领袖、需要偶像，追求“好沙皇”成为一种普遍的历史现象。一旦出现这样的人物，俄罗斯人会向他致以极度的信仰和崇拜。每当俄罗斯的发展处于低潮期，民众会更加强烈地希望出现优秀的领袖。“人们把一些人看成是领袖，只因为他们反映了追随者的需要与看法。”^[11]正是由于这样的民族心理，俄罗斯成为一块滋养强人的沃土，在俄国历史的转折关头，强人政治一再出现。苏联解体后出现的混乱和衰败使俄罗斯民众产生了改变现状的愿望和对大国地位的渴求，促使他们把领袖的个人魅力作为问题的解决之道，强烈希望出现一位“沙皇”式的人物。

普京在制定政策时，善于把存在于俄罗斯人民意识深层的价值观体现出来，其加强国家集权、巩固中央权力、制止分离倾向的措施塑造出与前任叶利钦不同的坚强和果敢的形象，因此受到了人民的强烈欢迎。正因为“权力合法性的唯一基础和来源，在于它符合本集体的价值和标准体系所规定的合法性设想”^[12]，所以民众的需求变成了投射到政治人物身上的光晕，普京形象的建立与其说是因为个人能力，不如说是一种向俄国历史传统的回归，符合了俄罗斯大众心理中关于民族领袖的想象。普京还应该向前任总统致谢，因为叶利钦的羸弱正反衬了普京的强势，有助于其在英雄主义基础上实施魅力统治。

在俄罗斯的崇拜强权的文化环境中，要想成为一位成功的政治领导人，其言行必须符合俄罗斯共同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而社会舆论对俄罗斯政治家进行评判时，能否体现俄罗斯民族特性是影响最大的因素，因此俄罗斯近年频现持强硬立场的政治人物。^[13]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由于在叙利亚问题上的表现强硬，被西方媒体称为继苏联外长葛罗米科之后的新一代“不先生”（Mister No），但他却在俄罗斯国内赢得了喝彩。俄常驻联合国代表丘尔金一度被传言曾威胁“要卡塔尔消失”，尽管丘尔金此后否认使用过这样的语言，但俄媒体普遍认为，针对西方对俄罗斯实施的咄咄逼人的政策，这样针锋相对的话并没出格。可以看出，在俄国政坛，“强力”传达出的是一种正面形象，在这种氛围中，即使被认为最“温和”的俄总理梅德韦杰夫在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问题上也做出了“强硬”的举措，登上日俄之间尚存争议的国后岛宣示主权。^[14]

俄罗斯人浓厚的领袖崇拜情结导致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好沙皇，坏贵族老爷（Хороший царь，плохие бояре）。普京把自己塑造成了民众需要的形象，民众也给予了极大的支持，把“好沙皇”崇拜赋予到“新沙皇”普京身上。俄罗斯曾进行一项民意调查：“工资提高归功于谁？”“谁为物价上涨负责？”大多数被调查者认为，功绩归于普京（好沙皇），而失误归于政府（坏贵族老爷）（见表5—2、表5—3）。^[15]

表5—2 对政府部门和领导人的满意度（满意/不满意）

表5—3 你认为谁应该为此负责

正如“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总裁费德罗夫所言：“我们的总统身上有种突出的‘化学效应’，总有另外的人为失误和动乱负责。”^[16]类似的例子还有2013年夏发生的俄罗斯科学院（PAH）改革之争，在这场风波中，愤怒的科学家们的斗争矛头始终指向教育部部长德·利万诺夫、副总理奥·戈罗杰茨，乃至总理梅德韦杰夫，而把希望寄托在普京身上。当得到普京的接见后，一贯持重的资深院士们被他温和的表态所鼓舞，认为“他（普京）是被蒙蔽了，现在他准备改变局面”，冀望普京能做出有利于他们的仲裁。^[17]其实，在俄罗斯目前的权力结构下，没有普京的首肯或者默许，梅德韦杰夫和几个部长又怎么敢做出类似“废除国家科学院”和“三院合一”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