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罪与罚”（Преступлениеи Наказание）是俄国著名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Ф.М.Достоевкий）最著名的小说的书名，也是作家自己的宿命。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青年时代曾经因为参加反对沙皇政府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кружок Петрашевского）而被捕，在经历了恐怖的练马场“假枪毙”之后，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服苦役整整四年。

在中文世界里，曾几何时，“西伯利亚”就是遥远、荒漠、寒冷和恐怖的代名词，是所谓沙皇俄国苦役犯（中文语境中的“流人”）的人生终点。冷战的肇始者之一乔治·凯南（George Frost Kennan,1904—2005）的同门叔父老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1845—1924）[1]自1865年至1901年，先后五次以旅行家兼记者的身份游历俄国和穿越西伯利亚，写下了《西伯利亚：流放地》（Siberia.The Exiles' Abode）《西伯利亚与流放制度》（Siberia and the Exile System）,以亲眼所见和亲身体验最终形成了沙皇俄国是“邪恶的怪胎”（evil freak），西伯利亚是“野蛮的大监狱”（barbaric prison）的刻板印象[2]。在欧洲人眼中，俄国始终是“欧洲大门口的陌生人”（Strangers at the gate of Europe），英国旅行家基克森（Michael Jackson）于19世纪末在西伯利亚旅行后写道：“神奇冰封的外贝加尔——是一个与世界隔绝数千公里的地方。在这里，似乎任何时期都遇不到欧洲文化，这里没有莎士比亚、狄更斯、巴尔扎克，也没有普希金。”[3]

巴枯宁、列宁、斯大林、托洛茨基等先进知识分子和革命家都曾在西伯利亚留下足迹，普希金也曾写下《在西伯利亚矿井深处》（）的著名诗篇，歌颂十二月党人及其妻子们在西伯利亚的不屈不挠的事迹。

时光流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苏联卫国战争结束后，1945年至1956年，有50余万日本战俘在西伯利亚度过了他们的“罪与罚”的人生。这场11年的人生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特殊经历，更是日俄（苏）关系的历史见证和恩怨情仇的再释放。

有文字记载的日俄关系可以追溯到17世纪末。日本大阪商人传兵卫等12人的商船因风暴漂流到堪察加半岛西部，1697年，他们与俄国哥萨克军队相遇并被拘，此为俄国人与日本人历史上首次相遇。哥萨克首领立即将此消息报告彼得大帝，1701年12月，传兵卫到达彼得堡并得到彼得大帝的召见。1705年10月，彼得大帝下令在彼得堡开设日语学校，由传兵卫教授日语，这所学校是欧洲第一所日语学校，一直开办到1816年。

俄国对日本的考察和研究亦始于17世纪末，但进展不大，讹传颇多。1852年，著名作家冈察洛夫（И.А.Гончаров）随“巴拉达”号三桅战舰自彼得堡喀琅施塔德军港出发开始环球航行，其目的地包括太平洋上的岛国——日本。“巴拉达”号在1854年4月底抵达日本长崎，冈察洛夫在游记《“巴拉达”号三桅战舰》（）中记述了他所目睹的日本风土民情。1884年，俄国学者德米特列夫斯基（П.А.Дмитревский）编译并注释了长期在朝鲜（新罗）居住的日本人雨森藤五郎（Отано Кигоро）于1794年所著涉及日本起源的《翻译家笔记：对马岛周边环境的札记》（Записки .составленные при окружном управлении на островеЦусиме）。

但俄日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是在1853年的“美国黑船事件”之后，俄国趁日本国门洞开之际，于1855年在东京建立了使馆。在当时的日本人眼中，俄国与其他欧美国家均为蛮横列强，因此在江户时代，一直将俄国的国名Россия/Russia音译为“鲁西亚”（ロシア、Roshia）。1877年，俄国驻日使馆大梦方醒，向日本政府提出正式抗议，认为“鲁”的发言有“鲁莽”“不文明”等歧视意味，日本外交部门始将俄国国名音译的考汉字表改为“露西亚”。但亦有人解释为“露”即“露水”，遇“太阳”（日本）即蒸发，仍暗含贬意。

日俄之间真正结怨始于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当时，俄国出于维护自身利益，排挤日本在远东和中国东北的竞争，联合德国和法国，以所谓“友善劝告”为借口，迫使日本把辽东半岛退还给满清政府。由此，俄国由中国的敌国变成中国“友邦”（舆国），由日本的近邻变成日本的“敌国”。“三国干涉还辽”是日俄战争中日本朝野各界欲求“一血国耻”的原因。

而在此前，在1891年就曾发生了时为俄国皇太子的尼古拉二世访日，在京都大津街头险些丧命“黑龙会”刺客刀下之事。尼古拉二世愤愤地称日本人是“讨厌的黄色蛮猴”，称日本天皇是一个“奇怪及不愉快的人物”“衣服是奇怪的，手势也是奇怪的”[4]。美国史学家马洛泽莫夫就特别强调：“恐怕他（尼古拉二世）很难说已经忘却而没有对此次访问留下什么印象。”[5]

在日俄战争（1914—1905）中，俄国苦心经营的太平洋舰队、波罗的海舰队及黑海舰队在对马海峡灰飞烟灭，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势力退缩到沈阳以北，其图谋已久的“黄俄罗斯计划”严重受挫，而日本一跃进入世界列强之列。俄日之间的历史积怨由此大大加深。

1945年8月8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紧急召见日本驻苏联大使佐藤尚武，通知自8月9日起，苏联将与日本处于交战状态，1941年4月签订的、有效期为5年的《苏日中立条约》提前中止。第二天，150万苏联军队对占据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展开了全面进攻，在短短的6天之内彻底击垮了日本军队，占领了中国东北、朝鲜半岛北部、南库页岛及千岛群岛。苏联政府和苏联社会各界均将此战视为报了日俄战争的一剑之仇。斯大林在1945年9月2日《告人民书》中骄傲地说：“1904年日俄战争时期俄军的失败，给人民留下了沉痛的回忆。那次失败是我国的一个污点。我国人民相信，总有一天日本会被打败，污点会被洗清，并且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等待这一天，已经等了40年。而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今天，日本承认自己已被战败，并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了。”[6]

当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全境战败之后，有60余万日军成为苏军的战俘。苏联政府决定从中强制征用50余万精壮战俘派赴西伯利亚，组成“战俘劳动营”，从事重大工程建设，挖矿山、修铁路等，为苏联战后恢复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这即是本书命题研究的由来。

毫无疑问，这50余万日本战俘承担了俄（苏）日关系和历史积怨的“罪与罚”，在11年内日本战俘在远离家乡的西伯利亚经历了炼狱般的生涯，约有1/10的战俘因为伤病、饥饿、事故、惩罚等原因而失去生命。日本国内极其关注日本战俘的命运，日本报刊和影视之中时常出版关于“西伯利亚抑留”（シベリア抑留）的主题。

日本战俘遣返及其相关问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苏日关系的最重要问题，也是苏日和平条约签订的主要障碍。为此，苏联与日本及其背后的美国进行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外交角力，直至1956年10月19日《苏日共同宣言》签订，最后一批日本战俘被遣送回日本，苏日之间的日本战俘问题才宣告解决。

西伯利亚地区50余万日本战俘的故事，其实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境内约550万协约国战俘命运的一个缩影。

上述问题在国内学界虽已有研究，但多是从苏联史一方（以俄文文献为主）或日本史一方（以日文文献为主）的研究，缺少基本的相关资料互证，缺少第一手的日本厚生省档案文献，更缺少可能进行的口述访谈的资料。

赵玉明在确定研究目标之后，通过我的介绍和个人努力，非常幸运地获得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18个月的长期资助，赴日本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留学。该中心是国际著名的斯拉夫—欧亚学研究基地，所收藏的俄文、乌克兰文、英文、日文、德文、法文等文献资料极为丰富。时任该中心主任的松里公孝（Kimitaka Matsuzato）教授是国际著名斯拉夫学家和俄国史专家，他曾应我的邀请在2014年和2016年两度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授专题课程，我们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学术友谊。因此，松理公孝教授愉快地接受了作为赵玉明日方指导教师的请求，在学习和生活方面为他提供了诸多的帮助和便利。

在留学期间，赵玉明勤奋好学，用较短的时间攻下了日语，在利用北海道大学和其他大学的收藏文献，以及直接赴日本厚生省查阅日本战俘档案的同时，他还对在世的原西伯利亚地区日本战俘们进行了访谈。他不仅积累了真正的第一手档案文献，而且对这一历史问题有了感性认识和现实关怀。

在顺利通过学位论文答辩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之后，赵玉明进入了中国俄罗斯问题研究的最高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尽管他的研究方向已经转向当代俄罗斯政治和外交问题，但他仍利用工作之余修改和补充博士学位论文，并成功地获得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的资助。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既是他三年博士研究生的学习成果，也是三年工作后的研究成果。

作为赵玉明的老师，我当然为学生的成长和进步而欢呼雀跃。在我和学生们的微信圈“章鱼群”中，自命为“老章鱼”的我时常为“小章鱼们”的点滴进步及其所发表的成果而兴奋和骄傲。我祝愿赵玉明在学术研究道路上不断努力、积极奋进，尽管他现在主要从事当代俄罗斯问题研究，但不要忘记“历史”和“史学”与现实问题的关联关系及其对现实问题的关键性指导意义。

还是记住19世纪俄国著名学者赫尔岑（А.И.Герцен）的那句话吧！

——“充分地理解过去，我们可以弄清现状。深刻地认识过去的思想，可以揭示未来的意义。向后看，就是向前进！”

（——“Полнее сознавая прошедшее,мы узнаем современное,глубжеопускаясь в смысл былого,аскрываем смыслбудущего: идя назад,шагаем вперед!”）

以此与玉明共勉。

张建华

2018年3月26日于海棠花溪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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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美国赫赫有名的凯南家族中，最有名的就是史学界人所熟知的美国冷战时期的“遏制政策之父”乔治·弗罗斯特·凯南，因此当两者并列时，学术界又习惯地称后者为“老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 the elder）。

[2]George Kennan,Siberia and the Exile System,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58,p.x.;Frederick F.Travis,George Kennan and the American-Russian Relationship,1865-1924,p.41.

[3]Бурмистрова Т.Ю.,ДДмитриев О.А.,Дружбой сплоченные: культура меж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общения в СССР.М.,Мысль,1986.с.30.

[4]《红色档案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77页。

[5]马洛泽莫夫：《俄国外交政策（1881—1904）》，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47—48页。

[6]《斯大林选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8—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