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华第一龙，起于辽河源

与女神庙等大型祭坛、积石冢的发现同时还出土了大量的玉器，其中有最珍贵的玉龙、玉猪龙、玉熊龙。从玉龙的全部外形可以清晰地看出:它们的平面形状都呈“C”字形，蜷曲的龙体截面为椭圆形，通体光素无纹，背上有一长鬣卷起，边缘锐利;龙的头部用简单的棱线雕出眼角上挑的“丹凤眼”双目，唇部向上撅起，正面有两个对称的圆洞鼻孔，嘴下颚底及额头细刻网纹状;龙体正中有一极精密的小孔，以丝线悬挂，龙的首尾呈水平态。精巧的设计，耐心的琢制，令人折服的原始的艺术魅力，专家郭大顺惊呼“龙起辽河源”[4]。

玉龙的出现

“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晶，也是历代帝王权力的象征。历史记载中的五帝时代那些代表人物更多与龙有关，而以黄帝较早尤甚。”郭大顺举了几个例子。《山海经·大荒·北经》记载: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蓄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史记·封禅书》记载: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5]《史记·天官书》也记载:轩辕，黄龙体。

郭大顺认为，从追溯龙的起源着手，不仅可以有效地揭示中国文明起源问题，而且对了解五帝时代的历史文化同样意义重大。不过，考古发现的龙此前只在商朝的青铜器上看到过，但那已经是被高度神化了的多种动物的结合体。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红山文化遗址中出土的玉雕龙被确认，才把龙的起源提早到5000年前的五帝时代。

2003年10月21日，在兴隆洼文化遗址的一处现场，考古队发掘一个面积为4平方米的灰坑。在灰坑里，他们清理出了6个存放食物的窖穴，考古人员清理完6个小坑之后，发现中间还有一个大的灰坑，被6个小坑紧紧环绕。当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将大坑中的灰土清理干净，一个意想不到的东西出现了:由许多石块和陶片组成的S形动物静静地躺在那里，那是一条距今8000年以前“龙”的形象。更让人吃惊的是，在这条龙的头部，竟然摆放着一个野猪的头骨。有的学者认为，用野猪的头颅作为龙的头，充分说明了先民们对野猪的崇拜。[6]

考古学家依据近年来红山文化考古发现认为，黄帝的祖籍在辽河边。他们说，多少年来，包括黄帝祖籍在内的有关传说只见于古史记载，然均无考古实证。近年来，红山文化考古玉雕熊龙的发现，为古史中包括黄帝祖籍在内的有关传说提供了重要实证。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考古专家郭大顺说:在中国的编年史中，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只能从距今4000年前的夏代算起，而夏以前的五帝时代因无地下史料，所以只能凭借传说。在这些传说中，尤以黄帝的传说最为引人关注。

在中国古史五帝[7]传说的记载中，五帝时代可分为两大阶段，五帝前期以黄帝为代表，其主要活动地域多在北方。作者从《史记·五帝本纪》等史籍中看到，黄帝时代是龙战于野的时代，黄帝战蚩尤于涿鹿之野，地在今河北省北部桑干河流域，黄帝迁徙往来无常处，黄帝率兵与炎帝作战的熊、罴、貔、貅、虎，一般以为是黄帝部族内以野兽为图腾的诸部落的名称，故有黄帝号曰有熊氏、黄帝为有熊等记载。这些记载，都颇具北方游牧和狩猎民族色彩。

神话有云:禹之父“鲧被戮于羽渊化为黄龙”。“龙”成为汉民族的图腾。红山文化出土的玉龙，通高26厘米，周身光洁呈墨绿色，造型独特，躯体卷曲若勾，头部长吻修目，呼之欲出，给人以升腾神秘之感，钢鬃飘立，安适中透着威猛，让人望而生畏。1984年，被誉为“中华第一龙”。其后不久在红山文化遗址又出土了一件猪首蛇身、桃形环状玉雕，也是采用优质墨绿软玉雕成，它的头部像猪，故称为猪龙，它的质地、制作工艺，同玉龙一脉相承。以后，又发现了十余种猪龙。一系列的考古发现表明，生活在五六千年以前的红山文化的先民，普遍流行着一种崇龙的风尚，波及范围之广，年代之久远，目前在我国没有一个地方可与之相比。红山文化玉龙的发现，将龙的起源上溯到5000年前。[8]这样，说黄帝起于西辽河流域，然后游动到黄河流域的说法，是十分可信的。

考古学家认为，中国古文化有两个重要区系:一个是源于渭河流域的仰韶文化;一个是源于大凌河(西辽河上游)流域的红山文化，它们都有自己的根(祖先)和标志。

仰韶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玫瑰花，而红山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是龙。玫瑰花和玉雕龙的标志分别出现在华山脚下和燕山之北。被中国考古界专家苏秉琦先生概括为“华山玫瑰燕山龙”，从距今五千余年，红山文化牛河梁文化遗存看，在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中的玉雕上，有玉龙、熊龙和猪龙;在彩陶简座、彩陶盆上，有玫瑰图案。两种文化形态经过碰撞、交流、融合在一起的证据是在大凌河上游的凌源、建平、喀左(西辽河支流老哈河上游)一带，对中国上古时代社会发展史、思想史、建筑史和艺术史的研究将产生重要影响。以龙与华(花)为象征的不同文化传统结合到了大凌河上游。使中华民族文明史提前了一千多年，为夏朝以前的三皇五帝传说找到了实物依据。苏秉琦先生断定，红山文化的时间要比仰韶文化早得多，常说红山文化是接受仰韶文化的“影响说”，是站不住脚的。反过来倒是红山文化有向中原文化辐射的可能。[9]两个区系文化形成的时间距今六七千年，都从自己祖先那里衍生或裂变出来。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红山文化的考古有诸多新发现，说明西辽河地区史前古文化十分发达，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区域。与我国其他各大区系的同期古文化发展相比，具有文明起步较早，发展序列相对完整的特点。

正如苏秉琦先生对这两种文化接触时的主要角色、路线和对接点、后果的论述:“源于关中盆地的仰韶文化的一个支系，即以成熟型玫瑰花图案彩陶盆为主要特征的庙底沟类型，与源于辽西走廊遍及燕山以北西辽河和大凌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的一个支系，即以龙形(包括鳞纹)图案彩陶和刻画纹陶的瓮罐为主要特征的红山后类型，这两个出自母体文化而比其他支系有更强生命力的优生支系，一南一北各自向外延伸到更广、更远的扩散面。它们终于在河北省的西北部相遇，然后在辽西大凌河上游重合，产生了以龙纹和花结合的图案彩陶为主要特征的新的文化群体。”他还进一步推断了这一南北文化交流对中华文明起源、传统文化起源的特殊意义:“这是两种经济类型和两种文化组合而成的文化群体。这个群体的活动中心范围既不在北方草原的牧区，又远离农业占绝对优势的关中盆地，而是燕山以北，大凌河与老哈河上游宜农宜牧的交错地带。这里自然条件的优势，大概正如古文献关于九州第一州冀州记载的所谓‘赋上上错，田中中错’，就是说，重要的不是土质肥沃，而是多种经济补充造成的繁荣昌盛，才得以发出照亮中华大地的第一道文明曙光。坛的平面图前部像北京天坛的圆丘，后部像北京天坛的祈年殿方基;庙的彩塑神像眼球使用玉石质镶填与我国传统彩塑技法一致，冢的结构与后世帝王陵墓相似;龙与花的结合会使人自然联想到我们今天的自称‘华人’和‘龙的传人’，发生在距今5000年前或5000—6000年间的历史转折，它们光芒所披之广，延续时间之长是个奇迹。”[10]

中国是龙的国度，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龙的精神渗透中华民族的骨髓和血液之中，被誉为“民族之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