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建文帝“诞布维新之政”

建文帝名允炆，明太祖朱元璋孙，懿文皇太子朱标第二子，次妃吕氏所生。他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即懿文太子元妃常氏所生子雄英。按照皇位传承的顺序，他应该是没有多少机会登上大位的，但不久常妃薨，吕氏为继妃，其兄雄英未及成年即殇，允炆遂为皇嫡长子。其父懿文皇太子也英年早殁。恪守汉文化礼法的朱元璋，置已封为藩王的几个儿子不顾，于洪武二十五年（1392）九月，立嫡孙朱允炆为皇太孙。

太孙秉性淳厚，事亲孝悌，理国宽仁。父亲懿文皇太子曾身长痈子，疼痛难忍，禁不住呼号，允炆年甫十四，含泪抚摸，昼夜不停，并亲为吮吸。太祖知道后，感动地说：“有孙如此，朕复何忧？”[1]被立为皇太孙后，太祖为增加他的历练，命其省决章奏，“尝请于太祖，遍考礼经，参之历朝刑法，改订洪武律畸重者七十三条，天下莫不颂德焉”[2]。近人黄彰健先生曾考证太孙所改为例而非律[3]。不过，无论所改是律还是例、内容为何，由严改宽，大致是确定的。

洪武三十一年（1398），明太祖朱元璋崩。遗诏称：“皇太孙允炆仁明孝友，天下归心，宜登大位”。[4]同月，太孙朱允炆即皇帝位，发布即位诏书：

天佑下民，作之君。我高皇帝受天之命，统有万邦，宵衣旰食，弘济斯民。凡事有益于天下者，无所不用其心。政教修明，规模宏远。朕以眇躬纂承大统，恭依遗诏，于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十六日即皇帝位。夙夜惶恐，思所克相上帝，宠绥四方，以无忝我皇祖之大命。永惟宽猛之宜，诞布维新之政。其以明年正月初一日为建文元年，大赦天下……於戏！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当遵先圣之遗言，期致雍熙之盛。百辟卿士，体朕至怀！[5]

虽为正式公文，不乏客套之语，但仍然传达了建文帝的施政理念和纲领。新皇帝以“建文”为年号，“与太祖之洪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年号透露了建文帝治国的意向，“他要结束开国重武的政风，建立明代的文治”[6]。朱元璋施政重刑，可他也深知忠厚才能立久远之规，到晚年欲加以改变，但因各种原因而未实现。建文帝继位后，尊文重道，延揽人才，为推行维新之政做好准备。

建文帝择官任人重品质、政绩。他任命张出任吏部尚书。张曾为太子侍读，后升通政司左参议，云南平，出为左参政，进左布政使。在滇十七年，治行称为天下第一。王钝出任户部尚书。洪武年间，王钝由吏部郎中为福建布政司参议，升参政，以廉慎闻名。陈迪出任礼部尚书。陈迪曾为翰林编修，出为山东左参政，升云南右布政使。他精通经学，亦以政声知名。郑赐出任工部尚书。郑赐以进士除监察御史，升湖广布政司左参议，后改北平布政司主事。他为人和厚，忠于职守。刑部尚书暴昭、御史府左右御史大夫景清与练子宁，均耿直、清介有节气。这些既有品行又有才干的官员担当政务，是建文朝政治比较清明、新政取得一定成效的基础。

不过，建文帝最为倚重的核心幕僚是兵部尚书齐泰、太常寺卿黄子澄、翰林学士方孝孺三人。齐泰，应天府溧水人，初名得，洪武进士，历礼、兵二部主事。一日，雷震谨身殿，太祖选九年无过之臣陪祀于天，始赐名泰。迁兵部左侍郎。召问边将姓名，泰历数无遗；又欲考诸图籍，泰出袖中手册以进。于是益受太祖重视，眷遇日隆。太祖病重，预受顾命辅幼主。黄子澄，江西分宜人。与齐泰同榜进士。由翰林修撰兼春坊官，侍读东宫。建文帝重用此二人，依靠他们谋划军国重事。方孝孺，浙江宁海人，乃一代大儒。其父方克勤是洪武时颇负声名的循吏，后在“空印案”中被冤杀。孝孺曾师从名儒宋濂，文章之名显达。他少有雄心壮志，以明王道、致太平为己任。当时曾有人向朱元璋推荐孝孺，朱元璋以“今非用孝孺时”，仅任其为汉中教授聊作打发。蜀王朱椿久慕其名，聘之为世子傅，并且为其书庐亲题“正学”二字，故后世亦称其“正学先生”。建文帝即位后，立即将他召至京师，先授翰林侍讲，后迁侍读学士。职位虽不甚高，但深受建文帝倚重，“国家大政事辄咨之”。他将学术与治国理想结合起来，对建文朝的制度更革与文治推行发挥了重要作用，影响实为深远。

维新之政首先是推行礼顺人情、宽刑省狱的政策。朱元璋立国之初，惩元之弊，以猛治国，不但制定了一整套刑律，以重典驭臣下，还时常法外用刑，可说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严刑峻法时期。建文帝将《大明律》与前代刑律比较，认为明律“较前代往往加重。盖刑乱国之典，非百世通行之道也……夫律设大法，礼顺人情，齐民以刑，不若以礼。其谕天下有司，务崇礼教，赦疑狱，称朕嘉与万方之意”[7]。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对洪武年间的一些冤案、错案予以平反纠正，许多被流放的官员被赦还，被杀害的功臣子弟得到录用。建文年间的囚犯数额大为减少，“罪至死者多全活之。于是刑部、都察院论囚，视往岁减三之二，人皆重于犯法”[8]。

宽赋是维新之政在经济方面的体现。建文帝在即位诏书中，即下令蠲免天下逋租，同年又下诏“其赐明岁天下田赋之半”。后人最为称道的是建文帝减轻江南重赋的举措。建文元年（1399）正月，诏曰：“江浙赋独重，而苏松准私租起税，特惩一时之顽民，岂可定则以重困一方？宜悉与减免，照各处起科，亩不得过一斗。田赋既均，苏松人仍任户部。”[9]洪武年间，江浙尤其是苏松地区的赋税特别沉重，比一般地区高出数倍甚至十倍之多，这虽有限制富庶地区地主势力膨胀的作用，但客观上亦阻碍了江南经济的正常发展，民不堪其苦，逃亡和逋欠现象非常严重。建文朝的宽赋之举，有效地舒缓了江浙地区的重负，这是一件很得人心的惠政。

维新之政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改定官制、省并州县。朱元璋不重视文臣，认为文士没有战功，属于“白身”，不可过于信用，规定“文官不许封公侯”。明初惟一封爵的文臣刘基只封了个最低等的伯爵，称“诚意伯”。洪武初六部尚书仅为正三品，后罢中书省，废丞相，升六部秩以分相权，但其首脑也仅仅升为正二品而已。朱元璋这么做的目的在于压抑大臣，以保证纪纲政令一出于天子，“天子威福不下移”。他还开设廷杖，“血溅玉阶，肉飞金陛”，“君之视臣如狗彘”，大臣的身心遭受肆意的摧残与凌辱。建文帝即位后，采取的做法与祖父完全相反。他重用文臣，升六部尚书为正一品，光禄寺少卿旧五品升四品，寺丞旧六品升五品，太仆寺寺丞旧六品升五品，鸿胪寺少卿旧从五品升正五品，寺丞旧从六品升正六品，各布政司布政使旧从二品升正二品，参政旧从三品升正三品，参议旧从四品升正四品。[10]这些举措“一方面提高了文臣的地位，另一方面也表示他无意把权力控制得太死。他倚重大臣，放手让他们去做事，尊重他们的地位，这与朱元璋的极端专制主义是大相径庭的”[11]。

建文朝改革官制，还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更改机构及职官名。如都察院改为御史府，设御史大夫，通政司改名通政寺，大理寺改名大理司。官员职名六部侍郎改称侍中，原通政使改称通政卿，大理寺卿改称大理卿，太常寺卿改称太常卿，光禄寺卿改称光禄卿。宫殿名称也有改变，如改谨身殿为正心殿，午门为端门，端门为应门，承天门为皋门，前门为辂门等。这些改名受后世非议较多，如朱棣曾批评道：“如群臣散官一事，前代沿袭，行之已久，何关利害，亦欲改易。且陵土未干，何忍纷纷为此！”[12]朱鹭《建文书法儗》称：“四年间……今日更官制，明日更官阶；宫门、殿门名题日新。虽干戈倥偬，日不暇给而不曾休，一何扰也？”确实有不少的改名是没有实质意义的，只因慕古，徒增纷扰而已，但亦不尽然，如改都察院为御史府，其职能就有较大变化。洪武时因诉状繁，都察院与刑部分理庶狱。建文时刑狱减省，都察院易名御史府后，更多地转向了以“纠贪残，举循良，匡政事，宣教化为职省”[13]。方孝孺《逊志斋集•御史府记》说：“曩者，法吏持刑刻深，犯者滋众……今皇上以德养人，群生喜悦，讼者衰止，复古官名以修善政……使黎民醇厚如三代时。”这说明，复古官名，虽有慕古的成分，但在某种程度上也表达了宽刑、善政、美俗的良好意图和愿望。

洪武年间王府官员地位很低，他们或为王府的家庭教师，或形同奴仆。建文时“增置各王府宾辅、伴讲、伴书”，并提高其地位，规定王府官员对王称名而不称臣，见礼如宾师。方孝孺论说：诸王“尊崇之极，而骄泰易滋，左右之臣位下势卑，不能矫其失”。“天子慨然为深长之思，增立辅臣，重其职任，俾咸知尊贤取友，以成令德。”[14]此项举措，一体两面，“限制宗藩骄泰，提高文臣地位，相辅相成”[15]。

与此同时，建文帝在地方上推行了省并州县，精简机构，裁撤冗员的举措。据《姜氏秘史》、《建文朝野汇编》、《建文书法儗》等书的统计，短短四年间撤销的县有39个、州9个、巡检司73个、河泊所49个、递运所15个、水马驿48个、税课局109个、税课司41个，还有一些道纪司、道会司、道正司、僧会司、道会所、僧纲道纪司、盐课局、盐课司、茶课司、批验盐引所，省去府州县训导104个和其他一些官吏。增设的机构很少。被裁的机构很多为税收机关，这无疑会起到减轻人民负担，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

建文帝真心实意地推行新政，“继体守文，专欲以仁义化民”[16]，在当时就赢得了士大夫的心，得到士大夫的衷心支持。“在朱元璋雪刀霜剑之后，建文朝无异于阳春煦日，士大夫们颇有心花怒放之感。”[17]“靖难”事变后，士大夫们纷纷为建文帝殉死，除了传统的忠君思想外，志同道合的价值追求和推诚以待的感遇之恩，恐怕亦是重要原因。建文帝的新政更为他赢得了身后名，后世的人们，常常自觉不自觉地将建文朝理想化，建文帝更是作为一位仁君而广受民间的爱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