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为时代画像的笑笑生

19世纪30年代，法国著名的作家巴尔扎克有一个梦想，他想用自己的笔，把法国19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的历史完整地记录下来，当一个时代的“书记员”。这个时代对巴尔扎克来讲充满了诱惑力，因为他看到法国社会在这二十年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那些满身铜臭的暴发户横冲直撞地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向贵族阶级发起了日甚一日的猛烈攻击，并终将毫不客气地取代贵族阶级的统治地位。在巴尔扎克看来这种阶级更替、时代的变幻丝毫不亚于一场战争，虽然看不见战火、硝烟，但其激烈的争斗程度同样是惊心动魄的。也正因如此，巴尔扎克要成为时代的记录员，记录下这个时代的变化。

巴尔扎克本人对贵族阶级充满同情，他喜欢贵族阶级的文化和教养，他甚至把自己的名字前面加上一个“德”字，以表示对贵族阶级的敬仰。尽管如此，当巴尔扎克看到贵族作为一个阶级，其灭亡已经是大势所趋时，他毫不犹豫地用锋利的笔触写出贵族阶级的衰败，写出他所反感的那些暴发户们的崛起。在巴尔扎克笔下塑造得最为成功的人物，不是那些高雅的贵族，更不是那些低贱的平民百姓，而是那些有着恶魔般力量的人物——资产阶级暴发户。尽管，巴尔扎克打心眼里不喜欢这些人物，但在这些人物身上，他看出一种魔力，一种以金钱为支撑的巨大力量。巴尔扎克写出了拉斯提涅、钮沁根、葛朗台、伏脱冷等一系列资产阶级暴发户和野心家，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巴尔扎克虽然在道德上批判这些人物，但对这些人物又不免流露出一种钦佩，因为在他看来这些人物身上有一种力量。

在西方文坛上，巴尔扎克是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中最为伟大的代表。然而，令巴尔扎克所未想到的是，早在16世纪，中国作家兰陵笑笑生就已经写出《金瓶梅》这部力作。在这部小说中，笑笑生同样塑造了一个满身铜臭的暴发户——西门庆，这个充满痞气的市井商人以经商起家，靠贿赂官员而发财，仗着金钱的力量，买通了当朝宰相，最终一步登天，成为大宋的提刑官。与官的勾结，使其买卖越做越大，最终成为山东首富。这个昔日的痞子商人，到后来可以指点江山，决定官员的升迁，可见其势力之大。西门庆与巴尔扎克笔下的暴发户可以说是异曲同工，都有着恶魔般的力量。

从时间上来看，巴尔扎克和笑笑生相差三百多年；从空间上看，两者相隔万里。是什么使这两个作家在想象力上有如此的一致，所刻画的人物如此相像？实际上，跨越300年的时空，联系起巴尔扎克和笑笑生的一种共同的东西，在巴尔扎克的时代叫“金钱”，而在笑笑生的时代是“银子”。两个作家能写出相似的人物，因为他们都面临着一个新的时代——“货币化时代”^[1]。恰恰是由于“货币”成了两位作家所在时代的新的上帝，统治了整个时代的方方面面，把一个看似破碎的现实生活高度整合起来，这才给了这两位作家能从一个整体的高度来把握整个时代的视角，而这个视角是其他时代作家所不具备的，由此这两位作家为其所在时代画像才成为一种可能。

尤为令我们感到惊奇的是，这两位作家小说中的故事情节都有相同之处。如巴尔扎克在《高老头》中写了贵妇人鲍赛昂子爵夫人，在资产阶级暴发户的紧逼之下退出了巴黎社交界。而笑笑生在《金瓶梅》的第六十九回、第七十三回写西门庆把一个贵妇人——王招宣府的遗孀林太太发展成对他百依百顺的姘头。两个不同时代的作家都把暴发户对贵族阶级的妇女的征服写在了自己的小说里，这不能不令人感到惊奇。如果说贵妇人是贵族阶级的标志性符号，而暴发户对贵妇人的占有和征服，则代表了其对整个贵族阶级的征服。可以说，巴尔扎克和笑笑生都在贵妇人的床上发现了历史的变化，听到历史的车轮在轰隆作响。

巴尔扎克要成为时代的书记员，要为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和社会画像。这是一种大无畏的创作精神。巴尔扎克曾豪迈地说：“吾皇（拿破仑）用剑征服者，我将用笔征服之。”从《金瓶梅》这部小说来看，笑笑生这位作家也是在为他所生活的时代画像，尽管到目前为止，我们对这位作家的生平仍知之甚少，但是，从他对时代描绘的深度和广度上看，他也一定是一位非常有气魄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