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本课题研究综述

由于笔记小说长期不受重视，从宗教文化角度独立研究唐五代笔记小说，实不多见，相关研究成果大多立足于整体小说的研究，侧重点在于作为优秀作品的唐传奇，因此本书的综述也只得围绕整个唐代小说展开。唐五代的宗教现象比较复杂，宗法性传统宗教、[29]道教、佛教、景教、摩尼教、祆教、巫术信仰以及区域宗教文化均有不同程度的传播，因此唐五代笔记小说受宗教文化影响及小说中表现出的宗教思想也很复杂。从唐五代宗教发展状况及小说反映出的宗教思想来看，佛教与道教无疑是影响小说创作的两大动力，因此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重点，成果颇多。按照宗教学界的观点，宗法性传统宗教是中国古代的国家宗教，但作为根本大教，它对小说的影响却被忽视了。在原始宗教基础上发展起来、经过儒家思想改造的天命观，是宗法性传统宗教的教义核心，是指导、规范古人言行和思想的根本信仰，也是推动小说创作的原动力，这一问题在唐代小说研究界受到的重视并不够。但在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研究中，初步得到了必要的重视。李剑国先生《唐前志怪小说史》从巫教、阴阳五行学说、宗教迷信传说等角度梳理了志怪小说形成的宗教思想渊源。但李先生关于“商周的宗教形式主要表现为巫教”的观点，在今天看来，应该被宗法性传统宗教代替。[30]张庆民《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通论》是一部系统研究宗教与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关系的论著，作者将宗教信仰分为“古代宗教”、“道教”、“佛教”。所言“古代宗教”，是溶合鬼神信仰、祖先崇拜、自然崇拜乃至原始巫术等内容为一体的排除佛教、道教的本土宗教信仰的统称。作者指出：建立在古老天帝信仰基础上的天人感应神学、万物有灵论催生出的精魅幻化故事以及民间的鬼神信仰，衍生出了大量变异神怪故事；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是在古代宗教信仰下，鬼神怪异之谈长盛不衰，递相传承的结果，又是道教、佛教传布的产物。[31]这里他将宗法性传统宗教与遗留在民间信仰体系中的以巫术为特征的原始宗教遗存混同起来了，但资料翔实、论证详审，体系严备，仍是一部系统研究魏晋南北朝宗教与小说问题的力作，对唐五代笔记小说研究也颇具启发意义和借鉴价值。赵章超的《宋志怪小说天命观论略》，考察了宋代志怪小说天命观的上古文化渊源以及它在宋代复辟的思想根源。[32]而实际情况是，天命观一直占据古代官方宗教思想体系的核心，也从来没有淡出古代小说思想体系。

佛教、道教与唐五代小说的研究，是伴随着唐代文学与佛教、道教研究领域的不断开拓而逐步展开的。80年代以前，此类研究处于初创期，不成系统，关注较多的是传奇小说这样的优秀作品，但为数不多的研究成果却开风气之先。刘开荣先生《唐代小说研究》第二章第三节“传奇小说从佛教文学吸收了什么”，从翻译佛经、变文对古文运动的影响、佛经韵散结合的文体形式对传奇的影响、佛教文学对传奇小说内容和题材的影响三个方面，简要阐述了传奇文学对佛教文学的借鉴。[33]日本学者关于佛教与唐代小说的研究起步较早，其特色在于具体问题的深入研究，如平野显照《唐代的文学与佛教》第四章是关于唐代小说与佛教关系的研究，作者指出，唐代的佛寺是可供庶民休憩和避难的场所，也是小说家会聚谈话之处，对小说的传播有重要意义；作者还就小说中的缁徒形象、小说家的佛教素养对小说创作的影响等进行了探讨。[34]80年代以来，陆续出版孙昌武《唐代文学与佛教》、[35]释永祥《佛教文学对中国小说的影响》、[36]孙昌武《中国文学中的维摩与观音》等。[37]蒋述卓《佛经传译与中古文学思潮》从佛经翻译、传播的角度考察中古文学繁荣的外来宗教因素，其中的《志怪小说与佛教故事》对佛教叙事文学影响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途径和方式有细致深入的分析，指出佛教故事的翻译和口头传播，与魏晋清谈之风结合，伴随印度戏剧和西域幻术，对民间和社会上层产生深刻影响，刺激了志怪小说创作在艺术构思、人物描写、叙述方式、篇幅体制等方面的大发展；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未能取得文体独立，在于历史传统的强大、小说观念的保守、哲学本体论的制约等。[38]其研究方法也同样适用于唐代笔记小说。业师允吉先生注重从钩辑原始佛典出发，义理与考据相结合，对一些常闻乐见的文学现象和作品的佛教渊源进行深刻的阐释，往往极具启发意义。《关于王梵志传说的探源与分析》爬梳内典，钩玄索微，指出王梵志并不是一个真实人物，王梵志诗本质上是一种口头文学，是众多无名诗人长时间的集体创作。这篇论文采取宗教传播和文学传播的视角，通过细致入微的分析论证，所得结论客观严谨，对研究佛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具有方法论的意义。[39]陈引驰先生《隋唐佛学与中国文学》第七章“志怪传奇之佛教渊源”，通过对具体作品的分析，阐述佛教故事情节、素材以及地狱观念在中土的转变及其对叙事文学的影响。[40]夏广兴《佛教与隋唐五代小说——隋唐五代佛教之流布与汉译佛典对传奇小说之影响》在隋唐五代佛教发展的背景下，就汉译佛典故事、艺术、思想对隋唐五代小说创作的影响进行对比研究，理清了佛教影响唐传奇的线索。[41]俞晓红《佛教与唐五代白话小说》对佛教东传与唐五代白话小说形成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认为寺院僧徒借助佛教文学中故事性譬喻性的题材讲经说法，以宣教辅教，示现化导，这一方式导致了唐五代时期“俗讲”“变文”的产生；部分“变文”具备了白话小说的诸种美学特征，可以视为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发端。[42]窃以为，作者从佛教“变现”角度出发，并结合变相来考察变文的由来，比较符合变文的真实含义。

关于道教与唐五代小说的研究，1938年，陈寅恪先生撰《〈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以李复言《续玄怪录》卷一之《辛公平上仙》与韩愈《顺宗实录》相互发明论证，认为此篇道教色彩浓厚的小说乃复言假道家“兵解”之词，以纪宪宗被弑之实。[43]寅恪先生以历史家的视角将《辛公平上仙》视为史料，目的并不在文学研究，而撰于1941年之《读〈莺莺传〉》，从《莺莺传》又名《会真记》出发，指出真字与仙字同义，“会真”即遇仙或游仙之意，唐代人多以仙为“妖冶妇人，或风流放诞之女道士之代称，亦竟有以之目倡伎者”，从而揭开了崔莺莺的真实身份。[44]李丰楙《六朝隋唐仙道类小说研究》对仙道小说的特性、范围进行了界说，作者对道教炼养术“啸法”的研究，阐明了啸法的法术功能及其对文士情态和文学作品的影响，眼光独到；其“唐人创业小说与道教图谶传说”一章，对道教图谶影响唐人小说创作的研究，亦资料翔实，论述精审。[45]罗争鸣的博士学位论文《唐五代道教小说研究：以杜光庭为中心》则可视为后继之作，作者的研究对象是以宣化、教戒为宗旨的狭义道教小说，并以杜光庭的小说创作为中心，从宗教、文学、历史、文献等多角度做了深入探讨。作者还根据刘仲宇先生《道教法术》一书划分的法术类别，对《仙传拾遗》的法术世界进行了归纳概括。[46]此类小说主要就是笔记小说。关于法术与小说关系的研究，始于王瑶先生《小说与方术》一文对汉魏六朝方术影响小说创作情形的探讨。[47]嗣后，葛兆光在《想象力的世界》中指出，道家为文学提供的意象有三类：一类是神仙与仙境，一类是鬼魅精怪，一类是道士与法术，肯定了法术在小说创作中的作用。[48]王立、陈庆纪《道教幻术母题与唐代小说》一文从道教法术角度研究唐代小说的幻术母题，将幻术概括为开花结果术、剪纸雕木术、投符念咒术、呼风唤雨术、隐身易形术、役使鬼神术以及炼丹术、摄魂术等。这些研究资料翔实，但将道教法术统归于“幻术”名下，似不尽然。[49]所以从宗教学角度对唐代小说中的法术观进行较为全面的探讨，尚有诸多空间。道教与唐代小说的其他研究成果有段莉芬《唐五代仙道传奇研究》、[50]徐翠先《唐传奇与道教文化》[51]及凤录生《道教与唐五代小说》，[52]单篇论文有张松辉和申载春的同名作《道教与唐传奇》等。[53]

上海师范大学孙逊先生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和他的博士们撰写了《中国古代小说与宗教》，这是一部从宗教学角度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专著。[54]其中对唐代小说的研究侧重于唐传奇和俗讲、转变等俗文学，探讨了唐代小说“仙妓合流”现象的社会、历史、作者心理体验等方面的原因，并对其多重文化内涵予以阐释。该书第一章“巫与古小说”，着重探讨唐前志怪小说与巫和巫术的关系，认为小说起于巫，作者赵振祥嗣后将该部分整理成《巫与古小说》一书出版。[55]较早从事小说与巫术关系研究的朱恒夫先生在《古代小说与巫教》一文中，对小说中的巫师形象、巫师本领、巫术种类、巫术对表现小说思想和构建小说情节的作用和美学意义进行钩稽探索。[56]万晴川则在近几年的小说研究中将目光投向古代小说与神秘文化研究，先后撰写了《命相、占卜、谶应与中国古代小说研究》、[57]《房中文化与中国古代小说》、[58]《巫文化视野中的中国古代小说》、[59]《中国古代小说与民间宗教及帮会之关系研究》[60]瑏瑡，填补了古代小说研究的相关空白，极大地开拓了研究视野。《巫文化视野中的中国古代小说》运用巫术理论、文化阐释、主题学和原型分析等方法，论述巫术思维对古代小说创作思维的影响，认为巫术思维促进了古代小说中的浪漫主义艺术的产生和发展，并对巫术小说的结构类型和古代小说中的巫术内容进行归纳分析和解读。此书亦不无可商榷之处，如未将道教和佛教法术与古代巫术合理区分，对神怪小说中的人物神变的解释，脱离了古代宗教发展的实际，忽视了佛教、道教对巫术的改造和发展。《中国古代小说与民间宗教及帮会之关系研究》是一本颇具开拓意义的论著，系统梳理了中国古代民间宗教、帮会等组织与小说的关系，对小说中的民间宗教组织和帮会进行了细致严谨的甄别，拓展了古代小说研究的视野，也引起了民间宗教研究界的重视，令人耳目一新。其他如王立《宗教民俗文献与小说母题》，系古代小说的主题学研究，分为树神遭害、金银变化、睡显真形、发迹变泰、天书、铭知发者、复仇、引诱不成反诬、番女求偶、海岛巨人食人十大主题。[61]

从历史文化和类型学角度探讨宗教文化与唐五代小说的关系，也是近二十多年来颇有特色的小说研究途径。王平《中国古代小说文化研究》从唐代小说的文化心理特征、士子的文化心态、唐代文化的转变等宏观视角研究唐传奇。唐代小说并非该书的研究重点，但所采取的文化研究视角比较独特，如“原始宗教对民族心理的熔铸”、“区域文化的个性与融合”、“民俗文化对古代小说的影响”等。[62]程国赋《唐代小说与中古文化》从横向角度探讨唐代小说与中古文化背景之间的关系。[63]其《唐五代小说的文化阐释》则是这一问题的深化，具体从史官文化、门第、科举、宗教、婚恋思想、商业、士子文化心态等层面展示唐代文化思想对小说创作的影响。其中涉及佛道二教与唐五代小说，但较为简略。[64]小说类型研究有李剑国先生《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前言《唐稗思考录》，将该时期小说划分为性爱、历史、伦理、政治、梦幻、英雄、神仙、宿命、报应及兴趣等十大类；程国赋《唐代小说嬗变研究》将唐代小说划分为婚恋、逸事、佛道、侠义四类。[65]但他们研究重点并不在小说类型，真正的类型研究则出现在近几年。李鹏飞的《唐代非写实小说之类型研究》是目前为止对唐代志怪传奇小说的类型进行专题研究的论著，分为谐隐精怪、遭遇鬼神、梦幻三大类型，每种类型也包括相应的故事亚型，对每类小说的源流演变、叙事艺术进行了探讨。[66]

此外，葛兆光先生开展的宗教与文学研究以视野独特、见解新颖见长，他的《体验与幻想：宗教经验对中国文学的渗透》，试图突破宗教与文学研究中传统的以史料考据和阅读感受为主的方式，从宗教经验和宗教心理的角度关注中西宗教在宗教经验上的差异、中国宗教经验在文学中的表现形式及其影响的历时性变化。尽管后一个问题似乎未能得到解决，但其后的系列论文《从出世间到入世间：中国宗教与文学中理想世界主题的演变》、《死亡之恐惧及其消解：中国古代宗教与文学中死后世界主题的演变》，则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并实践的，相关主题对本书的写作亦有启发意义。[67]

从总体上看，目前从宗教文化角度对唐五代小说的研究，主要立足于小说的整体研究，成果也主要集中于佛教、道教对小说的影响方面，同时对作为道教核心内容之一的法术以及佛教咒术与小说关系的探讨相对较少。巫术与小说关系的研究刚刚起步，宗法性传统宗教以及民间宗教与唐五代小说关系的研究则较为薄弱。因此，将这个时期的笔记小说作为独立的文体形式，以宗教文化视角对作者的人格特征、宗教心理和创作动机作进一步的探讨，对笔记小说中表现出来的复杂宗教现象进行深入研究，尚有继续开拓的余地，此乃本书的立足点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