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内在的超验”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哲学的人本学里所强调的“我”，不是常识意义上的“我”，而是哲学意义上的“我”。也就是说，它不是作为生理我、家庭我、世俗我的个别的“私我”“小我”，而是作为宇宙我的普遍的“公我”“大我”。用现代哲学语言来表述，它是有别于“经验自我”的“超验自我”。“超验”者，超越于经验也。“我”，犹如照相机的镜头，它可以拍下世间的万事万物，而唯独不能拍下它自己。因此，“我”已不复有任何经验对象属性，它毋宁说已成为不可指陈的作为前谓词真理的“忘我”“无我”之“我”，即一种名符其实的彻底的“我”。
也正是从“我”的这种超验性质出发，你才能明白，为什么中国哲学中的“我”不是哲学中的相对的“多”而是绝对的“一”，为什么这种“我”被哲学家们视为先于任何始因和前提的宇宙的终极始因和绝对前提。同时，也正是从“我”这种超验性质出发，你才能明白庄子笔下的“至人”“真人”之所以可以汪洋恣肆、无往不往地作“逍遥之游”其所寓含的哲学深意：
这里的描绘并非痴人说梦。如果你一旦明白庄子学说里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同一”（《庄子·逍遥游》）里的“我”并非“经验自我”，而是“超验自我”的话，那么这种描绘就丝毫不为过分。其实，庄子在这里所极力渲染的“逍遥”之说，正是对“超验自我”的“我”的超越性的传神之论。
庄子认为，这种“我”不独与“经验自我”迥然异趣，而且唯有舍弃、超越“经验自我”，“我”才能真正地回到我自身。在他看来，“经验自我”的“我”被功利所驱使，被事非所固执，被形体所限制，是一种被外在对象牵着鼻子走的“假我”，它恰恰是“向我属性”的丧失而不成其为“我”。故“人之君子”即为“天之小人”（《庄子·大宗师》），而要回到真正的“我”，就必须摆脱掉所有这一切，“忘我”才能“有我”。这就是庄子学说中回到“无我之我”的“坐忘”方法论的提出：
因此，正如在中国古代道的学说里，其认为直悟道就必须“为道日损”而破除对日常经验的而的偏执一样，在中国古代“我”的学说里，其坚持要回到“我”也必须克服对日常我的迷信。但是需要特别强调指出的是，尽管中国哲学鼓吹“我”的超验性，但是无论这种超验如何超验，它都依然是一种内在于我的经验里的“非我莫属”的超验，即所谓的“内在的超验”。因此，它完全不同于那种外在于我的经验的而与我全然无涉的外在的超验（正如西方哲学中的“上帝”“理念”“物自体”等概念所表明的那样）。易言之，它既是超验的，又是内在的，既是“无我之我”，又是“有我之我”；“勿助”即为“勿忘”，从“经验自我”的撤出也恰恰是最真实最彻底地向其返回。从这意义上讲，正如中国哲学里形而上的道即为形而下的器一样，中国哲学里“超验自我”与“经验自我”最终也亦是二而一的。
这是一种为中国哲学所特有的“不即不离”的关系。它毋宁说为我们揭明了中国古代人本主义学说的“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性质。也就是说，既然“我”并非“经验自我”而为“超验自我”，那么，中国古代的人本主义并非一些人所断言的那样没有超越精神，而恰恰相反。对于中国人来说，人性即神性，正是人本身在世间万事万物中脱颖而出，成为宇宙超越精神的真正象征。这是其一。其二就是，既然这种“我”又内在于“经验自我”中，那么，“我”对超越性的追求就无需远离世俗另辟蹊径去企求，而恰恰相反，正如“唯下学可以上达”一样，从“践形”中就可以“尽性”，“我”的超越性并非什么神秘的幽灵，它其实就体现在具体生动的我的日常生活之中。
于是，“我”已经成为一种两栖的“我”。“我”不仅可以脚踏实地地生活在世俗世界中，而且同时也可以出神入化地与神相会。因此，对于中国古人来说，入世即为出世，“性尽”就可“神穷”；虽“不住涅？”但却能“立地成佛”，虽“不舍众生”，但可直面死的威胁。故中国文化没有宗教却胜似宗教，不越世俗而又远远超越世俗。而这一文化尽管不失平和但其雄风历千年不灭，不正也可以从这种“内在的超验性”里为其找到最好的注解吗？
王阳明说得好：“吾儒着相，其实不着相，而佛氏不着相，其实着了相。”（《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如果说中国哲学是一种“内在超验”型学说，其内在性（“着相”）与超越性（“不着相”）不可分离而最终由内在性推出超越性的话，那么，西方哲学则是一种“外在超验”型学说，其超越性外在于内在性里而最终走向超越性的取消主义。也就是说，西方哲学固然不乏对“我”的积极肯定，但是，其“见理不能穷理”则必然“见性不能穷性”，无论是其“我思故我在”的“我”还是其“我欲故我在”的“我”，“我”都依然囿于“知性”“情欲”这些经验的对象性里而最终仍不失为一种“经验自我”。这样，“小我”被西方人牢牢地据为己有，而真正本体的“大我”却被慷慨地奉送给彼岸的上帝，于是，在西方人那里我们看到这样一种自相矛盾的哲学游戏：一方面“我”不无骄傲地宣称我是“万物的尺度”而把唯我论推向极致。另一方面“我”却极为谦卑地听凭上帝对我的主宰而使我成为唯“他”是从的东西。
这是“我”的一种真正的迷失。在近现代，这种迷失不仅没有缓解，相反地由于种种“假我”力量的迅猛扩张而使其危机日益深重。同时，也正是基于对这一哲学困境的反思，在西方文化领域，一场一反西方传统的、旨在从“外”转向“内”、从“彼在”转向“此在”的“本体论革命”正在兴起。而这不也正向人们表明，中国古代的“内在的超验”的学说不仅没有过时，而且随着时代的进展推移而日益显示出其不朽的生命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