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论政《大公报》
1953年1月7日，年逾花甲的胡适在“台北市报业公会欢迎会”回忆道：“ 《大公报》的‘星期论文’，就是我替张季鸾（1886—1941）先生、胡政之先生计划的。请《大公报》以外的作家每星期写一篇文章，日程也都由我代为排定。这样，报馆的主笔先生每周至少有一天休息。这种方式旋为国内各报刊所采用。”而事实上，最早提出开辟“星期论文”专栏的是当时《大公报》的主笔张季鸾。他当时的用意是：“一是每天要发一篇社评，多数由他执笔，负担过重，组织社外人士撰写星期论文，每星期他可以少写一篇社评。二是加强与文化教育界的联系，扩大在学术界与青年学生中的影响。”《大公报》研究专家（系《大公报》人）陈纪滢也说过：“《大公报》鉴于全国最高学府拥有专家学者无数，而社会各阶层均有饱学之士，这些人构成国家之文化动力。他们对国是与各种专门问题都有卓见，隐藏于脑海之间，有的人喜欢写文章发表议论，有的人则须催逼而成。尤其在国难蜩螗，全国需要竭尽智慧，以挽救危亡之际，更应以专家的学识，以贡献于全国。因之，于民国二十二年秋发起刊载‘星期论文’，以代替社评。”
1933年年底，张季鸾与《大公报》另一主笔胡政之联袂到北平，在东兴楼饭庄宴请北平文化教育界人士数十人，为即将开辟的“星期论文”约稿。席上特别说明稿件除抵触法律外，决不干涉内容，不更改字义，以尊重作者。胡适作为当时北平文化教育界的领军人物，自然在《大公报》与北平知识界的这次合作中发挥了主要作用。1934年12月20日，他在给傅斯年的信中说：“我也觉得《大公报》的星期论文是值得维持的，所以不但按期作了，还替别位朋友‘枪替’了好几次。”可见，从在《大公报》创设“星期论文”专栏的1934年直到1953年，《大公报》的“星期论文”在他的心目中始终占据着一个特殊的位置，而他对“星期论文”也持认同和维持的态度。不仅作为该栏目精神领袖的胡适如此，而且很多学者和读者都迅速认可了“星期论文”。据陈纪滢回忆：“‘星期论文’兴起后，引起全国注意，尤其知识界到了星期天，无不争看这个礼拜是谁写的。其中的确开启了中国专家学者在报纸上发表议论的先河，更为读者广辟吸收知识的园地。”
1934年1月1日，《大公报》在要闻版上以显著地位加框刊出了“本报特别启事”:“本报今年每星期日，敦请社外名家担任撰述。‘星期论文’，在社评栏地位刊布。现已商定惠稿之诸先生如下：一、丁文江先生；二、胡适先生；三、翁文灏先生；四、陈振先先生；五、梁漱溟先生；六、傅斯年先生；七、杨振声先生；八、蒋廷黻先生。”胡适的名字赫然列在首批担任撰述的“社外名家”之列。紧接着，在1934年的第一个星期日即1934年1月7日，胡适率先发表第一篇“星期论文”:《报纸文字应该完全用白话》。在该文中，胡适首先概括了当时中国的新闻纸的发展趋势：“近几年来，中国报纸的趋势有两点最可注意：第一是点句的普遍；第二是白话部分的逐渐增加。这两件事其实只是一件事，都只是要使看报人容易了解，都只是要使报纸的文字容易懂得。”胡适肯定了《大公报》在采用白话文方面的功绩：“在《大公报》的六版半的读物之中，白话只占百分之三十八。然而从日报的历史上看来，这样的比例也就很可以使我们乐观了。十六年的工夫，能使日报的文字变到百分之四十的白话化，这不能不算是很大的进步了。”
而在“星期论文”开辟前的1931年5月22日，《大公报》出满一万号，胡适的贺辞《后生可畏》把《大公报》比喻成一个快速成长的“小孩子”（相对于历史更加悠久的《申报》等），并毫不吝啬地给予了赞美：“然而这个小孩子居然在这几年之中，不断地努力，赶上了那些五六十岁的老朽前辈，跑在他们的前面；不但从一个天津的地方报纸变成一个全国的舆论机关，并且安然当得起‘中国最好的报纸’的荣誉。这真是古人说的‘后生可畏’了。”胡适也提出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个二十世纪里，还有哪一个文明国家用绝大多数人民不能懂的古文来记载新闻和发表评论的吗？”对胡适的批评，张季鸾在当日发表的《一万号编辑余谈》中谦虚地接受，并承诺道：“适之先生嫌我们不用白话文，所以我们现在开始学着用白话文。”当时胡适对《大公报》的批评主要的指向是学衡派的主将吴宓主编的《大公报》“文学副刊”。胡适在1933年12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今天听说，《大公报》已把‘文学副刊’停办了。此前是吴宓所主持，办了三百一十二期。此是‘学衡’一班人的余孽，其实不成个东西。甚至于登载吴宓自己的烂诗，叫人作恶心！”
在胡适的书信和日记中可以发现，他对社会影响力日益增长的《大公报》非常重视，而且对它有着一定的认同。而这种认同主要与他对以自己为核心的所谓“胡适派学人群”的角色定位有着一定的关联。这种自我认同在1933年4月8日他坚拒汪精卫请他担任教育部长的回信中体现得非常明显：
我所以想保存这一点独立的地位，决不是图一点虚名，也决不是爱惜羽毛，实在是想要养成一个无偏无党之身，有时当紧要的关头上，或可为国家说几句有力的公道话。一个国家不应该没有这种人；这种人越多，社会的基础越健全，政府也直接间接蒙其利益。我深信此理，故虽不能至，心实向往之。以此之故，我很盼望先生容许我留在政府之外，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