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构建反犹共识

纳粹在1933年1月的掌权，为将会伴随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大屠杀的反犹运动带来了两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要素。第一，希特勒和他的一些亲密同伙组成了一个经验丰富的反犹宣传核心。第二，纳粹组建了一个庞大的新机构——帝国公共启蒙和宣传部，其德语简写为RMVP。纳粹党自身变成了工具，在整个德国社会中传播着来自党和政府的官方信息。在魏玛时期，纳粹宣传家们学会了如何将基本的意识形态原理转化为一种事件的连续叙述。这种叙述以一个存在严重偏见的善恶故事为特征，故而容易传播到广大受众当中去。希特勒仍是关键的讲故事人和宣传家。他的演讲被印刷发行，通过电台播放，摘录在成千上万的海报上。虽然反犹主义只是纳粹多种选票力量资源中的一种，但1933年后希特勒将反犹理论家——其中最重要的人物是约瑟夫·戈培尔、奥托·迪特里希和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放置于关键舆论塑造机构的顶端。在以“领袖主义”为依托的专制体制中，希特勒的反犹信念决定了政策。

塑造大众舆论始于对新闻出版自由的摧毁。1933年1月30日之后的几周和几个月里，大约有2000名德国记者，包括犹太人、自由主义者、保守主义者、不大关心政治的作家、社会民主主义者以及共产主义者，被解雇、逮捕或流放，有时是并用以上三种措施。绝大多数记者则保留了他们的工作。对新闻出版机构的控制发挥了一石二鸟的作用：一方面驱逐和压制疑似异议者，把工作岗位腾出来给纳粹党成员；另一方面也促使记者投机适应，和新政权下的保守主义精英同流合污。共计有200种社会民主党的报刊和35种共产党的报刊被关闭了，而它们的总发行量约为200万份。在1933年7月，莫斯出版公司的报刊，包括德国自由主义佼佼者之一的《柏林日报》，屈服于“协调”——纳粹术语，即清洗、合并和控制德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各种机构。在1933年10月4日，由帝国新闻主管奥托·迪特里希制定的《编辑控制法》，使得所有保留的报纸和期刊编辑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下，从而结束了新闻出版自由的任何伪装。编辑们必须是“雅利安人”，并且不能与一个非雅利安人结婚。法律由此禁止犹太人以及那些与犹太人通婚的人从事记者职业。所有的编辑被要求成为帝国德语新闻出版联合会的成员，而迪特里希是这一机构的主席。法律建立了由联合会管辖的法庭，它能够惩罚和清除被视为已违反法律要求的编辑。在1933年12月12日，主要的德国新闻出版服务机构被合并为官方德国通讯社（DNB），这反过来使其处于宣传部中迪特里希的新闻办公室的监管之下。德国的新闻出版已然变成了一种国家垄断。

纳粹政权也通过购买各种报纸和期刊以获得对新闻出版机构的控制，并经常是以低廉的价格进行收购。在这一过程中，一个关键的参与者是马克斯·阿曼（Max Amann,1891—1957），一个通过帮助《我的奋斗》获得商业上的成功并帮助希特勒成为一名富人而获得希特勒青睐的出版商。在1933年之后，希特勒任命阿曼为帝国新闻出版所（Reich Press Chamber）的理事长和德国报纸与期刊出版商协会的主席。在他的指导下，纳粹的德国新闻出版机构产权拥有量显著地扩大，从1933年占所有报纸出版社的2.5%，生产约120种日报与周刊，总发行量约为100万份，扩大到1939年的1500家出版社和超过2000种报纸。到了1945年，纳粹控制的新闻出版机构占了总发行量的82.5%。到了1939年，纳粹控制的弗朗茨·埃尔出版社单独就控制了约200种报纸，且发行量达到1320万份，并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出版公司。尽管有2200种报纸仍属私人拥有，但也受制于来自执政当局详细的指令体系。

在1933年1月之后的政权宣传活动中，纳粹党通过它的强大等级制度扮演了核心的角色。在1928年，纳粹党拥有96918名成员。到了1933年1月，伴随于魏玛共和国的大萧条和政治危机，其成员已翻了近八倍，达到849009名。1933年之后，成员急剧增长，在1935年达到2493890名，1939年达到5339567名，1941年达到710万，1943年达到730万，在1945年5月则超过了800万。希特勒站在纳粹党的顶端，被担任着各种内阁职务的副手和拥护者环绕着，诸如马丁·鲍曼、约瑟夫·戈培尔、奥托·迪特里希、海因里希·希姆莱、罗伯特·莱、汉斯·弗朗克、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从属于国家领导人的则是纳粹省党部负责人，或称为地区行政长官或地区领导人，负责与德国各州州域相一致的区域；县级领导人负责整个城市或都市地区，社区点领导人和基地领导人或地方领导人则各自负责一部分城市或小城镇。在最基层的是支部领导或单元领导，最后是区块、街道或街区领导。自1936年起，有33个纳粹省党部、772个专区和21041个社区点及基地。在1938年奥地利和苏德台地区并入之后，又增加了6个纳粹省党部。到了1939年，又增设了6个地区办公室。到了1943年，根据纳粹党的最新组织编制书，数量已经增加到43个纳粹省党部，869个专区，26103个社区点，106168个支部和559020个街道或街区团体，并争取到约8000万的人口。由于被纳粹政权统治的领土通过德国武装力量而扩大，纳粹党在东欧和西欧设立了新办事处。纳粹省党部的1943年地图说明了，它的扩张进入了被占领的波兰和捷克领土。与这些官员协作的是安全服务机构（SD），其定期向柏林报告关于对政策和宣传的大众情绪和公众回应。这个广泛的组织武器对于纳粹信息在德国社会许多领域中的传播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

在1933年3月，希特勒任命戈培尔为新创建的宣传部的部长。戈培尔是纳粹党的主要宣传家和反犹仇恨的鼓动者。他已从海德堡大学获得德国文学博士学位，并已在魏玛时期作为纳粹周刊《攻击》的编辑而表现突出。作为宣传部的主管，管理着一个已升至1300人的工作团队，他变成了纳粹宣传的公共面孔。到了1939年，他的部门包括了宣传、国内新闻、海外新闻、期刊出版、电台、电影、作家、剧院、美术、音乐和流行文化等管理分部。它的预算从1937年到1942年几乎翻了一倍。每天他都举行会议，以传达命令给纳粹党和政府内的宣传机构。他在1933年3月16日召开的第一次新闻出版会议上讲道，宣传的本质是“简单、力量和集中”。客观性是一个神话，“世界上不存在没有倾向性的事物……没有一件事情是绝对客观的”。只有权力才能解决真理和谬论的问题，并且权力现在集中于纳粹党国之中。

戈培尔的权力和职位反映了在纳粹德国中政党与国家的混同。他身兼柏林的行政长官、帝国公共启蒙和宣传部的部长、纳粹党帝国宣传指挥部的主管。帝国宣传指挥部包括了新闻出版、演讲者训练、民众会议、文化、电影、电台和积极宣传办公室等分部，它们配合演讲者，监管小册子的写作和海报生产。这些办公室大多存在于纳粹省党部和专区，在某些情况下，也存在于地方层面。如果海报需要分发，会议需要组织，希特勒或戈培尔的文章需要引起“民众”的关注，纳粹党和政府的组织武器就做好了准备来执行任务。

戈培尔是多产的。他的私人日记涵盖了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到1945年4月整个时期，超过40卷，每卷600页。虽然在30年代，他的文章在《人民观察家报》的首页定期发表，但戈培尔也寻求拥有一本具有一定水准的政治和文化周刊，以针对德国及海外的知识分子读者。他在《德意志帝国》杂志找到了答案，从1940年5月26日到1945年4月15日每周在其上发表文章。杂志的发行量从1940年10月的50万份到1941年的80万份，最后到1944年超过140万份。从1941年开始，他几乎每周都在杂志上发表社论，直到1945年的4月，每篇他都获得2000帝国马克（比一个熟练技工年收入的三分之一稍少一点）。他或者其他人随后在全国电台里朗读它们。《德意志帝国》成为纳粹化的德国政治和智力机构阅读的最重要的杂志。它是纳粹政策的领头羊，并为宣传部长提供了一个周刊平台，在此他能够比那些大众流通报纸更好地联系到忠实的纳粹分子和一群更加精明、政治敏锐的读者。

虽然他在《德意志帝国》上的218篇社论很少专门论及犹太人，但反犹主义动机是普遍存在的。如“模仿”（1941年7月20日）、“犹太人有罪”（1941年11月16日）和“战争和犹太人”（1942年5月9日）等文章，就详尽阐释了关于余下的战争岁月在许多其他文章和广播演说中出现过的更为简略的观点。这些反犹主题支撑着关键的论点，或者在社论中策略性地出现，以处理英国、美国、苏联、同盟国对德国城市的轰炸、西方与苏联的结盟、战争的起源、“全面战争”中民族团结直到最后的必要性、德国的胜利与失败等问题。受过更多教育的《德意志帝国》的读者，以及电台上戈培尔社论的经常听众，吸收着一个一致的故事和一系列事件的建构，在这里激进的反犹主义扮演着核心的角色。

纳粹政权反犹叙述中一个不太出名但起决定性作用的人物是奥托·迪特里希（1897—1952）,1937年到1945年的帝国新闻主管。在历史学研究中，迪特里希被赋予的角色不能和戈培尔相提并论，与美国诉讼团在1949年结束的所谓“纽伦堡部长审判”中赋予他的意义形成了鲜明对比。那个团队的一个成员亚历山大·哈迪（Alexander Hardy），在涉及宣传方面甚至称他为“迄今为止最重要的”纳粹领导人，当然这也包括戈培尔。在很大程度上基于战争和大屠杀期间由迪特里希签发的每日新闻指令文件，法庭以战争罪和反人类罪指控他。法庭的部分判词如下：

由此很清楚的是：这一深思熟虑、不断重复和旷日持久的运动，旨在激起德国人民对犹太人的仇恨，它是由新闻部门及其负责人迪特里希培养和指导的。毫无疑问，这部分或那部分可能受到了戈培尔的煽动，但是迪特里希核准和授权了每一次的发布……运动的唯一理由就是钝化人们对于正在被执行的迫害和谋杀运动的敏感度……这些新闻和期刊指令不仅仅是政治论战，它们不是毫无目的的反犹表述，也不只是被设计去在战争中团结德国人民……它们清楚和明确的目的是激发德国人对犹太人的愤怒，为已经和将要采取的针对他们的措施而辩护，并压制任何对犹太人所受到的种族迫害措施的正当性产生的质疑。借助它们，迪特里希有意识地实施并通过提供借口和理由，参与了针对犹太人的反人类罪。

戈培尔在很多方面对反犹运动都是至关重要的，但他并没有控制新闻机构，那是迪特里希的任务。指出迪特里希在纳粹宣传攻击的日常运营中的角色，可以把注意力吸引到对纽伦堡审判中已被曝光但很奇怪未被充分研究的证据上，以及希特勒本人在塑造德国新闻业中所扮演的显著角色上。

随着戈培尔和希特勒的适时死亡，迪特里希的律师试图将戈培尔置于新闻控制的中心位置，并最小化他当事人的牵涉。然而，对迪特里希而言不幸的是，他已留下大量演讲和书籍的书面记录，以歌颂他与希特勒紧密且重要的关系，并详细说明在纳粹主义下新闻的任务。甚至更具决定性的是，从他的办公室传达到新闻机构的秘密每日指令在对他的战后审判中被曝光。迪特里希通往纳粹政权顶端的道路是一条较为熟悉的途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服役于德国军队之后，他在慕尼黑大学、法兰克福大学和弗莱堡大学研习政治科学，并获得了一个博士学位。然而自相矛盾的是，他在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那里工作，那是一位德国犹太人。在埃森市商会做研究助理工作之后，他转职做了记者。1928年，他成为保守的《慕尼黑奥格斯堡报》的商业部门主管。1931年，他成为《艾赛尼派国家报》的副编辑。1929年，他加入纳粹党，并成为希特勒的私人新闻顾问和联系鲁尔区煤钢执行主管的一个渠道。希特勒在1931年任命他为纳粹党帝国新闻办公室的主任，一个管理希特勒竞选活动的职位。1932年，他加入了纳粹党卫军，且希特勒在纳粹党内称呼他为“全国领袖”（Reichsleiter）。在1933年，作为帝国新闻出版所的副理事长，他在清除德国政治对手的新闻机构中起了积极的作用。在1937年，希特勒任命他为国务秘书，形式上处于戈培尔的宣传部之下，实质上直接负责处理德国新闻、海外新闻和期刊。从1938年到1945年3月，迪特里希是帝国新闻主管、宣传部中新闻部门的国务秘书以及帝国新闻出版所的理事长。

迪特里希的影响力基于他与希特勒的联系。他每天在希特勒的办公室里工作，首先是希特勒还在柏林工作时的战前，然后是希特勒迁居东普鲁士的战争期间。每个工作早晨，他递交从外国新闻中挑选的“元首材料”给希特勒。这些每日简报影响着希特勒对海外事件的理解，也是他信任迪特里希判断的证据。根据德国海外办公室的新闻部主管保罗·卡尔·施密特的法庭证词，由迪特里希选取的“元首材料”是“详细宣传指令的基础，希特勒几乎每天让迪特里希在德国媒体进行发布，以及让戈培尔对海外国家进行整体宣传”。迪特里希和他在柏林的工作人员然后将希特勒的建议转化成每日和每周的新闻指令。因此将迪特里希带回纳粹宣传的历史，可以将希特勒再次插入纳粹政权每日、每周告知德国人和世界的那个故事的日常建构当中。

对新闻出版控制的核心机构，是一个由大约150名记者参加的宣传部每日午间新闻会议。1933年到1945年间，新闻办公室传达超过7.5万份秘密新闻指令，也称之为《每日要闻》，在每个可想到的政治主题上，他们告诉新闻机构哪些故事应该报道，如何来呈现它们，使用哪种语言，什么信息资源要借鉴。从1938年到1945年，迪特里希及其工作人员控制了它们的内容。迪特里希自己偶尔穿着他的党卫军制服，在纳粹礼致敬后指导着新闻会议。不过通常，他的工作人员赫尔穆特·苏德曼、阿尔弗雷德·英格玛·贝恩特或者汉斯·弗里茨会这样去做。对问题的探究是不被允许的。关于对机密材料规则的违反，会被认定是叛国罪并做出相应的处置。紧跟着会议，新闻办公室通过电传打字机将指令发送给纳粹省党部新闻办公室和宣传办公室。他们反过来将指令分发给他们的地区报纸，从而保证它们在新闻出版控制和监视的地方化模式下及时到达。《每日要闻》指令一天分发到超过3000份德国报纸那里。每周，帝国新闻主管的办公室还发布《期刊服务》指令给期刊。它们对日报的编辑也是有效的。期刊收到命令的数量从4000升到6000，在7000万到9000万读者之间传播。每日和每周的指令都处于政权反犹宣传运动的中心。以帝国新闻主管的身份，迪特里希处于纳粹省党部、专区和社区点层次的纳粹办公室等级的顶端，将希特勒关于日常事件的宽泛指示扩散给德国的每一份报纸和期刊，其中包括反对犹太人的宣传攻击。

戈培尔对迪特里希控制新闻会议感到不满，并试图控制它，或用他自己那早一小时开的每日部长会议取代它。部分借鉴了对戈培尔以前同事的采访，历史学家杰伊·贝尔德（Jay Baird）推断，“戈培尔与迪特里希之间的关系是极端对立的”。到了1942年的夏季，对新闻指令控制的冲突变得如此紧张，以至于希特勒自己发布“1942年8月23日的元首命令，以确保帝国宣传部和帝国新闻主管之间的合作”。它要求戈培尔只能通过迪特里希来给新闻机构发布指令，并且确认迪特里希和他在柏林每日午间会议的代表，是希特勒召集新闻机构的唯一官方渠道。在支持迪特里希的特权方面，希特勒是在保卫他自己对政府指示德国媒体的控制权。

《人民观察家报》是纳粹党和政权的全国官方日报，是政权反犹运动的一个关键机构。它那醒目的红与黑大字标题和头版故事传达着从迪特里希新闻会议发出的核心宣传主题。《人民观察家报》在1920年成立。在1923年，被称为纳粹党主要反犹理论家之一的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成为它的编辑。他待在那个职位上直到1938年。他在20世纪30年代的伪学术著作《20世纪的神话》中传达了种族主义、反犹主义和神秘思想的一种交织。在他的领导下，《人民观察家报》的发行量在1933年增长到33万份，1940年超过100万份，在1944年一天就销售了约170万份。这是一份由纳粹信徒创办并为其服务的报纸，为那些想知道政权的官方政策是什么的任何人。罗森贝格在《人民观察家报》的继任者是威廉·魏斯（1892—1950）。他担任《人民观察家报》的编辑直到1945年4月该报停止出版。在那个职位上，他忠实和坚定地将每日新闻指令转化为醒目的红与黑大字标题和头版故事，这些是纳粹政权反犹主义运动以及纳粹意识形态转换到连续反犹事件叙述的核心要素。反犹主题构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人民观察家报》头版头条新闻相当大的比例。从1939年9月到1945年4月，2100多种日报中的84种载有受纳粹政权的激进反犹主义鼓励的头条新闻，其余是谴责和攻击通常所理解的纳粹德国的敌人，以及庆贺纳粹政权的成功。反犹标题以一系列的集中火力出现。1939年有2个反犹标题；1940年没有；1941年有17个；1942年有4个；1943年有50个；1944年有10个；1945年春季有2个。大部分的反犹标题出现在四个时期：1941年7月到8月（7个）,1943年4月到7月（26个）,1943年10月到11月（13个）,1944年5月到6月（9个）。26个反犹标题在战争和大屠杀期间的其他时间出现。

在宣传部的积极宣传办公室里，由埃伯哈德·陶贝特管理的反共产国际办公室制造了很多针对东欧和苏联的反犹宣传。它也提供反犹材料给宣传部、外交部、军事统帅部、被占领土的行政办公室等其他机构。在1939年11月，随着《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和反苏宣传的中止，办公室的预算被削减了30%，以及20名工作人员被解雇了。但是，它继续制作反犹宣传。在1940年12月，它已经拥有约40名工作人员。

在积极宣传办公室里，第二个反犹宣传家的聚集点是犹太人问题研究所。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是它的创建人。从1939年开始，他保管着书籍、档案、纳粹所占领欧洲的犹太图书馆和宗教机构里的珍贵物品等，以防有人偷盗。1939年11月，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之后，一个反犹行动办公室设立了，并从陶贝特和罗森贝格的办公室抽调了人员过去。就在这个反犹行动办公室里，一本对反犹主义运动有一定重要性的双周刊《犹太人问题》被编辑和发行。它的1200名订阅者集中在宣传部、纳粹党、反犹思想库、一些大学及报纸和期刊出版社。在柏林时尚的夏尔洛滕贝尔格/威莫斯多夫区的威莫斯多夫大街95号，这本杂志及与其相关的新闻剪辑档案馆和图书馆，为一群反犹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宜人且位于中心地带的聚集点，他们负责撰写这本备受关注、发行量小、针对纳粹政权官员和纳粹党成员的杂志。它从1937年到1943年以略有不同的名字被出版发行。

像它第一期所宣称的，杂志将会关注下面的主题：犹太人作为一个种族；犹太人在现代国家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中的国内和国际影响；唤醒“对犹太异族因素的批判否定”，以及在德国和海外舆论制造中培育反犹主义的任务；“在新德国犹太人问题的解决”；犹太人自己通过建立自己的国家努力“解决犹太人问题”。帝国新闻办公室的指令，定期关注《犹太人问题》上发表的文章和作者，并提供办公室的地址和电话号码，以方便编辑在反犹文章的发表中寻求额外的帮助。在约40位杂志投稿人中大概有9位拥有德国大学的博士学位，这给了它声誉和学术的外衣。

反犹运动所衍生的最后一个核心机构是宣传部积极宣传分部中的办公室，负责政治海报类型的视觉宣传。然而，有效的电影虽然传送着基本的刻板印象和煽动着主要的仇恨，但它们并没有提供一种事件的解释性叙述。每周的《新闻汇辑》有助于那样的努力。正如在第一章中所提到的，政权的《每周要闻》墙报是1937年到1943年的纳粹德国日常生活中最具侵略性和普遍性的视觉宣传形式。它的图像简直是随处可见。为了使颜色和制图有效使用，墙报美化了墙面，特别是设计了玻璃门前的观赏箱和每个可想象的公共场所的电话亭。正如对瓦尔特·本雅明的一种解释，《每周要闻》墙报在机械复制时代是令人震惊的宣传工作例子。

出于与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德国运动和空间组织有关的原因，墙报里宣传的视觉呈现是非常重要的。绝大多数的德国人并没有靠私家车外出。实际上，日常出行的主要形式是步行、骑自行车和乘公共交通工具——火车、有轨电车、地铁和公交车。在1939年，每1000个德国人只有25辆机动车，或者40个人有1辆；汽车的拥有者比美国少十分之一（每1000个美国人有227辆汽车，或者每4.4个美国人有1辆）。德国的汽车拥有者比法国要少（每1000个法国人有54辆汽车，或者每18.5个法国人有1辆），也比英国人要少（每1000个英国人有51辆汽车，或者每19.6个英国人有1辆）。在世界上的最大城市中，只有在伦敦和纽约每天乘坐有轨电车的人比柏林多。尽管拥有了机械化速度的公众形象和对航空魅力的痴迷，第三帝国主要还是一个步行者的国度。日常生活的节奏将“大众”聚集在主要公共场所，当人们进入和走出各种形式的交通工具，在那里，旁观者能够花上一到两分钟观看绚丽多彩的《每周要闻》的文章。

在1936年，希特勒将绘画艺术家汉斯·施韦策（以“雷神之锤”而闻名）任命到艺术形式创作帝国代表的职位上。他被指将纳粹意识形态转化为“艺术形式”和各种表演场地的独特风格——制服、图章、标记和海报。施韦策在20世纪20年代作为主要纳粹海报艺术家已建立了名声，以赞美希特勒、描绘德国的经济危机、妖魔化和谴责犹太人的形象而闻名。在那些年，他也已与戈培尔紧密合作，而戈培尔也成为他的仰慕者之一。在1937年10月，他们和其他帝国宣传指挥部的视觉艺术家和记者开始出版和分发《每周要闻》。帝国宣传指挥部的月刊《我们的意志和道路》，对地区和地方官员讲道：“《每周要闻》在任何地方都不能缺席，它是纳粹党的唯一官方墙报。它呈现了帝国宣传指挥部出版的统一标准语言，涉及最为重要的主流政治事件。《每周要闻》必须渗透到国家的每一个社区。”初版在1936年3月16日被派发。到了1941年1月，800万印制件已经被派发，大约为每周12.5万份，每份都标记为《每周要闻》：纳粹党官方墙报。

海报高100厘米、宽212厘米。它们是用大型且醒目的字体来印刷，用意是从几英尺或稍近的距离就能被读出。几个人能同时读一份海报，因此一个小型的、分享型的公共阅读和观看体验就这样被创造出来。海报的设计“不仅放慢了行人的步伐，同时也迫使他去阅读”它们。它们的有效分布对于宣传家们而言是一个重要的任务。每周都有一个新的海报出现。不管纳粹党的官员决定将海报贴在哪里，“最关键的事是，它们应该总是处于行人的视线范围内”，一个帝国宣传指挥部的官员写道。海报的派发和维护成为纳粹政治活动的一种形式。每周，旧海报需要被取下，新的要被换上。他们所陈列的海报框必须保养得很好。如果玻璃破了，就需要换掉。出现了任何涂鸦（尽管这很少），就必须被清除。根据一个时事评论员的说法，这种努力是成功的。他写道，海报包括了“我们每天都听到和读到的”。与20世纪中期欧洲的现代海报美学相比，他们的美学是传统的。然而，其醒目的色彩、大胆的类型和技术的现代性，抓住了德国行人的眼球，他们已被告诫要反对表现主义、包豪斯主义、达达主义，以及其他现代主义美学的“堕落艺术”。在1936年到1940年间，反犹主题是稀少的。在1940年，海报中只有三幅谈起它们。从1941年到1943年的冬季，则约有四分之一的海报包括对犹太人的攻击。《每周要闻》在大屠杀期间是政权反犹宣传一个重要的视觉组成部分。更有甚者，在一个所有的死亡集中营都已开始全面运行的时期，从1942年1月到同年7月所生产的27幅海报中，有12幅部分或全部被专用于反犹攻击。

1939年9月23日，在希特勒以入侵波兰而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几周之后，戈培尔发了一份题为“纳粹党官方墙报宣传实施指南”的备忘录给所有的地区行政长官和省党部宣传官员。他写道，纳粹党的政治宣传将会包括集会、演讲和影片。但是，他在海报上比其他地方投入了更多的空间。帝国宣传指挥部将会派发给地区官员新闻指令，“尤其是《每周要闻》”，来处理当下的事件。“帝国交通密集的任何地方，纳粹党的海报板都会被安装起来。”地方党组织使它们处于一个良好的状态下，将送过来的新海报立即贴上去。“所有的交通工具（火车、有轨电车、地铁、公交等）都会收到海报，且被放置于每节车厢、火车站台、售票窗口，也放置于这些公共交通方式的入口处。如果公共交通（城市公交）正被张贴商业广告，这些也会被相片海报所覆盖。”纳粹党要负责张贴海报，“尤其是在市场广场，也包括在门店的窗口。工厂也会收到海报，被要求张贴于海报板、咖啡厅、走廊和其他等候室。同样地，海报将提供给州、城市、政党、银行、财务室、福利机构、邮局等公共服务办事处，也包括公共服务的其他机构”。

帝国宣传指挥部1940年4月和5月文件中的一份报告，对于将上述宣传与日常经验联系起来提供了更多的洞察。它的内容在图表中总结为“1940年春季/夏季《每周要闻》的认购订单”。它记录了来自各个机构对《每周要闻》的63121份认购。其中，超过一半的认购即34635份来自德国劳工阵线的地区和当地办公室，它的领导人罗伯特·莱以其暴力反犹雄辩术而为人所知。另一个显著的认购数目即10940份来自外科医生组织。5960份认购来自饭店所有者组织，众多的家庭客栈、酒吧及酒店。镇市长、园艺组织、战争退伍军人的纳粹组织也认购了海报。另一个来自帝国宣传指挥部文件的1940年备忘录提及春夏两季对海报的149422份申请。它们来自镇市长办公室、德国劳工阵线、外科医生、园丁、饭店、客栈经营者、酒店所有者、房屋所有者组织、退伍军人福利组织、商会、纳粹学生联合会，当然也包括纳粹党宣传官员的地区办事处。

为了促进《每周要闻》计划的有效性，纳粹支持了各类魏玛时期政治海报的研究。在1938年和1939年，帝国宣传指挥部出版了欧文·肖克尔的《政治海报：一个心理学上的评定》的第一版和第二版，作为一系列打算仅由纳粹党宣传家们使用的指导手册的第一个。该作品调查了魏玛时期所有主要政党的政治海报。肖克尔赞扬了20世纪20年代汉斯·施韦策的一些作品，包括一个他的早期反犹作品“打倒金融奴役！投票给国家社会主义者！”，注明日期为1924年。在它上面，一个犹太男人，肥胖、秃顶，着正装和戴大礼帽，挥舞着鞭子和手杖，被讽刺为站在一个身材高大、肌肉发达的被困锁着的男人肩上，锁链上标记有“道威斯计划”。身材矮小、不习惯于体力劳动的犹太人与一个被人奴役的男子形成对比；这个男子带着希望和决心，看向海报左上角的纳粹卐字。肖克尔还注意到另一张来自1924年选举的海报“幕后操纵者”。漫画中超重的犹太男人手握着控制下层民众的木偶线。这张背景里带着工厂烟囱的海报，让人想起了描绘得意的资产阶级剥削工人阶级时代的诸多左翼海报。然而，“幕后操纵者”将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阶级冲突转换为犹太人与德国民众之间的民族与种族斗争。幕后操纵者的形象将会在战时宣传中被广泛地再生产。肖克尔总结道，关于海报宣传，这里“没有新的理解”：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已经掌握了可能性。所有继续要做的就是将他的深刻见解转化为广泛的实践活动。

在1941年，弗里德里希·马德巴赫（Friedrich Madebach）的《战斗中的海报：使命、实质和政治海报规则，以奋斗岁月1918—1933年的海报为例》出版了。马德巴赫明确地表达出，在一个电台、电影和报纸的时代里海报的持续重要性。张贴于道路和公共广场的墙上，“无论一个人是否想看它们”，海报都可被注意到。其他的宣传方式取决于观看者和收听者的决定；但是海报被放置于人们过着他们日常生活的公共空间，迫使他们去面对和回应它的内容。与报纸形成对照，政治海报以集中的形式表达一个观点。马德巴赫利用《我的奋斗》以得到大众影响的“基本规律”：知识的简化，几个要点的限制，那些要点的重复，聚焦于一个主观立场以排斥其他，诉诸情感，并在善与恶、真理与谎言之间形成鲜明对比，而不是细微差别或灰色阴暗。海报的图像设计应该是简单的，适合于民众的“有限艺术视觉欣赏能力”；与众不同但又不单调；能够唤起情感。“形式和颜色必须符合民众的原始情感”，精炼或调制的颜色使用是不被提倡的，宁愿去优选一些清晰可见的颜色，这将会有一个简单的情感效果（红和白、红和黑、黄和黑，等等）。线条（lines）必须表达一个类似的“简单情感节奏”。

艺术平庸不是问题，扩散是关键。在1940年4月的《我们的意志和道路》上发表的一则呼吁，表达了海报传播的范围和精神。放在两幅海报旁边，一幅声明“在我们的旗帜下取得胜利”，另一个则是“注意，密探，谈话时要小心”，文章呼吁“官员们！宣传家们！你们自己应该找到最佳的地方来张贴这些海报！在道路和广场、酒店大厅、饭店、咖啡厅、电影院、剧院、工厂、商铺、餐厅、火车站、邮局。它们必须在全德国范围内支配街景布置。它们不能失去任何一个地方，不管是在城市还是乡村，它们必须被张贴在容易被看得见的显著位置，以至于它们总是在人民的同志面前去增强他们迈向胜利的意志和提醒他们的义务”。到了1941年1月，宣传部宣称已生产和派发“超过”700万幅海报、200万份小册子、6000万份期刊和墙报、6700万份传单。纳粹党的宣传家们已经指导了每月大约3万个幻灯片播放和4.5万个电影之夜（!），已经组织了大约20万次集会和示威。超过6万个收音机被派发给军队。1200个幻灯片播放给超过13万士兵，“大约3000万”名士兵已经看了电影，为了放松和娱乐，显然包括重复的入座率。纳粹党宣传官员也发出较为详细的指令，关于宣传工作应该如何执行，直到该如何举办一个有效晚间节目的具体事项。

短文、著作和每周海报来自宣传部，新闻指令出自迪特里希的帝国新闻办公室，《人民观察家报》、希特勒和其他领导人在媒体发表和在电台播放的演讲稿、戈培尔的短文，以及发行量少的反犹期刊和思想库的文章，是反犹运动的核心要素，目标是国内和武装部队中的德国人和奥地利人。的确，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的邪恶反犹报纸《先锋报》也作出了贡献，但与戈培尔和迪特里希的运营相比，其40万份的发行量是逊色的。尽管存在着著名的个人竞争对手和官僚主义的困惑，但在各种各样办公室和个体之间的协调和合作是有效的。一次又一次，纳粹官员关注于对彼此努力的赞赏，因此增强了经由纳粹党的大量组织得以扩散的书籍、短文、文章和视觉图像的影响。

当这个巨大的宣传机器致力于谴责在德国广泛的犹太人权力时，以下关于魏玛共和国60万德国犹太人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的事实应该被牢记于心。犹太人在德国人口中的比例已经下降了，从1880年仅超过1%的最高点到1933年的0.76%。归因于那个下滑的出生率，德国大学中的犹太人注册登记从1894年到1895年的9.4%下降到1932年到1933年的4.7%。这个少量且又逐渐减少的少数族裔集中于德国那些最大的城市里，以商业和专业工作的形式，给予了它与自身数量不成比例的社会能见度。在1933年，所有德国犹太人的54.5%生活在人口50万或更多的城市中。在所有的德国犹太人中，有16万或32.1%生活在柏林，在1933年前后对于约瑟夫·戈培尔来说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事实。几乎四分之三的德国犹太人靠贸易、商业或银行为生，牢固集中于销售、白领和办公室工作。反犹主义偏见在1918年之前使得犹太人在司法机构、行政部门、外交使团和大公司里保持在最低的数量。毫无例外，犹太人在德国大公司的董事会和主要执行职位上没有影响力。因此，一个不成比例的数量进入了法律和医药领域，两个专业都对犹太人开放。

纳粹专注于所谓的德国专业领域的犹太人控制，不管与之相冲突的实际情况。在1933年，根据德国的官方统计，犹太人占了德国医生的10.9%和牙医的8.6%，律师的16.3%，法官和地区律师的2.8%，大学教授的2.6%，工程师的0.7%。反犹主义者宣称的被犹太人控制的文化和知识领域，1933年的官方统计显示同样不高的比例。犹太人占了德国音乐家的2.4%，编辑和作家的5.1%，舞蹈者和演员的3%，视觉艺术家的2.4%，摄影师和电影摄像师的1.6%，导演和制片人的5.6%。在政治代表的中央论坛、帝国议会，犹太人明显地未被充分代表。在1930年9月14日选举产生的577名议员中，17名是犹太人出身，1932年7月31日选举的608名议员中，14名是犹太人出身。广泛的犹太人权力的阴谋概念没有基本的事实基础，虽然犹太人取得了专业领域内的成就，这在柏林是特别引人注意的。柏林所在的州，且戈培尔作为纳粹党的一位领导人而活跃的地方——普鲁士，在1925年犹太人占了所有律师的26.6%和医生的15.5%。在1930年，2138名医生在柏林执业，占全市所有医生的三分之一到一半。在1933年，大都市柏林48.5%的律师、法兰克福45.3%的律师、布雷斯劳35.6%的律师是犹太人。对于一个在柏林或法兰克福的非犹太人律师或医生，纳粹反犹主义者许诺要消除大量的竞争。

犹太人的经济和社会进步有合理、符合常识、与阴谋无关的解释。纳粹却拒绝那些合理的解释，而站在偏执一边。当阴谋理论家们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已经对犹太人做出谴责的时候，纳粹宣传家们说服他们自己及其追随者们，对进程的常识性解释是具有迷惑性的，并会产生错觉。犹太人的数量少、经济脆弱和缺乏政治影响力，仅仅是表面现象而已。真相是，一群少数且看不见的阴谋家在翅膀的阴影下控制着国家和国际事件的进程。纳粹的反犹立法暴风雪在摧毁德国犹太人经济和社会地位上的迅速和轻而易举，并没有改变纳粹对犹太人权力的看法。到了1933年底，52.5万中的3.7万名德国犹太人已经离开了这个国家。对于一个没有被灌输纳粹意识形态的人来说，很显然，纳粹政权已经发动一场迫害少数族裔的运动，而这个少数族裔没有途径获得必要的工具，以向纳粹德国或任何其他民族、国家发动“战争”。

从纳粹党的创立到1945年希特勒在柏林地堡里的咆哮，政权反犹故事情节的关键主题，是对在一个强大且邪恶敌人手里牺牲的义愤、报复的承诺，以及把积极的种族灭绝意图投射到他人身上。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对犹太人的攻击，以及戈培尔在20世纪20年代末在《攻击》里对犹太人诽谤的核心，并没有专注于种族主义生物学。的确，大量的讽刺对准老一套的犹太人体征；但是，攻击核心所关心的是“犹太人”或“犹太民族”作为一个政治参与者而被认定，据称对德国已罪恶累累、罄竹难书。在1927年7月，戈培尔写道，德国已经变成“国际犹太人的一个剥削殖民地”，控制着它的铁路、经济和资金。300万德国人由于犹太人发动的对抗“德国人纪律和德国人工作”的凶残经济战争而失业。“犹太人”与资本主义剥削有关，也与共产主义有关。他们“靠国家的崩溃而生活，不管他们将自己隐蔽为国际资本主义还是布尔什维克的形式”。犹太人是危险的，因为他们寻求“消灭”民族、“毁灭”种族、“使血性同志相互对抗”。纳粹主义是为自由而进行民族斗争，反抗由犹太民族所强加的“奴隶枷锁”。紧接着希特勒，戈培尔将德国人与“犹太人”之间的斗争呈现为一个没有妥协余地的斗争，“要么是犹太人的奴仆，要么是犹太人的敌人”。引用墨索里尼的话，他讲道，使这样的民族“从视线中消失”不是恐怖行为，而是“社会卫生”，正如“一个医生将杆菌排出体外”。

戈培尔在他一篇较为出名的短文中总结了他的犹太仇恨——“为什么我们是犹太人的仇敌”，在1928年7月30日的《攻击》上发表。“犹太人”是“我们被奴役的原因和受益人”，他们撕裂着国家，因此是“大战失败和1918年到1919年战后革命”的真正原因。犹太民族已击碎了德国的权力。“正因为犹太人，我们变成了整个世界中被鄙视的民族。”截至20世纪20年代末，犹太人已经“击败我们和我们的未来”。纳粹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是犹太人的敌人，是因为“民族主义是关于血统和种族的学说”，而“犹太人是以血统为基础的团体的敌人和毁灭者，我们种族的故意毁灭者。我们民族荣誉和民族自由的永久敌人”。作为德意志民族的成员，国家社会主义者是犹太人的敌人。“犹太人是我们不幸的最大根源。”犹太人也是“世界的敌人”，因为犹太人控制着“国际高端金融业”。“在面对世界敌人渴望权力的情况下”，只有纳粹党没有接受一个“可耻的投降协议”。当德国处于一个“长期紧急状态下，每一个手段对于击败敌人都是正当的”。虽然纳粹反犹的激进化发生在1939年到1941年间，但是这种歇斯底里的口气，以及与“犹太人”的冲突是一个实在的生死问题，却形成了纳粹反犹主义中的一种常态。

将每一个新反犹措施正当化为对先前犹太人侵略行为一种回应的模式，是建立在政权的头几个月。虽然希特勒并没有重复他在1920年要谋杀犹太人的公然威胁，但他反复地将“国际犹太人”描述为一个既存政治力量，对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布尔什维克革命、战后通货膨胀和大萧条在内的许多灾难负责。作为总理，希特勒在1933年3月29日宣称和辩解说，对犹太人商业活动的抵制，是一项“反抗犹太人海外凶恶宣传的防卫措施……犹太人必须明白，一场对抗德国的犹太人战争会引发针对德国犹太人的严厉措施”。两天后，戈培尔于1933年4月1日在柏林的一次演讲中有样学样，呼吁抵制犹太人生意。在德国电台里播放的“反抗世界犹太人的残暴运动”中，他提及，“国际犹太人最后的权力，由于已经扩展了范围并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因此对新政权而言意味着一种危险”。犹太人是幼稚可笑的，如果他们真的相信“他们可以号召一个国际性的世界权力”以增强他们在德国的道德立场。德国犹太人将会对英国和美国犹太人对德国的批评负责。在没有具体说明海外犹太人对德国事件所说的是什么的情况下，戈培尔谴责了“谎言的运动和残暴的故事”。事实上，德国政府在任何犹太人的头上“没有动过一根头发”, “我们为此所得到的感谢是，在伦敦和纽约他们（犹太人）发动一场抵制运动并煽动世界新闻机构反对德国”。之前政府已经“太温和了”，但现在“他们（犹太人）发起挑战并煽动斗争”。境外的犹太人传达了“一幅错误的德国图景”。如果犹太人的“残暴运动”停止了，德国人将会回到“正常的环境……但是如果没有，那么抵制（德国犹太人的商业活动）将被设计成消灭德国犹太人的一种方式来进行！”因此，紧张的来源是政权反犹政策的海外批评，而不是政策本身，其规定犹太人的商业活动应该被抵制，犹太人应该被赶到集中营，犹太人的商店、教堂和会堂的窗户应该被砸碎。戈培尔的“反抗世界犹太人的残暴运动”的广播包含了持久的纳粹主题，即将犹太人问题和战争与和平的大事相联系。纳粹政权坚持认为，它想与所有的国家和平相处；然而，由于“国际犹太人”威胁德国，和平破灭了。犹太人权力的证据就在伦敦和纽约新闻界的抗议和批评社论之中。如果德国的犹太人拒绝告诉他们境外的同伙停止他们的反德活动，德国政府将会护卫自己和“摧毁”国际犹太势力阴谋的德国分支。一旦因果关系和时间顺序的方向被颠覆了，戈培尔就将纳粹党抵制犹太人商业活动的计划，呈现为对犹太人在全世界范围内谎言运动的回应，以及对在内容和形式上仍未详细说明的“残暴故事”的回应。

从1933年起，对所断言的美国特别是纽约市的犹太人权力的攻击上升了。根据《人民观察家报》中的文章，纽约与莫斯科和伦敦一起，是世界“反德”煽动的中心之一。在1937年纽约市意大利裔天主教徒市长费奥雷罗·拉瓜迪亚发布关于纳粹主义的全球危险的警告之后，《人民观察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纽约市犹太人市长是政治流氓”的文章。拉瓜迪亚，根据纳粹政权的说法，是“世界和平与人民相互理解的舍我其谁的敌人”。犹太人拉瓜迪亚同时是“莫斯科的工具”和一个“做死亡生意的人”。“在一个以现代方式管理的国家里，像拉瓜迪亚这样的罪犯将会变得无害。”对拉瓜迪亚这样的攻击和他是犹太人的声称，反映了纳粹叙述的一个持久方面：政权的敌对者不是犹太人就是被犹太人统治和控制。非犹太人的反对派，或者一个“半犹太人”如意大利裔天主教徒拉瓜迪亚（他的母亲是犹太人），进一步证实犹太人在幕后操控。

戈培尔在“种族问题与世界宣传”中不断重复着在国际舞台上的无辜及投射的主题，这是他在1933年9月2日的演讲，于纳粹夺权后的第一次纽伦堡纳粹党集会上。在全国电台上播出的演讲中，他将纳粹反犹政策描述为一套防卫措施，反抗一个所谓的“犹太人威胁……犹太人……正试图动员世界来对抗我们，并暗地里孕育着一个希望：它能因此重新占领”由于纳粹自1933年1月以来的政策而“在德国所失去的领土”。这些努力只会给犹太人带来更多的危险。戈培尔随后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犹太人已经利用境外影响力淹没德国的知识分子和文化生活，以及支配德国的医药、法律和大学领域程度的完全错误的论断。“任何一个有自尊的人都不会容忍这个可怕的形势哪怕一分钟，逆转它只是德国觉醒的一次行动。”

20世纪30年代的纳粹党纽伦堡集会——在每周的《新闻汇辑》里所展示的，在莱妮·里芬施塔尔导演的纪录片《意志的胜利》里所捕捉的——经常被记住的更多是他们所展现的极权主义和谐的视觉场面，而不是指挥台上演讲的内容。然而，希特勒和其他纳粹党领导人利用集会以重申和详述纳粹意识形态的观点，并宣布从它那所产生的政策。在1935年的9月15日，在纽伦堡的“针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纳粹党集会”上，希特勒为纽伦堡种族法定了基调。他讲道，它是“完全的犹太人因素造成的，这些因素是作为民族冲突及其内部分化的挑拨者而出现的”。来自美国的抗议和号召抵制德国产品，只能印证国家社会主义反犹政策的正确性和新反犹立法的必要性。戈培尔的演讲——在题为“没有面具的共产主义”下重印——奠定了纳粹反犹主义里的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基础，并详细说明了由布尔什维克主义和犹太人所造成的威胁。布尔什维克主义，他讲道，是犹太人反对文化的“战争宣告”。它将会引发西方成就的“完全毁灭”，为了一个“无根的和流浪的阴谋家国际集团”的利益。一小撮犹太阴谋集团已经统治着苏联。国家社会主义的任务是阻止“世界的布尔什维克化”。事实上，“布尔什维克国际”是“一个犹太人国际”。根除布尔什维克主义，意味着攻击其所假定的蕴含在犹太人文化中的根源。希特勒已经拯救了德国和欧洲，通过建立“大坝”以抵抗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威胁。他惋惜西欧知识分子在苏联共产主义上“缺乏认识”，由于犹太人“欺骗艺术的精通”而产生的一种愚昧无知。纳粹启蒙相当于撕掉共产主义的面具，以揭露一个由“一小撮恐怖分子，主要是犹太少数民族”统治的苏联。

这一揭露努力对于国家社会主义防止“国际性的世界布尔什维克”的“世界任务”是极为重要的。戈培尔将布尔什维克的威胁形容为一种生死抉择。布尔什维克公开计划“消灭民族和国家”，也包括“毁灭”资本主义社会。在1935年，戈培尔使其听众习惯于把“消灭”和“毁灭”这样的词汇和莫斯科“犹太马克思主义武力统治”的目标联系起来。宣传部长问“竭力毒害世界的背后人物”是谁。他的答案是布尔什维克国际，“实际上是一个犹太人国际”。布尔什维克唯物主义正开展一场“针对西方文化的斗争”，为了“国际犹太人”的利益。纳粹正防止西方文化免于“完全毁灭”。在纽伦堡集会上，戈培尔将国家社会主义与欧洲——实际上是整个西方世界——的拯救相联系，而不是毁灭。纳粹德国宣称继承西方世界守卫者的衣钵。

1936年纽伦堡纳粹党集会的主题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世界威胁”。希特勒在9月9日的演讲中讲道：“我们都知道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目标是消灭现有的血统、有机根植的（organically rooted）民族领导阶层，并以犹太人外国元素来取代雅利安民族。”这个构成了问题的“国际”维度。希特勒宣称，98%的苏联工农政权领导人是犹太人，他称他们是“过于细化的、寄生的世界知识分子”。而在西班牙，犹太人移民正在寻求“消灭”西班牙的原住民领导人。戈培尔在他的演讲中重复着这些主题。布尔什维克已经由犹太人创造和管理，他们现在计划“欧洲文明民族”的“消灭”或“毁灭”。紧随消灭的将是“一个国际犹太人世界统治的欧洲”。纳粹的任务是说服他们的德国同胞“这个种族的寄生危险”，打开世界的眼光去看清犹太人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真实本质。因此，纳粹政权将会不厌其烦地公开声明：“犹太人有罪！犹太人有罪！”戈培尔将纳粹德国呈现为一个勇敢地抵抗犹太人权力哥利亚的大卫。由于犹太人的目的在于世界统治，与他们作斗争就是“最真实意义上的一场全球斗争”。德国并不寻求欧洲或世界的统治，而仅仅是忙于一场有正当理由的防卫战，反抗一个已经存在的、寻求共同目标的犹太人运动。的确，希特勒和德国人现在是“最好的欧洲人……欧洲文化的一个前哨站”, “一个更好、可防御、高尚和更幸福欧洲”的捍卫者。

希特勒在1937年9月13日纽伦堡集会的演讲中，又回到了假想的犹太人在政治和经济上占支配地位的影响力。犹太人谋求“一定的经济影响力”，已经引起了“客居民族”的反应。这种“自然的防卫”已经导致犹太民族通过同化以寻求获得一个“直接和政治上的影响力”。另一方面，犹太人组成了“犹太世界革命先锋”。他重复着他的错误断言，即犹太人在苏联占据了“98%的领导职务”。因此，不是无产阶级，而是与大卫星相联的种族，已经变成“所谓的无产阶级国家”的象征。他问道，谁已是巴伐利亚州议会共和国、斯巴达克联盟和德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在每一种情况下都是犹太人，尽管新闻界和民主派的领导人不会让他们自己如此公开地承认。犹太人要对引发700万德国人失业，希望能煽动一场革命，并“因此要消灭我们人民的民族知识分子”负责。

面对纳粹独裁体制的巩固和希特勒重整军备及扩张的计划，希特勒的潜在对手却是分裂和优柔寡断的。在1938年3月，纳粹德国吞并了奥地利。在慕尼黑，1938年9月末，对政权的绥靖主义达到顶峰，英、法违背捷克政府的愿望，同意希特勒将苏德台地区移交给第三帝国的要求。希特勒对自身天赋的信念连同大众所接受的一贯正确的形象，在后慕尼黑政治胜利气氛中增加了。外交政策的胜利使希特勒增强决心，以在国内推进一场逐步升级的反对犹太人运动。1938年11月9—10日夜的全国性反犹屠杀，被展现为对一个被断言的国际犹太人阴谋的报复。在1938年11月7日，赫歇尔·格林斯潘，一个在巴黎的17岁波兰犹太难民，为其苦苦挣扎的家人在德国与波兰边境所受的迫害而寻求复仇，枪击了恩斯特·冯·拉特，一名德国大使馆的职业外交家。在枪手开枪后的几个小时，德国新闻通讯社指示德国编辑对这则消息给予最高的关注。“在你们的评论中，你们要指出，这个犹太人的阴谋必须让犹太人承担最不幸的后果，也包括在德国的外籍犹太人。”在11月8日，地方纳粹党领导人煽动着大屠杀，包括犹太教堂的焚烧、犹太人财产的毁坏和犹太人个人的虐待。11月9日，在纳粹党人聚集在慕尼黑为纪念1923年11月啤酒馆暴动失败的日子，冯·拉特死于枪伤。与他的平日习惯不同，希特勒并没有对聚集在旧市政厅的纳粹党退伍军人讲话，而是在与戈培尔低声交谈之后离开了会场。戈培尔然后通知聚在那里的纳粹党员外交家的死讯，并发表了一份激烈的长篇演说“国际犹太人”。没有明确如此说，但他清晰地表达出纳粹党应该组织和实施“示威”，在全国范围内反对犹太人。戈培尔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我来到位于旧市政厅的党接待处。巨大的骚乱。我将此事解释给元首。他决定让示威继续，并撤回警察。犹太人应该至少在这一次感受到人民的愤怒。说的没错。我立即将相应的指示发给警察和党部。然后我简短地跟党的领导讲了话。暴风雨般的掌声。所有的眼泪都直接落到电话上。现在人们将行动起来。”

纳粹党最高法庭随后发表的一份秘密报告显示，戈培尔的演讲被纳粹党的领导人理解为，“从表面上看党不会有挑起示威的表象，而事实上它将要组织和实施它们”。大屠杀的后果是相似的：约100个犹太会堂被捣毁，700个其他建筑被焚烧，至少8000个犹太商铺被毁坏，以及数不清的公寓和房屋被肆意毁坏和拆除。100个左右的犹太人被谋杀，更多的被打伤和虐待。3万名男性犹太人被逮捕并送去达豪、布痕瓦尔德和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在1938年11月12日《人民观察家报》的一篇文章中，戈培尔否认政府与大屠杀有任何关系，这是一个被激怒民族的一次自发性大爆发。纳粹党最高法庭的一份秘密报告推断，很显然纳粹党已经实施了这个行动。戈培尔的否认未能说服已经见证暴力的外国记者。在11月25日，大屠杀两周之后，戈培尔在柏林歌剧院的欢乐组织（Joy organization）上对帝国文化与力量协会的第五次年会发表了演讲。政权已经打碎了犹太人对德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支配。“德国的新闻由犹太人撰写。德国的电影由犹太人制作。一个没有犹太人的剧院是不可思议的。写作只有犹太人作为其主要的代表。音乐创作和音乐评论完全是在国际和境外犹太人的手里。”但是，现在纳粹已经从德国文化生活中消灭了犹太人，它“可以真正兴旺起来了”。

大屠杀之后的那天晚上，希特勒在慕尼黑对出版商和主要编辑发表讲话。借助于解释国际形势的种族分析，他认定对于那些能体会言外之意的人，条件有利于发动被《慕尼黑协定》所推迟的战争。希特勒已经建立了一个“盲目狂热”追随他的政党。现在是时候把“全体德国人民”带上了。为使这些得以实现，“新闻界盲目地接受元首正确行事的观念”，并“总是强调领导的正确性”是必要的，从而创造一个统一的民族。他那世界政治的种族分析，导致了全球权力平衡的一种乐观评估。希特勒讲道，德国的种族构成是现有国家中最好的。如果将全部美国人口中的德意志人、意大利人、黑人和犹太人去掉，那里只有6000万盎格鲁—撒克逊人。俄罗斯只有5500万或5600万俄罗斯人。大英帝国只有4600万英国人，而法国只有3700万“真正的法国人”。意大利有超过4000万意大利人，波兰只有1700万波兰人。但在1938年，德国拥有“一个8000万人的种族，并且这8000万几乎生活在我们周围，在人种上真正属于我们。谁不相信这群伟大人类的未来，那他自己就是一个懦弱之辈。我毫无保留地相信这个未来”。如果种族能推动历史的力量，正如希特勒所相信的，那么俄罗斯人、美国人、法国人和英国人将不会有动力去进行对抗他们所假设的在柏林的种族盟友的战争。

然而，富兰克林·罗斯福对希特勒内外政策的反对，在第三帝国最早期的日子里是很明显的。纳粹对罗斯福和美国的态度是从共同利益的可疑认定出发的，在“新政”期间，到成长为敌意，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变成狂怒。最初，《人民观察家报》发表文章强调“新政”和国家社会主义之间的共同点。根据纳粹的新闻，两者都是受宠的强势国家，公益超越私利，乃至由一个强势国家领导人的权威统治来克服市场的缺陷。然而在1934年和1935年，德国新闻界却专注于纳粹经济复苏的成功与美国持续的失业和罢工之间的对比。反过来，这些都归因于罗斯福对自由民主的支持，以及由此导致国家权力的式微，而这与希特勒政权形成了鲜明对比。纳粹德国经济的复苏和美国“新政”早期未减轻的失业率，成为纳粹攻击美国民主体制的一个重要元素。纳粹新闻强调自由民主体制被假定的退化和经济劣势。在20世纪20年代，一些德国的保守派就已指出美国作为生产主义者未来的典范，但到了1936年和1937年，《人民观察家报》则将反美文章与警告美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激进主义交织在一起，并说这些问题在国家社会主义的德国已被消除了。

带着浓厚的反犹色彩，蔑视和轻视美国走在了前头。认同政权的学术和通俗作家区分了一个“坏的”（那是犹太人统治的）美国和“日耳曼—凯尔特的”大多数的美国。在罗斯福1937年10月在芝加哥的“隔离侵略者”的演讲之后，德国的宣传对罗斯福和美国采取了一种毫不含糊的敌视语调。德国的宣传家们，也包括大使汉斯·迪克霍夫（Hans Diekhoff）在内的驻华盛顿的德国外交家们解释道，罗斯福试图将日本、意大利和德国描述为“和平的敌人”，是在转移美国国内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的视线，是在为他通过把矛头指向国外的独裁者进而寻求独裁权力而招致的批评进行辩护。希特勒在1938年4月28日对帝国议会的演讲中，挖苦地“回答”了罗斯福的请求，他没有攻击欧洲的独立国家。希特勒将自己呈现为一个和平爱好者，寻求克服《凡尔赛和约》那被假定的不公正。指向门罗主义和罗斯福关于德国对欧洲意图的问题，希特勒宣称他不是试图发动一场战争，而仅是纠正过去的错误和保卫国家利益，正如英国、法国和美国在它们的外交政策中所实施的。欧洲的问题不是德国的侵略，而是德国被潜在对手所包围，反对《凡尔赛和约》领土条款的合理修订。虽然罗斯福政府并没有将反犹迫害置于它对德政策的中心，但从1938年起反犹主义在纳粹对美国的看法中却变得越来越重要。一份来自1939年1月德国外交部的备忘录，“犹太人问题在1938年的外交政策中作为一个因素”，将美国描述为“世界犹太人”的“总部”，并断言罗斯福已经使自己被犹太顾问们簇拥着。在1939年1月4日的《国情咨文》中，罗斯福警告了对和平构成的威胁，以及在面对侵略行为时，民主国家的冷漠和中立所带来的危险。在1939年的冬季和春季，《人民观察家报》在以下标题下撰写故事：“F. D．罗斯福的希伯来海报”和“犹太人独裁体制下的美国”。根据德国的新闻，罗斯福是犹太人的一个仆人，并正在抵抗德国的政策，目的是为了转移国内问题的视线。

希特勒在德国的宣传中总是一个关键的人物，不管是通过他自己的话，还是通过发给他同伙的消息。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使这夸张的暴力有所控制，因为他试图在国内外将自己呈现为一个和平爱好者。但从1937年9月的纽伦堡纳粹党集会开始，这种相对节制让位于回到并逐步升级的反犹威胁。他第一次在一个重要公共场合讲道，“犹太民族”意图“消灭”德国的“民族知识分子”。在1938年纽伦堡集会上，他控告“犹太世界敌人”企图“消灭雅利安人的国家”。到了1939年的1月，纳粹政权已经用反犹宣传和立法淹没了第三帝国。其结果是，一个反犹共识在德国和奥地利社会已变得普遍起来，这有利于撤销犹太人的公民身份，摧毁他们的经济前景，将他们从专业领域清除出去，没收他们的财产，使他们屈从于任意的逮捕，并从德国然后是从欧洲其他地方驱逐出去。根据这个共识，德国和奥地利犹太人的“毁灭”相当于对他们权力的消除，如果可能的话，驱逐到世界的其他一些地方。它不是一个支持大屠杀的共识。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几个月里，希特勒及其纳粹宣传才开始为大规模谋杀提供辩护，如果他正在计划的战争要开始发生的话。20世纪30年代塑造的反犹共识为针对犹太人的公开仇恨、轻视和冷漠制造了一个必不可少的蓄水池，使得第三帝国不断向前，直到“最终解决方案”成为可能。埋葬于那个共识之内的是另一个更为激进的反犹主义，希特勒在1939年1月30日将其推到了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