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现实、经济学

王一江^[1]

下面我来讲一点和我们现实生活差距比较大的题目。经济学是讨论资源分配的学科，我们基于市场进行了很多讨论，包括理论的和实证的。但我们睁开眼睛看历史，睁开眼睛看现实，资源分配最重要的手段是什么？维持一个社会秩序的主要手段是什么？以及市场成立的条件是什么？如果这些问题我们不仔细提出来讨论，我们对经济学的理解就始终停留在离现实还有相当大的距离的程度上。比如说各国历史已经证明，市场是利益资源配置的有效手段，这个道理世界上每个人都明白。如果每个人都明白，那么大家为什么不这样做呢？或者说少数人不明白而多数人明白时，为什么不让少数人明白呢？答案非常清楚，因为你没有力量让他们这样去做。所以，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都是两个字：暴力。

暴力是人类社会各种秩序的基础。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暴力的历史、战争的历史。如果我们去看中国的人口，在汉朝的时候人口就达到5000万，但三国时我国的人口下降了70%以上。战争具有猛烈的作用，在三国、秦朝、明清直到民国，作用都非常巨大。那么除了这种战争的作用，我们再想象暴力在我们的社会中有什么样的作用。如果我们不是因为怕别人对我们施加暴力，我们自己的行为中会有多少暴力，又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在组织理论中，组织者的权威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上级的话我就一定要听？一定是因为上级手上掌握的资源代表了更大的暴力，如果我想干掉我的上级，更有可能是我的上级先干掉我。更不要说国家机器。注意，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就是国家机器控制一切。如果没有一个有效的暴力机制的维持，比如说，没有一个稳定的国家机器，就不可能有一个稳定的市场秩序。法治的核心就是对不守法的人施以暴力。所以如果离开对暴力的讨论，我们的经济学将是残缺的。我们的经济学家在谈到这一类问题时，往往认为是超出了经济学的范畴，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来讨论这个问题。这是我们过去经济学发展中最大的一个问题。

过去的5~10年，这个问题还是有所改善的。这要归功于研究经济史、研究发展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几位著名学者。这里我介绍三本不得不读的书。第一本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C.North）领衔写作的，讨论的就是暴力和社会秩序的关系。他们要建立一个新的理论框架来解释人类的历史。他们在这本书中讲道，暴力在人类制度中处于中心位置，所有的社会秩序都要求在两个方面同时达到平衡：一个是经济利益的平衡，一个是政治利益的平衡。而且政治利益的平衡围绕着经济的平衡，经济的平衡依赖于政治力量。我们将来考虑所有经济问题时，一定都要把政治均衡的概念，尤其是暴力的力量放在一个模型里面，使这两个均衡同时存在，这样我们才能理解一个社会的现状以及未来的走势。这是他们最核心的思想。另外，在考虑暴力的均衡时，他们把重点放在了国家内部的组织结构上。他们指出，国家不是一个个人，而是一个组织，这个组织的核心任务是在参与的人之间分配利益，这个组织的强大以及安定与否取决于这个组织内部的各个集团之间的利益能不能被合理地安排。而这些集团的利益能否被合理地安排又取决于它们作为一个整体在社会中占有怎样的地位。后面一部分是我对他们的一个解释。这是他们2009年写成的。在他们之前还有一本书也是非常重要的。

麻省理工学院（MIT）的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Acemoglu）教授是土耳其人，因此他对发展中国家的一些问题看得更深刻；另一位詹姆斯·罗宾逊（JamesA.Robinson）曾经在哈佛大学的政治系任教，因此对政治问题理解得比较深刻。他们两人在2006年写了一本书，在这本书中，他们主要讲了独裁与民主的经济根源是什么。他们将独裁与民主看作是分配社会利益的两种游戏规则。它们的特点就是由精英决定税收，由精英决定怎样把税收转移给民众。而民主是由民众决定税收，由民众决定怎样把精英的财富进行转移。这与我们平常所理解的只是投票决定领导的问题相比有了一个本质上的飞跃，把民主与独裁看作了利益分配问题。什么时候民众可以接受让精英来分配利益？民众宁可把这个分配的权利拿到自己手上来。他们这个讨论从头到尾都是关于精英怎样将利益分配给民众，使得民众不会诉诸暴力来推翻精英的统治。而且这本书的一个进步是他们写出了数理模型，比前人有了很大的突破和进展。对研究这类问题的人而言，这是必读之书。

第三本书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和斯德哥尔摩的两位学者合著的《繁荣的支柱》。他们认为一个国家能否走向繁荣取决于税收，而税收又与投资有关。国家怎样根据税收做投资呢？要取决于社会的和平，取决于社会各种利益的趋同。那么什么时候社会会趋同、会稳定？什么时候国家会单方面地压制民众？什么时候民众会起身反抗国家？这些问题在这本书中都有比较详细的讨论。

这三本书使得我们对暴力、制度、社会发展的认识有了飞跃性的进展。在这三本书的基础上，本人也做了一个小小的尝试。这个尝试，我也和田国强教授分享过，受到了他的指点。这篇文章叫做《税收，暴力和相对国家权力》。我们这个相对国家权力的讨论仅限于非民主国家。这个文章对于国家理论的最大贡献就是在国家用暴力压迫民众的时候，其实民众也掌握了暴力的手段，可以推翻国家，所以国家暴力的能力永远只是相对的。

那么是什么力量使得国家相对力量的权力有时候显得那么强大，有时又那么弱小，有时不仅弱小而且有可能崩溃呢？在这篇文章中我写了一个简单的模型，也得出了很多结论。总体来讲，第一个结论就是：如果国家自身掌握的暴力手段非常强，民众的反对就会无效；第二个结论是：当国家非常腐败的时候，国家的权力是相对弱小的，为什么？主要是因为此时民众看到了掌握国家权力会有那么大的利益，那么民众就会想掌握这样的权力。这也是项羽在咸阳街头看到秦始皇耀武扬威的样子时发出的感慨：大丈夫当取而代之！所以当官的一定要纠正世风，不能太耀武扬威，否则想取代你的人就太多。还有一点，就是公民的收入。当我讲的三个条件都成立的时候，国家的权力最大，即国家权力的暴力机器组织得非常好，国家本身很廉洁，而且公民的收入很低。此时国家的权力达到顶峰。当国家本身的暴力手段相对薄弱，但官员廉洁、人民收入又相对比较高的时候，国家就处于一种非常和平的状态，居民没有动力去取代国家，比如朝鲜等国家。所以，弱小的国家、廉洁的政府和较高的收入使得这些非民主国家处于一种较为和谐的状态。当这三个条件反过来的时候，一个国家的权力就崩溃了。我们看明朝也好，民国也好，都是这样垮台的。这是我们一个历史上的应用。在现实中，税收什么时候该上升、什么时候该下降？山东大学的陈强教授帮我用数据进行了检验和预测，就是当国家的镇压力越达不到时，税收水平越下降。因为此时国家不愿通过高税收引起民变，陈教授以清朝一个地方的数据为指标。发现离驻军地越远，老百姓的税收越轻。还有就是哪个地方造反更多，更喜欢闹事，这个地方政府对老百姓的税收就会轻一些。好像在当今社会也有老百姓把这个道理悟出来了。

好了，我就向大家介绍到这里，我觉得这是我们经济学真正认识历史、认识现实、将政治与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的一个方向。

谢谢大家。

在第十三届中国经济学年会上的演讲

注释

[1]王一江，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明尼苏达大学卡尔森管理学院终身教授，美国密歇根大学戴维逊研究所研究员，现为长江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