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勿吉
南北朝时期，挹娄后裔被称为勿吉。据史书记载：勿吉人多半背山靠水，“筑城穴居”，房屋的形状有如坟丘，土面留出口，用梯子出入，开始过着定居的生活，并出现了周长数百米的城邑，这种城邑在逊克、桦川、哈尔滨等地及黑龙江彼岸俄罗斯境内均有发现。[62]勿吉社会经济的发展除延续挹娄外，主要从事畜牧、渔猎和原始农业。勿吉的农业不但远逊于中原地区，即使较于其周边的夫余、豆莫娄，亦属落后；可是如果纵向来看，勿吉时代是肃慎族系发展史上的第一个跃进时期。
一 铁器的引进使农业进入“耦耕”时期
勿吉人和他们的祖先一样，不会冶铁，他们使用的铁制工具仍然来源于与中原地区的经济交往。原因有二，一是尚未发现有勿吉冶铁的遗址；二是我国东北各族有可靠资料证明最早能冶铁的，是7世纪后的渤海人。勿吉人由于尚未能冶铁，原料来源也受限，有可能只是掌握了铁的锻造加工技术，所以铁制工具在其农业生产中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
据《魏书》载，其农作物有“粟及麦穄，菜则有葵”；“其国无牛，有车马，佃则偶耕，车则步推”[63]，说明勿吉人已有了农业，耕地特点是两人配合耕作，“其国无牛”，还不会使用畜力；生产工具除使用铁制工具外，主要还是以石器、木器、骨器为主，文献和考古资料均证明了这点。《魏书·勿吉传》载“以石为镞”，并未述及勿吉人用铁器。《魏书·勿吉传》中亦载“太和十二年（488），勿吉复遣使贡楛矢方物于京师”[64]。从考古资料看，勿吉遗址出土的铁器多为兵器以及其他小型用具，农具极少。如从勿吉遗存黑龙江省海林市三道河子乡的河口遗址四期中出土的14件铁器，属于农具的只有4件，其中3件为镬[65]，1件为铧，均残，同时从该遗址出土的农具更多的为石质、骨质[66]。黑龙江省绥滨县同仁发现的属于勿吉的文化遗址，也以石器为主，有磨制及打制的石斧、石锛及一些压制的石器，仅发现少量的铁器，如铁刀、铁镰、铁锛等，且并不普遍。这些铁器的形制大多和中原相同，可以认为这些铁器是勿吉入贡北魏时所换回的，勿吉基本上还处于新石器时代，或者说开始向铁器时代过渡。[67]
耕作方法是反映农业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准。关于勿吉的农业耕作方法，文献记载仅有四个字：“佃则偶耕”。何谓偶耕？偶源于耦。汤可敬在《说文解字今释》说，“耜广五寸为伐，二伐为耦”，可见耦是一种类似耜，比耜宽一倍的农具。上古时期有一种最常用的农具叫耒，很像现代的锹或铲，由头和把组合而成，耜就是耒的头，耦耕就是用耦这种农具进行耕作。另外，耦与偶通，它还有成双，一对之意，与“奇”相对，所以耦耕一般被解释为两人一齐执耜耕地。[68]南北朝时期，耦耕制在中原早已被淘汰，勿吉人仍用此法，明显是落后了。但在肃慎族系自身农业发展史上却是一个重大进步，它摒弃了原始的刀耕火种，有了翻地的工序，松了土，或者还起了垄，产量应该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其实，不少民族的农业直到近代还停留在近似刀耕火种的原始阶段。黑龙江地区的蒙古族就将这一方法一直使用到了清代，相形之下，南北朝时期的勿吉人的耦耕法是先进的。
二 “麦、穄”等作物的种植
“耦耕”使勿吉人在耕作方法上前进了一步，同时农作物的种类也丰富起来，但早期的勿吉与相邻的夫余相比，还略显落后。在属于夫余的黑龙江宾县庆华遗址中出土了铁锸[69]，该遗址年代约相当于战国至汉，那时夫余人就已经使用了铁制农具。但勿吉后来占领了夫余的大部分地区，以及同样有较为发达农业的北沃沮，所以勿吉晚期的农业发展水平应当与夫余、沃沮等农业较发达的民族不相上下。
《魏书·勿吉传》载，勿吉的农作物“有粟及麦、穄，菜则有葵”。粟就是谷，去皮为小米，是中国人最早培植的粮食作物之一，性耐旱，生长期短，适于寒冷、干旱的北方种植，是勿吉人主要的粮食作物。麦是小麦，在我国的栽培历史久远。《诗经·魏风·硕鼠》中就有“硕鼠硕鼠，无食我麦”之句，耐旱，生长期短，适合勿吉地区种植，直到今天，勿吉人的故地黑龙江仍是我国小麦主产区。穄是糜子的一种，或者说是黍的一种，但没有黏性，它和一般的糜子一样耐旱而生长期短。有一句俗话“六十日还家”，意为从种到收只要六十天，虽有些夸张，却也反映了其生长期短的特性。它是古人的美味主食。吕不韦的《吕氏春秋》载伊尹回答商汤：“饭之美者，玄山之禾，不周之粟，阳山之穄，南海之秬。”[70]勿吉人大量种植穄，以之为主食之一。[71]考古资料印证了史书的记载，俄罗斯布列亚河右岸大西米奇村落遗址的3号房址发现一个盛着黍粒的小陶罐，以及一团盛在一个破碎陶罐内的黍团，该遗址被测定为3世纪后半叶到4世纪中叶，相当于勿吉早期，布列亚河流域时属勿吉人的活动范围内，所以大体可判定此黍是勿吉人的文物[72]。葵菜，葵是勿吉人最主要的蔬菜，综合各方面的记载，葵菜是一种颜色正绿，生长期长，易于栽培，产量较高，口感肥滑，最宜做汤的蔬菜。据《辞海》记载，现在，南方的江西、湖南、四川等省仍有人种植和食用葵菜。[73]
除文献记载的农作物外，考古资料显示勿吉人还种植有其他农作物。位于黑龙江省双鸭山市与集贤县交界处的滚兔岭遗址中，出土过碳化种子，经鉴定为大麻[74]。该遗址年代经碳-14测定为距今1955±70年和距今2140±70年[75]，相当于两汉时期，当属挹娄。既然挹娄人种植大麻，由挹娄发展而来，年代相距很近的勿吉人也不大可能放弃这一传统。该大麻不是现代所说的毒品大麻，而是俗称的线麻，属桑科植物，一年生草本，纤维整齐，通顺细长，强度高，弹性好，易于染色，可用来纺织麻布、搓绳、编织渔网，种子可榨油。《魏书·勿吉传》载“妇人则布裙”，这个“布裙”的布只能是用大麻织就。这也证明勿吉人确实种植大麻。在东康遗址的2号居住址还发现了碳化的豆和荏（苏子）[76]。
三 粮食剩余与“嚼米酝酒”
有关勿吉人嚼酒的最早记载是《魏书·勿吉传》：“有粟及麦穄，菜则有葵。水气咸凝，盐生树上，亦有盐池。多猪无羊。嚼米酝酒，饮能至醉。”[77]《北史·勿吉传》亦载：“相与耦耕，土多粟、麦、穄，菜则有葵，水气咸，生盐于木皮之上，亦有盐池。其畜多猪，无羊，嚼米为酒，饮之亦醉。”[78]可见，南北朝时勿吉人已经定居并经营粗放农业。农作物有粟、麦、穄，均以其耐旱、耐寒而为黑龙江流域的传统作物。结合考古发现，相当于勿吉时期的黑龙江绥滨县同仁遗址下层文化，出土了铁锛、小刀、铁镰等先进农具。耕作技术的进步和铁器工具的使用，使粮食作物食用有余，为“嚼米酝酒，饮能至醉”提供了物质基础。《隋书》记载：“相与耦耕，土多粟、麦、穄。水气咸，生盐于木皮之上。其畜多猪。嚼米为酒，饮之亦醉。”[79]《旧唐书》记载：“其畜宜猪，富人至数百口，食其肉而衣其皮……酿糜为酒。”[80]《新唐书》记载：“畜多豕，无牛羊。有车马，田耦以耕，车则步推。有粟麦。土多貂鼠、白兔、白鹰。有盐泉，气蒸薄，盐凝树颠。嚼米为酒，饮之能醉。”[81]这些材料表明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勿吉人、靺鞨人不仅食猪肉，而且粮食也是他们的主要食物之一。此时他们已采用“耦耕”的耕作方法。根据酿造原理，在使用谷物酿酒时，由于谷物中的淀粉不能直接与酵母菌起作用，所以必须首先经过糖化的过程，即把淀粉分解为芽糖，而后发酵转化为酒精。糖化和酒化是酿造工艺中不可缺少的两个主要工序，这就形成了曲蘖酿酒法。中原地区早在秦汉时期酿酒制曲的技术就有了很高的水平，在郑玄注《周礼·天官酒正》中即有“作酒既有米曲之数，又有功沽之巧”。不但重视酒曲的制作，而且在酿造工艺和方法上都十分讲究。而勿吉的“嚼酒”法是他们利用口嚼“糜”或“米”，使之碎并含有唾液，由于唾液酶可以发酵，可以充当酒曲，当存储于器皿，假以时日，酒即酿成。不难看出，他们当时已经知道做酒需要曲，但是不会加工，只能通过生活经验的积累，采用口嚼做曲法。[82]
后来的《契丹国志》《册府元龟》和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等书都记有“嚼米为酒”的风俗。《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等书的“勿吉传”中对此种“嚼米为酒”风俗有连续的载录，但是都没有超出《魏书》和《北史》的记载范围。连续的记载表明，当时嚼酒法曾在勿吉人的生活中流行，但由于勿吉人当时散居各地，且“邑落各自有长，不相统一”，这种各自为政，独立进行生产、生活的原始状态显示了其封闭性，同时缺乏自身的文字记载，所以导致嚼酒法在文献记载中的简单化。
四 勿吉与中原王朝的朝贡关系及其对外扩张
虽然勿吉早在东晋初年就已经登上了历史舞台，但在东晋至北魏孝文帝约一个半世纪的时间内，并无史料可证勿吉与魏晋政权发生直接联系。中原地区自爆发八王之乱后，各族人民就接连不断地起而反晋，社会动荡。西晋于316年灭于匈奴贵族刘汉政权，东晋建都建康。八王之乱后北方地区处于较为混乱的局面中，各个少数民族纷纷建立自己的政权，但由于各个政权本身的局限性及各个政权之间此消彼长、相互牵制的局面，北方各少数民族政权也未能稳定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周边各族尤其是边远地区各族很少和中原来往，这也是勿吉直到孝文帝延兴年间才入贡中原的原因。另外，勿吉人很可能与挹娄一样受制于近邻强大的夫余政权，这一局面持续到了公元5世纪后期，夫余政权在慕容鲜卑的持续打击下不断走向衰落，勿吉趁此时机逐渐强大起来，不断蚕食夫余国土地，夫余终于“为勿吉所逐”，夫余王携妻子投奔高丽，之后勿吉崛起，向南发展，“破高句丽十落”。[83]
勿吉正是在逐渐崛起中，与中原北魏政权建立起了朝贡关系。《魏书·勿吉传》载：“延兴中，遣使乙力支朝献。太和初（477），又贡马五百匹。”“九年，复遣使侯尼支朝献。明年复入贡。”“太和十二年（488），勿吉复遣使贡楛矢方物于京师。十七年（493），又遣使人婆非等五百余人朝献。景明四年（503），复遣使俟力归等朝贡。自此迄于正光，贡使相寻。尔后，中国纷扰，颇或不至。兴和二年（540）六月，遣使石久云等贡方物，至于武定不绝。”[84]这条史料所记勿吉最早入贡是在北魏孝文帝延兴年间（471～476），但未详何年。对于《魏书》所记延兴中这次朝贡的具体时间，后代史家在认识上有分歧，但无论为哪一年，可以确定地说早在孝文帝即位之初，勿吉就开始和中原王朝逐渐建立了长期的、稳定的封贡关系，这种关系从孝文帝时开始直到北魏分裂止，一直延续。北魏灭亡后，后继的东魏和北齐将这一朝贡关系依次继承，保持到了北齐末年。因此《北史·勿吉传》说：“延兴中，遣乙力支朝献。……以至于齐，朝贡不绝。”[85]
史书中所记勿吉从北魏延兴年间（471～476）的首次朝贡到北齐后主武平三年（572）的最后一次朝贡，勿吉先后与北魏、东魏和北齐维持了长达百年的朝贡关系。据《魏书》《北齐书》《册府元龟》《文献通考》等书的记载，这一时期勿吉向中原王朝纳贡多达31次，其中北魏24次，东魏6次，北齐1次，来贡较为频繁。从经济角度看，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的边境贸易是吸引其朝贡的基本动力。综观勿吉向中原王朝的31次朝贡，有明确贡物记载的不多，多是简单提及入贡方物，不过有多次载明贡物中有楛矢石砮，楛矢石砮是肃慎系民族的传统贡品，勿吉应是延续了这个传统。史载：“太和初，又贡马五百匹”，太和十七年（493）更是“遣使人婆非等五百余人朝献”[86]，朝贡使团的规模相当大。此外，更多的入贡行为史书仅言来贡，未记贡物，关于其朝贡地点，史书亦没有明确记载。此外，对于勿吉来贡，史书并未记载北朝政权对其的回赐。不过，根据其朝贡规模以及封贡关系推知，回赐亦应不少，可以说朝贡行为本身就是一种变相的交换行为。此外，双方还有边境贸易，对于“每请入塞，与百姓交易”的东北诸族，宣武帝曾说：“若抑而不许，乖其归向之心；信而不虑，或有万一之惊。交市之日，州遣士监之。”[87]也即支持边境贸易行为。对于地处中原、发展程度远高于自己的北魏政权，东北各族“心皆忻慕”“莫不思服”，北魏政权也因势利导，使得各族“皆得交市于和龙、密云之间，贡献不绝”[88]。北魏政府正是运用了边境贸易这一手段对东北各族进行诱导招抚，使其以朝贡的形式表示对中原王朝的臣服，周边民族也能从中获得自身所需。勿吉正是以朝贡形式换取与中原王朝进行边境贸易的权利，满足自身需要，这是周边民族进行朝贡的一大出发点，中原政权维持边境贸易的目的在于维护边境和平安定，吸引边境民族归服，双方的朝贡关系正是这种归服的表现。
南北朝时期勿吉强大起来，并对外扩展势力。早期勿吉的领域在今三江平原一带，向东是大海，已无扩展余地，向北是荒凉苦寒之地，缺乏吸引力，所以要向南、西南、西三个方向发展。恩格斯说：“邻人的财富刺激了各民族的贪欲，在这些民族里，获取财富已成为最重要的生活目的之一。”[89]勿吉正是这样，因其居住地与夫余、豆莫娄、高句丽相邻，而这些民族此时又处于发展的上升阶段，其社会财富的增长使勿吉贵族阶层的贪欲随之膨胀，因此，常以武力侵掠他国，且掠夺的规模大、力量强。据《魏书》《北史》记载，勿吉“常轻豆莫娄等国，诸国有患之”，“夫余为勿吉所逐”。公元5世纪勿吉南下进攻高句丽，先破高句丽十落，又欲联合百济全力夺取高句丽。所有这些都反映了此时的勿吉依靠战争来扩充实力，增加财富，并由此造成了对邻国的巨大威胁，使周围各国胆战心惊，唯恐祸至，故史书记载勿吉有“其人劲悍，于东夷最强”[90]之称。这些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没有强大的统一力量，要战胜夫余是难以想象的，要使“诸国亦患之”也是不可能的。据此推测，勿吉似乎正向部族联盟推进，而这种联盟又同历史上的部族联盟阶段有所区别，它只能是以“亲属部落间的联盟，常因暂时的紧急需要而结成，随着这一需要的消失即告解散”[91]的方式而存在，使之得以逞强，并埋伏下了部族联盟的种子，为向更高阶段发展打下了基础。
勿吉的强大与扩张是肃慎族系发展史上的决定性阶段。此前肃慎和挹娄的势力都局促在东北地区东北角，是东北民族大舞台上的配角，现在则领域扩大，几乎占据东北的一半，影响随之扩大，其攻守举动对东北全局都有震动，变成了舞台上的主角之一。此后，肃慎族系建立著名的“海东盛国”渤海，又两次入主中原，实皆肇源于此。勿吉部的崛起不仅因为与中原王朝建立了贡赐关系，还与其掠夺性经济交往方式的出现有着密切联系。在中华民族一体化经济形成过程中，“一体”和“多元”的融合是充满间断、矛盾和冲突的，个别时段还出现了停滞和倒退，有时因历史记载不连贯而留下空白，但这并不排斥一体化的总趋势，只不过在经济史上，民族间经济交往由于阶级社会的性质而必然带有杀戮和血腥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