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金代的货币金融
为适应商业发展的需要，货币经济逐渐地发展起来。女真部初无钱，乃至占领辽、宋地区后，初用辽、宋旧钱，对刘豫所铸阜昌元宝、阜昌重宝也一并采用。海陵时，金政府开始自己铸钱，并制纸币，有了自己的货币。金代币制在辽、宋发展的基础上有所革新，在中国币制史上占有一定地位。金代的金融活动主要有借贷和典质，实际是一种剥削手段。
一 货币的种类
金政府所发行的货币有铜币、银币、纸币三种。
铜币制作始于海陵正隆二年（1157），置三钱监，面文为“正隆通宝”，和旧钱一起在市面上流通。世宗大定十八年（1178）又在代州设钱监，二十七年（1187）更在曲阳置钱监，铸造“大定通宝”。金铸铜钱，不仅铜供应不足，生产所费巨大，且实际铸钱数少，代州、曲阳二监病民特甚，大定二十九年（1189）停止铸钱。《金史·食货》：
章宗大定二十九年十二月，雁门、五台民刘完等诉：“自立监铸钱以来，有铜矿之地虽曰官运，其顾直不足则令民共偿。乞与本州司县均为差配。”遂命甄官署丞丁用楫往审其利病，还言：“所运铜矿，民以物力科差济之，非所愿也。其顾直既低，又有刻剥之弊。而相视苗脉工匠，妄指人之垣屋及寺观谓当开采，因以取贿。又随冶夫匠，日办净铜四两，多不及数，复销铜器及旧钱，送官以足之。今阜通、利通两监，岁铸钱十四万余贯，而岁所费乃至八十余万贯，病民而多费，未见其利便也。”宰臣以阅，遂罢代州、曲阳二监。[120]
章宗泰和四年（1204）铸大钱，以一当十，而与钞参行。宣宗贞祐三年（1215），因钞价低落，遂禁止铜钱使用，由是民间交易盖由银所代替了。金代铜甚缺乏，远远供应不上铸钱的需要，所以铸钱除坑冶采银之外，还不断向民间括铜和禁止民间私铸铜镜或把铜物输出境外。正隆二年（1157）十月，“初禁铜越外界，悬罪赏格。括民间铜鍮器，陕西、南京者输京兆，他路悉输中都”[121]。大定十一年（1171）二月，“禁私铸铜镜，旧有铜器悉送官，给其直之半。惟神佛像、钟、磐、钹、钴、腰束带、鱼袋之属，则存之”[122]。二十六年（1186）十一月，“上谕宰臣曰：‘国家铜禁久矣，尚闻民私造腰带及镜，托为旧物，公然市之。宜加禁约’”[123]。章宗明昌三年（1192），“在官铜数，可支十年”[124]。当有不少是从民间搜括上来的。但至明昌五年（1194）还是苦于铜不足，乃仿唐元和年间的限钱法，定出“官民存留见钱法”。
金章宗限钱法之规定，与当时官豪之家多积铜钱有关，官豪之家所以多积铜钱，又与金滥发纸币和缺乏铜物有关。在北京顺义、陕西省耀县、黑龙江省泰来塔子城、张家口下花园等地，都曾发现金代窖藏的铜钱，北京顺义窖藏五万多枚，耀县发现窖藏铜钱达三千余斤，塔子城窖藏铜钱七百余斤，下花园最少，亦有三百余斤。[125]这些钱大部分为宋、辽及金时所造，其中也有宋以前的铜钱。由此可见，金时所铸铜钱一直未替代辽、宋旧币。由于金代缺铜，加之后来政府为维持钞价，禁止使用铜钱，因之铜钱逐渐为钞币所驱逐。铜钱被驱逐后，银币与钞币，兼行于流通中。
银在金代交易中作为货币流通已很盛行。《金史·张行信传》载：“买马官……市于洮州，以银百锭几得马千匹。……（乞）捐银万两，可得良马千匹。”[126]但银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和使用，在章宗承安二年（1197）前是以锭来计算，银锭重量为五十两，价格百贯文。因银锭的使用还是一种称量的货币，故民间颇有截凿者，其价亦显见上下。这样从形式、重量以及价格加以规定，铸成为一种法定货币便为流通所需。承安二年政府改铸银币，名“承安宝货”。其制：“一两至十两分五等，每两折钱二贯，公私同见钱用，仍定销铸及接受稽留罪赏格。”[127]由银锭改为铸币，这是中国币制史上银由流通进入法定货币的开始，同时也是中国用银的开始，在中国币制史上是一重大进步。
金朝自“承安宝货”铸造施行后，钱钞的发行如故，且日益滥杂。例如钞的名称有四贯值银一两的“贞祐通宝”钞，有“兴定宝泉”钞，又有用绫印刷的“元光珍货”。承安五年（1200）闰十二月，“宰臣奏：‘向者宝券既弊，乃造‘贞祐通宝’以救之，迄今五年，其弊又复如宝券之末。初，通宝四贯为银一两，今八百余贯矣。宜复更造‘兴定宝泉’，子母相权，与通宝兼行，每贯当通宝四百贯，以二贯为银一两，随处置库，许人以通宝易之。’”[128]元光元年（1222）二月，始诏行之。“二年（1223）五月，更造每贯当通宝五十，又以绫印制‘元光珍货’，同银钞及余钞行之。行之未久，银价日贵，宝泉日贱，民但以银论价。至元光二年，宝泉几于不用。乃定法，银一两不得过宝泉三百贯，凡物可直银三两以下者不许用银，以上者三分为率，一分用银，二分用宝泉及珍货、重宝。”[129]钞名日杂，其价日贱。另，由于把银作为计价货币之故，伪造随之而起，杂铜锡而私铸时有所闻，因而流通渐为滞钝。元光五年（1226）十二月遂罢。但在民间银之使用，却逐日增加。
金代纸币的发行早于铜币。海陵贞元二年（1154）迁都燕京后，以铜质缺乏，币材有限，户部尚书蔡松年复钞引法，始发行纸币，作为商品交换的媒介，纸币名为“交钞”。纸币的发行权属于国家，并设印造引库以主引钞，又设交钞库以掌书塔印合同之事。《揽辔录》记载：
（成大至汴京）……过交钞处。交钞所者，虏本无钱，惟炀王亮尝一铸正隆钱，绝不多，余悉用中国（中原）旧钱，又不欲留钱于河南，故仿中国铸币，于汴京置局造官会，谓之交钞。拟见钱行使，而阴收铜钱，悉运而北，过河即用见钱，不用钞。钞文曰：南京交钞所准户部符。尚书省批降：检会昨奏南京置局，即造一贯至三贯例交钞，许诸人纳钞给钞，河南路官私作见钱流转，若赴库支取，即时给付。每贯输工墨钱十五文，七年纳换，别给钱，以七十为陌，伪造者处斩，捕告者赏钱三百千，前后有户部管当令史斡当官交钞库使副书押，四周画云鹤为饰焉。[130]
海陵时，有大钞小钞之别。大钞额面一贯、二贯、三贯、五贯、十贯五等；小钞分一百、二百、三百五、七百五等，与钱并行。初依宋先例规定流通期限，以七年为一限界，至七年兑现或换新钞。虽对期限规定时有更易，但期满即收回，终其流通。章宗即位，将纸币通货改为永久流通，将原定期限一律废除。《金史·食货·钱币》记载：“时有欲罢之（钞法）者……有司言：‘交钞旧同见钱，商旅利于致远，往往以钱买钞，盖公私俱便之事，岂可罢去！止因有厘革年限，不能无疑，乞削七年厘革之法，令民得常用。若岁久字文磨灭，许于所在官库纳旧换新，或听便支钱。’遂罢七年厘革之限，交钞字昏方换，法自此始。”[131]
金章宗将纸币厘革之限废除，改为永久流通的货币，这是中国币制史上一大变革。唯字文磨灭不现者，则可向所属库司换易新钞，是为交钞字昏方换之始，然交钞流通壅塞，以至同铜钱之比价悬绝，因此承安二年（1197）始改铸银币以代钞本，但终不能扭转当时钞价日跌之势。[132]
二 借贷与典质
金代金融活动主要有借贷与典质，成为残酷剥削民户的一种手段。金初太祖时对被征服的人户，由于其“衣食不足”则由“官赈贷之”[133]。太宗时，“蠲民间贷息”[134]。熙宗皇统四年（1144），“立借贷饥民酬赏格”[135]。世宗大定二十三年（1183），以减轻民间典质借贷利息之名，行“以助官吏廪给之费”之实，由国家垄断对民户高利贷剥削的权益。在中都、南京、东平、真定等处，并置质典库，以“流泉”为名各设使、副一员。二十八年（1188）十月，又在京府、节度州添设流泉务，凡二十八所，并在中国历史上出现最早的典肆规则：“凡典质物，使、副亲评价直，许典七分，月利一分，不及一月者以日计之。经二周年外，又逾月不赎，即听下架出卖。出帖子时，写质物人姓名，物之名色，金银等第分两，及所典年月日钱贯，下架年月之类。若亡失者，收赎日勒合于人，验元典官本，并合该利息，赔偿入官外，更勒库子，验典物日上等时估偿之，物虽故旧，依新价偿。仍委运司佐贰幕官识汉字者一贯提控。若有违犯则究治。每月具数，申报上司。”[136]
除官贷及官营典肆之外，尚有军借民钱、民间借贷和典质的普遍存在。《金史·奥屯忠孝传》：“忠孝改沁南军。坐前在卫州勾集妨农军借民钱不令偿，由是贫富不相假贷，军民不相安，降宁海州刺史。”[137]足见金时军士之需假于民，其弊亦然。《金史·黄久约传》：“时以贫富不均，或欲令富民分贷贫者。”[138]《金史·食货》记载金朝规定：“民田业各从其便，卖、质于人无禁。”[139]《金史·高汝砺传》高汝砺言：“循例推排”，民“或虚作贫乏，故以产业低价质典。”[140]《金史·移剌子敬传》子敬死时，“家无余财，其子质宅以营葬事”[141]。
金时出贷品目有谷物和钱两种，计息办法分年息、月息、日息。金国立法，“举财物者月利不过三分，积久至倍则止”[142]。其实典质、借贷利率远超此规定，大定十三年（1173）金世宗谓：“闻民间质典，利息重者至五七分，或以利为本，小民苦之。”[143]宣宗贞祐中，“又上封事者言：比年以来屡艰食，虽由调度征敛之繁，亦兼并之家有以夺之也。收则乘贱多籴，困急则以贷人，私立券质，名为无利而实数倍。饥民惟恐不得，莫敢较者，故场功甫毕，官租未了，而囤已空矣！此富者益富，而贫者益贫者也。国朝立法，举财物者月利不过三分，积久至倍则止，今或不期月而息三倍。愿明敕有司，举行旧法，丰熟之日增价和籴，则在公有益，而私无损矣。”[144]当时一些豪猾之家恃其势力，依倚官府或者是托于权贵，为非作歹，以致豪富，害人尤甚。《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建炎二年（1128）十二月记载：“自金人入中原，凡官汉地者，皆置通事，高下轻重，悉出其手，得以舞文纳贿，人甚苦之。燕京留守尼楚赫以战多，贵而不知民政，有僧讼富民，逋钱数万缗，通事受贿，诡言久旱不雨，僧欲焚身动天，以苏百姓。尼楚赫许之，僧号呼不能自明，竟以焚死。”[145]《金史·章宗纪》明昌元年（1190）八月：“禁指托亲王、公主奴隶占纲船、侵商旅及妄征钱债。”[146]
一般百姓在女真奴隶制占有关系下，欠债者又时常被以人身折还债责办法，沦为放债者的奴隶，或遭受猛安谋克强行掠夺。《归潜志》记载：“时辽东路多世袭猛安谋克居焉。其人皆女真功臣子，骜亢奢纵不法，公（王翛然）思有以治之。会郡民负一世袭猛安者钱，贫不能偿，猛安者大怒，率家僮辈强入其家，牵其牛以去，民因讼于官，公得其情。令一吏呼猛安者，其猛安者盛陈骑从以来，公朝服召至厅事前，诘其事，趋左右械系之。乃以强盗论，杖杀于市，一路悚然。”[147]
三 金末币制紊乱导致经济崩溃
金末币制，极其紊乱。金政府为纾解财政困境，滥发钞币，于是钞币流通阻滞，钞价日落。章宗承安初年以后，“交钞稍滞”和银钞俱滞征兆即已显露，为此金政府采取各种办法限钱，以便钞币流通：承安四年（1199）三月，“以银钞阻滞，乃权止山东诸路以银钞与锦绢盐引从便易钱之制。令院务诸科名钱，除京师、河南、陕西银钞从便，余路并许收银钞各半，仍于钞四分之一许纳其本路”[148]。
承安三年（1198）限用钱，强用银钞，令限“西京、北京、临潢、辽东等路，一贯以上俱用银钞、宝货，不许用钱，一贯以下听民便”[149]。后来咸平、东京也从都南例一贯以上皆交钞，不得用钱。泰和元年（1201）令诸路税以钱银钞三分均纳，铺马、军须等钱许纳银半。泰和八年（1208）十月，孙铎言：“民间钞多，正宜收敛，院务税诸名钱，可尽收钞，秋夏税纳本色外，亦令收钞，不拘贯例。农民知之则渐重钞，可以流通。”[150]
这种限钱重钞以及租税银钞化的倾向，与金政府滥发钞币的政策分不开。强用银钞的结果，却使金末币制愈加紊乱。从宣宗贞祐二年（1214）至金末（1234）二十年间，金代屡变钞之名目，钞价跌落，其变化情况如下：
金朝钱币，旧止用铜钱……及高岩夫为三司副使，倡行钞法。初甚贵重过于钱，以其便于持行也。尔后兵兴，官出甚众，民间始轻之，法益衰。南渡之初，至有交钞一十贯，不抵钱十文用者。富商大贾，多因钞法困穷，俗谓坐化。官知其然，为更造，号曰宝券。新券初出，人亦贵之。已而复如交钞，官又为更造，号曰通货，又改曰通宝，又改曰宝货，曰宝泉、珍宝、珍会。最后以绫织印造，号珍货，抵银，一起一衰，迄亡国，而钱不复出矣。[151]
金末币制紊乱，是金政府统治日趋衰亡的象征。金末乱发纸币不但不能挽救财政危机，反而加深了社会矛盾，人民破产，商旅坐困，生产衰落，铜钱流出，其弊为甚。金章宗以后，钞币阻滞，对农民两税的征收，除纳本色外又令收钞，“比来州县抑配市肆买钞，徒增骚扰”[152]。币制紊乱造成对人民的剥削加重。《金史·食货》高汝砺言：
河南调发繁重，所征租税三倍于旧，仅可供億，如此其重也。而今年五月省部以岁收通宝不充所用，乃于民间敛桑皮故纸钞七千万贯以补之，又太甚矣！而近又以通宝稍滞，又增两倍。河南人户农居三之二，今年租税征尚未足，而复令出此，民若不粜当纳之租，则卖所食之粟，舍此将何得焉？今所急而难得者刍粮也，出于民而有限。可缓而易为者交钞也，出于国而可变。以国家之所自行者而强求之民，将若之何？向者大钞滞则更为小钞，小钞弊则改为宝券，宝券不行则易为通宝，变制在我，尚何烦民哉！民既悉力以奉军而不足，又计口、计税、计物、计生殖之业而加征，若是其剥，彼不能给，则有亡而已矣。民逃田秽，兵食不给，是军储钞法两废矣。……”[153]
币制紊乱直接表现为通货膨胀。金末政府滥发钞币，钞币面额不断增大，致使物价连年飞涨。《金史·食货》：“宝券初行时，民甚重之。但以河北、陕西诸路所支既多，人遂轻之。商贾争收入京，以市金银，银价昂，谷亦随之。若令宝券路各殊制，则不可复入河南，则河南金银贱而谷自轻。若直闭京城粟不出，则外亦自守，不复入京，谷当益贵。宜谕郡县小民，毋妄增价，官为定制，务从其便。”[154]可见谷价涨落与币制紊乱有极大关系。卫绍王大安二年（1210）溃河之役，甚至以八十四车交钞充军赏了，金章宗时以万贯交钞只买得一个烧饼，一百缗的纸币只能买到一碗面。[155]而且在物价上涨时，商人又趁机从中牟取厚利。
金末币制紊乱，致商业倒闭和市场萧条。章宗承安二年（1197）铸承安宝货后，由于私铸杂以铜锡，结果“寖不能行，京师闭肆”[156]。泰和七年（1207），“时民以货币屡变，往往怨嗟，聚语于市”，或“都市敢有相聚论钞法难行者”[157]。反映了由于币制紊乱而引起市民的普遍不满。这种情况在章宗后，愈演愈剧。贞祐间发行贞祐宝券，“遂使商旅不行，四方之物不敢入（京师）”。且民间商品价格“旦暮不一”，致使“市肆尽闭”[158]。元光二年（1223）造元光重宝和元光珍货，“行之未久，银价日贵，宝泉日贱，民但以银论价”。政府为抑银推行宝泉，规定：“银一两不得过宝泉三百贯，凡物可直银三两以下者不许用银，以上者三分为率，一分用银，二分用宝泉及珍货、重宝。京师及州郡置平准务，以宝泉银相易，其私易及违法而能告者，罪赏有差。”此令一下，“市肆昼闭，商旅不行”[159]。
由于金末币制紊乱强行银钞，致使商贾“坐化”，而钱亦多流入于宋。《金史·食货》贞祐三年（1215）：“自是，钱货不用，富家内困藏镪之限，外弊交钞屡变，皆至窘败，谓之‘坐化’。商人往往舟运贸易于江淮，钱多入于宋矣。宋人以为喜，而金人不禁也。”[160]《归潜志》：“予在淮阳时，尝闻宋人喜收旧钱，商贾往往以舟载，下江淮贸易，于是钱多入宋矣。嗟夫！钱为至宝，自古流行，今日弃置如瓦砾等，而以诸帛相诳欺，无怪乎天下之远。”[161]诸如此类，足以说明金末币制紊乱之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