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节 研究框架、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
一 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
全书分为六章,第一章为总论,第二章至第六章为分论,分别从创新发展竞争力、协调发展竞争力、绿色发展竞争力、开放发展竞争力、共享发展竞争力五个方面进行研究。
本书为科学地评估所选的中国20个城市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城市竞争力,采用了定量分析方法来进行比较:第一步,将城市竞争力分为创新发展竞争力、协调发展竞争力、绿色发展竞争力、开放发展竞争力、共享发展竞争力五个维度,然后采取德尔菲法科学确定每个维度的评价指标;第二步,根据每个评价指标从各个城市2016年统计年鉴及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选取2015年度截面数据,然后采取层次分析法确定每个评价指标的权重;第三步,采取综合评价法通过一定的数学模型,将每个维度中若干个评价指标值“合成”为一个整体性的综合评价值,形成创新发展竞争力、协调发展竞争力、绿色发展竞争力、开放发展竞争力、共享发展竞争力每个维度的综合平均值;第四步,计算出创新发展竞争力、协调发展竞争力、绿色发展竞争力、开放发展竞争力、共享发展竞争力每个维度的综合平均值,最后形成每个城市竞争力的评分并进行排序。
(一)德尔菲法确定评价指标体系
德尔菲法(Delphi Method)[11]也称专家评价法,是在20世纪40年代由O.赫尔姆和N.达尔克首创,经过T.J.戈尔登和兰德公司进一步发展而成的。德尔菲法适用于在定性分析中需要相当程度的主观判断时,为避免研究人员判断偏差而采用多专家问卷函询方式来提出更具科学性、完整性的意见。
德尔菲法的一般步骤如图1-1所示。
图1-1 德尔菲法流程
第一步,明确研究对象与目标。本书以国家确认的9个国家中心城市和有希望成为国家中心城市的11个副省级城市为研究对象,以评估这些城市的创新发展竞争力、协调发展竞争力、绿色发展竞争力、开放发展竞争力、共享发展竞争力为目标。
第二步,设计调查问卷。本书根据创新发展竞争力、协调发展竞争力、绿色发展竞争力、开放发展竞争力、共享发展竞争力的内容设计相关指标的调查问卷并结合每个维度的实际设计下级指标,并附指标含义。
第三步,选择专家。选择在相关领域有研究深度或实践经验的专家学者或一线工作人员,人数一般为5~15人。
第四步,发放问卷。寄送问卷并提供相关背景资料。
第五步,回收、汇总、统计分析结果。回收所有专家的调查问卷并进行汇总、统计分析。
第六步,判断专家意见是否达成一致,如达成一致,则可确定结果;如未达成一致,则重复步骤二至步骤五。若经过三轮以上,仍未达成一致,则需考虑调查问卷设计是否合理。
第七步,确定结果。
德尔菲法能吸收不同的专家与预测,充分利用了专家的经验和学识,且由于采用匿名或背靠背的方式,能使每一位专家独立地做出自己的判断,不会受到其他繁杂因素的影响,最后经过几轮的反馈,使专家的意见趋同。
根据德尔菲法,可以为城市竞争力所包含的创新发展竞争力、协调发展竞争力、绿色发展竞争力、开放发展竞争力、共享发展竞争力五个维度确定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
1.创新发展竞争力
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创新发展的重大要求,坚持把创新摆在发展全局的首要位置,重点对城市培育新动能、要素配置效率、城市转型发展等方面进行观察。在创新发展竞争力的总体目标下可以形成三个评价维度:创新投入、创新成果、创新动力。在每个评价维度下选择相关指标进行定量分析,其中,创新投入维度下选择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十二五”期间新认定高新技术企业数量、科研经费投入情况(R&D经费支出)、R&D经费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等指标;创新成果维度下选择每万人专利申请量、每万人专利授权量、科技技术成果数、实用新型专利数等指标;创新动力维度下选择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固定资产投资、居民用电量、工业用电量等指标。
2.协调发展竞争力
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协调发展的重大要求,重点对城市发展空间、产业经济地理、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区域协同水平、城乡融合发展层次等进行观察。在协调发展竞争力的总体目标下可以形成四个评价维度:收入水平、经济结构、城镇化水平、文明城市建设。在每个评价维度下选择相关指标进行定量分析,其中,收入水平维度下,选择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等指标;经济结构维度下,选择地区生产总值、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等指标;城镇化水平维度下,选择人口密度、城镇化率、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比例、城市建成区面积等指标;文明城市建设维度下,选择被评为文明城市次数、文明城区数量等指标。
3.绿色发展竞争力
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绿色发展的重大要求,坚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重点对城市生态环境、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等进行观察。在绿色发展竞争力的总体目标下可以形成四个评价维度:绿化水平、环境质量、循环利用、绿色交通。在每个评价维度下选择相关指标进行定量分析,其中,绿化水平维度下,选择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人均公园绿化面积、森林覆盖率等指标;环境质量维度下,选择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环境噪声等效声级、城市日照时间、公共厕所数量等指标;循环利用维度下,选择城市污水处理率、城市燃气普及率、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供水能力、降水量等指标;绿色交通维度下,选择人均公共汽车数量、人均出租车数量、人均轨道交通里程和每百常住人口日均绿色交通客运量等指标。
4.开放发展竞争力
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开放发展的重大要求,重点对城市抢抓国家开放格局调整重大机遇、主动融入和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构建多向度战略通道、建设高能级开放平台、创造国际化营商环境等进行观察。在开放发展竞争力的总体目标下可以形成四个评价维度:经济外向依存度、金融发展水平、国际交往、外向通道建设。在每个评价维度下选择相关指标进行定量分析,其中,经济外向依存度选择进出口总额、实际到位外商投资金额、旅游业创汇收入等指标;金融发展水平选择金融机构存款余额、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保费收入等指标;国际交往选择外国使领馆数量、国际友好城市数量等指标;外向通道建设选择铁路客运量、公路客运量、民航吞吐量、货运量、民航货邮吞吐量、人均高速公路里程等指标。
5.共享发展竞争力
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享发展的重大要求,重点对城市顺应市民美好生活需要趋势性变化进行观察。在共享发展竞争力的总体目标下可以形成四个评价维度:教育发展、医疗服务、文化建设、就业保障。在每个评价维度下选择相关指标来进行定量分析,其中,教育发展选择普通中学数、普通中学在校人数、普通中学专任教师数、普通高等学校数、普通高等学校在校人数、普通高等学校专任教师数、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数、一流学科建设高校数、“双一流”建设学科数量等指标;医疗服务选择医疗床位数、医疗技术人员数、每万人卫生技术人员数、每万人床位数等指标;文化建设选择文化馆及群众艺术馆数、博物馆数、图书馆数、图书馆总藏书量数、档案馆数、艺术表演场馆数等指标;就业保障选择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失业率、就业总人数等指标。
在创新发展竞争力、协调发展竞争力、绿色发展竞争力、开放发展竞争力、共享发展竞争力五个方面中,一个城市如果具有其他城市不具备或者不可复制的能力,那么这个城市就具有了核心竞争力(具体分析详见第二章至第六章)。
(二)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
根据第一步德尔菲法所列每个评价指标从各个城市2016年统计年鉴及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选取2015年度截面数据,再通过层次分析法确定每个指标的权重。
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AHP)[12]是美国匹兹堡大学的萨蒂教授于20世纪70年代初,在为美国国防部研究“根据各个工业部门对国家福利的贡献大小而进行电力分配”课题时,应用网络系统理论和多目标综合评价方法,提出的一种层次权重决策分析方法。它是将与决策总是有关的元素分解成目标、准则、方案等层次,在此基础之上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的决策方法。
层次分析法是将决策问题按总目标、各层子目标、评价准则直至具体的备择方案的顺序分解为不同的层次结构,然后用求解判断矩阵特征向量的办法,求得每一层次的各元素对上一层次某元素的优先权重,最后再用加权的方法递阶归并各备择方案对总目标的最终权重,此最终权重最大者即为最优方案。这里所谓“优先权重”是一种相对的量度,它表明各备择方案在某一特点的评价准则或子目标下优越程度的相对量度,以及各子目标对上一层目标而言重要程度的相对量度。层次分析法比较适合具有分层交错评价指标的目标系统且目标值难以定量描述的决策问题。其用法是构造判断矩阵,求出其最大特征值及其所对应的特征向量W,归一化后,即为某一层次指标对于上一层次某相关指标的相对重要性权值。
这种方法最重要的目的是用来做权重分析,尤其是在分析复杂问题时,可以通过把复杂问题分解为多项子问题,然后运用专家评分、社会调查等手段,通过两两比较的方式确定各个子问题的相对重要性,形成判断矩阵,最后在满足一致性条件的前提下,得出各个子问题所占的权重。
层次分析法的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步,建立层次结构模型,将所要分析的问题分解为三个层次:目标层、准则层、方案层,然后把具体要分析的对象及涉及的指标依次代入这三个层次中,形成完整的层次模型。
第二步,构造两两比较的判断矩阵(见表1-1),即在同层次的指标之间两两比较相对重要性,可以用比例、分数等方式来标示。对各个指标进行两两比较,1代表同样重要;3代表两个指标相比,一个指标比另一个指标稍微重要;5代表两个指标相比,一个指标比另一个指标明显重要;7代表两个指标相比,一个指标比另一个指标重要得多;9代表两个指标相比,一个指标比另一个指标极端重要;2、4、6、8表示在上述两个标准间需要折中时的标度。反之,就是上述数字的倒数。
表1-1 层次分析法两两比较判断标度含义
第三步,计算判断矩阵的特征向量和最大特征值。先将判断矩阵的每一列向量进行归一化处理,接下来将归一化后的向量矩阵各行求和并除以行数得到一列特征向量矩阵,最后用判断矩阵与特征向量矩阵相乘,得到一列结果矩阵,将结果矩阵与特征向量矩阵相除后加总,再除以判断矩阵阶数即为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值λ。
第四步,进行矩阵的一致性检验。首先计算一致性指标CI(Consistency Index),即CI=(λ-n)/(n-1),n为矩阵阶数;其次查表得到矩阵的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RI(见表1-2),计算一致性比率CR=CI/ RI;最后比较CR值的大小,如果0≤CR≤0.1,表明判断矩阵具有满意的一致性,判断矩阵有效。
表1-2 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
(三)综合评价法形成城市竞争力各维度的综合评价值
采取综合评价法,通过数学模型将每个维度中若干个评价指标值“合成”为一个整体性的综合评价值,形成创新发展竞争力、协调发展竞争力、绿色发展竞争力、开放发展竞争力、共享发展竞争力每个维度的综合平均值。
综合评价法是指通过一定的数学模型将多个评价指标值“合成”为一个整体性的综合评价值,是由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自动控制专家查德(L.A.Zadeh)教授于1965年发表的《模糊集》中提出的。该综合评价法根据模糊数学的隶属度理论把定性评价转化为定量评价(精确的数字手段),即用模糊数学对受到多种因素制约的事物或对象做出一个总体的评价。它具有结构清晰、系统性强的特点,能较好地解决模糊的、难以量化的问题,适合各种非确定性问题的解决。
综合评价法[13]的一般步骤如下。
第一步,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是进行综合评价的基础,评价指标的选取是否完备、适宜是影响综合评价准确性的关键,因此,建立评价指标时除了应深度了解与该评价指标体系有关的研究资料和法律法规外,还要征求对应领域专家学者的意见,尽量达成广泛共识。
第二步,构建权重向量。一般采用的方法有专家经验法、德尔菲法(Delphi)、特征值法、层次分析法。权重对最终的评价结果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不同的权重有时会得到完全不同的结果。
第三步,进行单因素模糊评价,确定模糊评价矩阵。单独从一个因素出发进行评价,以确定评价对象对评价集合的隶属程度,进而建立适合的隶属函数,构建好评价关系矩阵。
第四步,评价矩阵和权重的合成。采用适合的合成因子对其进行合成并对结果向量进行解释。
在数据分析之前,由于原始数据的量纲不统一,我们通常需要先将数据标准化(Normalization)[14],利用标准化后的数据进行分析。数据标准化也就是统计数据的指数化。数据标准化处理主要包括数据趋同化处理和无量纲化处理两个方面。数据同趋化处理主要解决不同性质数据问题,对不同性质指标直接加总不能正确反映不同作用力的综合结果,须先考虑改变逆指标数据性质,使所有指标对测评方案的作用力趋同化,再加总才能得出正确结果。数据无量纲化处理主要解决数据的可比性。经过标准化处理,原始数据均转换为无量纲化指标测评值,即各指标值都处于同一个数量级别,可以进行综合测评分析。本章采用Z-score标准化方法(SPSS默认的标准化方法)。
这种方法基于原始数据的均值(mean)和标准差(standard deviation)进行数据的标准化。将A的原始值x使用Z-score标准化到x′。
Z-score标准化方法适用于属性A的最大值和最小值未知的情况,或有超出取值范围的离群数据的情况,即:
新数据=(原数据-均值)/标准差
在Excel中没有现成的函数,但也可以对数据进行Z-score标准化,需要分步计算,具体如下。
(1)求出各变量(指标)的算术平均值(数学期望)xi和标准差si。
(2)进行标准化处理:
zij=(xij-xi)/si
其中,zij为标准化后的变量值,xij为实际变量值。
(3)将逆指标前的正负号对调。
标准化后的变量值围绕0波动,大于0,说明高于平均水平;小于0,说明低于平均水平。
根据以上方法,就可以得出创新发展竞争力、协调发展竞争力、绿色发展竞争力、开放发展竞争力、共享发展竞争力每个维度的综合评价值(详见表1-3、表1-4、表1-5、表1-6、表1-7)。
表1-3 20个城市创新发展竞争力指数排名
表1-4 20个城市协调发展竞争力指数排名
表1-5 20个城市绿色发展竞争力得分排名
表1-5 20个城市绿色发展竞争力得分排名-续表
表1-6 20个城市开放发展竞争力得分排名
表1-7 20个城市共享发展竞争力得分排名
二 研究结论:对城市综合竞争力进行比较
将创新发展竞争力、协调发展竞争力、绿色发展竞争力、开放发展竞争力、共享发展竞争力每个维度的综合评价值进行加总,最后形成每个城市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城市综合竞争力的评分,进行排序比较。具体排名如表1-8、表1-9所示。
表1-8 9个国家中心城市综合竞争力比较
表1-9 20个城市综合竞争力比较
(一)形成了梯次分明的三个梯队
在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城市竞争力比较中,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杭州为第一梯队,天津、重庆、成都、南京、郑州为第二梯队,宁波、武汉、青岛、大连、厦门、沈阳、西安、济南、长春、哈尔滨为第三梯队。通过观察,我们发现第一梯队全部位于东部发达地区,特别是北京、上海作为中国城市体系中的两颗明珠,在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城市竞争力评估中遥遥领先于其他城市。而深圳、杭州这两个副省级城市虽然没有进入国家中心城市行列,但是在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城市建设中,处于全国领先的位置,广州则捍卫了自己的传统地位。在第二梯队中有4个国家中心城市,而且重庆、成都两个位于西部的国家中心城市占据了两个席位,这体现了在西部大开发战略、“一带一路”建设、长江流域经济带建设等政策的强力推动下,西部城市得到了快速发展,天津、南京两个传统东部发达城市的排名实至名归。在第三梯队中,武汉、西安这两个位于中西部地区的国家中心城市没有进入前十名,而且西安排名位置比较靠后,说明这两个城市的国家中心城市作用尚未充分发挥。而排名最后的长春、哈尔滨都是位于东北地区的城市,特别是东北的四个城市都没有进入前十名,排名靠前的大连也只排第十四名,城市地位侧面反映出东北地区在全国的整体状况。
(二)北京、上海遥遥领先于其他城市
在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城市竞争力比较中,我们发现北京、上海在综合竞争力上遥遥领先于其他城市。表1-3至表1-7的数据显示,北京在创新发展竞争力、绿色发展竞争力、共享发展竞争力上排名第一,在协调发展竞争力、开放发展竞争力上排名第二。北京作为首都,各方面发展非常均衡,综合竞争力排名第一实至名归。上海分别在协调发展竞争力、开放发展竞争力上排名第一,在创新发展竞争力、共享发展竞争力上排名第二,稍微较弱的方面是绿色发展竞争力,排名第六,与北京有很大的差距。在其他四个维度上,上海和北京差距不大,正是由于在绿色发展竞争力这个维度上的差距,上海综合排名第二。这也说明,在今后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城市竞争力比较过程中,上海的主要着力点应是绿色发展。
(三)杭州的表现引人注目
杭州的地区生产总值在20个城市中只排第十一名,但是在综合竞争力中排名第五。表1-3至表1-7的数据显示,杭州创新发展竞争力排名第三、协调发展竞争力排名第五、绿色发展竞争力排名第七、开放发展竞争力排名第八、共享发展竞争力排名第九,从而看出杭州的表现非常均衡,在城市发展中比较好地体现了新发展理念。
(四)成都有很大的潜力
成都的地区生产总值和综合竞争力在20个城市中均排第八名。表1-3至表1-7的数据显示,成都创新发展竞争力排名第七、协调发展竞争力排名第十二、绿色发展竞争力排名第十二、开放发展竞争力排名第七、共享发展竞争力排名第四。从而看出,成都创新发展、共享发展、开放发展表现突出,但绿色发展、协调发展还有不足,为了更好地体现新发展理念,在今后的城市发展中要重点加强绿色发展、协调发展。
[1]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http://www.12371.cn/2017/10/27/ARTI1509103656574313.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9月17日。
[2] 董旭、吴传清:《城市竞争力评价的理论模型、体系与方法——一个文献综述》,《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
[3] 《蓉平:以“全面落实”为主线 奋力实现新时代成都“三步走”》,人民网—四川频道,http://cpc.people.com.cn/n1/2018/0820/c389394-30238864.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9月17日。
[4] “国家中心城市”这个概念最早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在2005年编制的《全国城镇体系规划(2006—2020年)》中提出,将国家中心城市定义为全国城镇体系的核心城市。在2010年2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的《全国城镇体系规划(草案)》中明确提出,将北京、天津、上海、广州、重庆5个城市定位为国家中心城市。随后,国家发改委于2016年4月发布了《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将成都定位为国家中心城市,2016年12月发布了《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十三五”规划》,将武汉和郑州定位为国家中心城市,2018年1月发布了《关中平原城市群发展规划》,将西安定位为国家中心城市。至此,全国有9个城市被明确定位为国家中心城市。本书成稿后,2018年11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又明确深圳为国家中心城市,特此说明。
[5] 副省级城市是从计划单列市演化而来的。计划单列市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是让一些特大城市尤其是在经济方面有特别重要作用的城市在国家计划中实行单列,享有省级的经济管理权限,而不是省级行政级别。设立计划单列市之初,并未对行政级别做明确解释。当时符合计划单列条件的城市必须具有雄厚的工商业基础和科技力量,社会总产值150亿元以上,人口100万人以上,在开放搞活中具有重要地位,是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有特别作用的特大城市。计划单列市在国家计划中单列户头,由国家直接下达计划,在经济上享有相当于省级的计划决策权和经济管理权。设立计划单列市的目的是要解决条块分割、城乡分割问题,逐步探索以大城市为依托的经济区通过政治与经济适当分开来发展经济的路子。1983年2月,国务院批准重庆市试行计划单列市。随后,武汉市、沈阳市、大连市、哈尔滨市、西安市、广州市、青岛市、宁波市、厦门市、深圳市、南京市、成都市、长春市、济南市、杭州市等相继试行计划单列市。1993年,国务院决定撤销省会城市的计划单列,计划单列市只剩6个。1994年2月25日,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发文(中编〔1994〕1号),经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意,原来16个计划单列市行政级别为副省级,包括10个副省级省会城市和6个计划单列市,而这些城市统称副省级城市。1997年,重庆设立直辖市,不再是计划单列市。现在全国共有15个副省级城市,其中,10个副省级省会城市为沈阳、长春、哈尔滨、南京、杭州、济南、武汉、广州、成都、西安,5个计划单列市为深圳、厦门、宁波、青岛、大连。10个副省级省会城市中已经有4个(武汉、广州、成都、西安)被定位为国家中心城市。资料来源:刘江华等著《中国副省级城市竞争力比较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第29页。
[6] Peter Karl Kresl,Balwant Singh,“Competitiveness and Urban Economy:Twenty-four Large US Metropolitan Areas”,Urban Study,1999,36(5-6):1017-1027;Edward J. Malecki,“Hard and Soft Networks for Urban Competitiveness”,Urban Study,2002,39(5-6).
[7] 于涛方:《国外城市竞争力研究综述》,《国外城市规划》2004年第1期;袁晓玲、杨万平、李娜:《中外城市竞争力研究进展评析》,《城市发展研究》2006年第3期;王斐波:《城市竞争力理论综述及杭州城市竞争力评析》,《生产力研究》2008年第15期;罗涛等:《中外城市竞争力理论研究综述》,《国际城市规划》2015年第S1期;董旭、吴传清:《城市竞争力评价的理论模型、体系与方法——一个文献综述》,《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
[8] 详见罗涛等《中外城市竞争力理论研究综述》,《国际城市规划》2015年第S1期。
[9] 详见罗涛等《中外城市竞争力理论研究综述》,《国际城市规划》2015年第S1期。
[10] 详见董旭、吴传清《城市竞争力评价的理论模型、体系与方法——一个文献综述》,《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
[11] Jon Strand,Richard T.Carson,Stale Navrud,Ariel Ortiz-Bobea,Jeffrey R.Vincent,“Using the Delphi Method to Value Protection of the Amazon Rainforest”,Ecological Economics,2016(2).
[12] Jun Liu,Qianli Dong,Kaihong Xiao,“Benefit Evaluation of Government Emergency Procurement Based on AHP Method”,Advanced Materials Research,2011(219).
[13] 万蓓蕾:《基于AHP模糊综合评价模型的上海城市社区风险评价研究》,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第57~58页。
[14] CSDN常用的数据标准化方法参见http://blog.csdn.net/huangfei711/article/details/51657645,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10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