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西方早期关于人性的讨论

对于“恶”的考察，在更多的时候是被用来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或者结论的，而在此，我们要进行的不是一种价值判断，而是一种现象描述，也即要解决“恶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所以，不是规范研究，而是现象描述。另外，谈到“恶”，就不得不谈“善”，善与恶本来就是两个相对的概念，只有同时对二者进行讨论才具有意义。无论是善还是恶，从根本上考察，都是对人性的追问。只有经过这一道德哲学或者说伦理学意义上的讨论，才能对作为罪的灵魂层面的“恶”产生更加深刻的认识。

关于人性，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在其久远的思想史中，许多思想家曾经提出过各种各样的学说，而所有的这些学说都成为涓涓细流汇入了中西方哲学的历史长河里。西方哲学体系概括而言是以古希腊哲学为源头的，而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哲学从神学中逐步分离出来。古希腊早期的哲学家把目光洒向广阔的宇宙和苍茫的自然，过去人们用神学超自然的力量来解释自然，古希腊哲学家们开始主要用抽象的理性思维的方式取代神话主要以形象思维方式的幻想，最早用自然本身来说明自然。标志着西方哲学产生的米利都学派就是早期的代表，他们开始实现了从神话向哲学的转变。如被誉为“希腊七贤”之首和古希腊第一位哲学家同时也是米利都学派创始人的泰勒斯，他用“水”这一自然界的自在物来解释世界，认为水生万物，万物又复归于水。这个观点看似简单却涵盖了万物最初皆诞生于水中这一命题，摒弃了当时流行的神造世界的臆想断说，也发端了哲学意义上世界本源的追问。他的学生阿那克西曼德发展他的学说，认为万物是“无定”产生的，万物消灭后又要回到“无定”中去，这是命运规定的。根据时间的安排，万物都要为对他物的损害而进行补偿，得到报应。米利都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阿那克西美尼则进一步认为“无定”是一种很难把握的东西，而他认为本原应是有定的东西，这个东西就是气。气并不是神创造的，相反，神却是源自气的。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由气的凝聚和疏散而形成的。灵魂也不是别的东西，而是使我们成为一体并主宰我们的气。可以看出，早期哲学家们试图探求万物的根源，寻求多中之一，提出了关于世界的统一性问题。

稍晚一些的色诺芬尼则认为世界的本原是土和水，一切的生成都来自于土和水。赫拉克利特则认为这个有秩序的宇宙（科斯摩斯）对万物都是相同的，它既不是神也不是人所创造的，它过去、现在和将来永远是一团永恒的活火，按一定尺度燃烧，一定尺度熄灭。他还认为万物是永远变动的，而这种变动是按照一定的尺度和规律进行的，从而最早提出了“逻各斯”学说。而毕达哥拉斯、阿那克萨戈拉、恩培多克勒等对世界的认识和解释则更进一步，他们开始把数学、物理学、医学乃至天文学和地理学的知识运用到哲学中，以认识和解释现实的世界。但直到智者派，哲学的研究主题才从宇宙与自然换到了人自身。智者派的代表人物普罗泰哥拉便提出了著名的“普罗泰哥拉命题”：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认为人的需求是衡量事物的标准，以承认事物的客观存在与运动发展为基础，认为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只能是个人的感觉和利害，把社会或国家理解为个人的集合，强调个人选择。智者派这种一切以人的感觉为判断存在与否的准则，进而否定真理的客观标准的观念，把人自身置于哲学问题的中心，空前的地凸显了人的地位和作用，这在传统宗教盛行的古希腊无疑起到了巨大的启蒙作用。

与此同时，智者派的学说也带来了一个问题，他们的主张更多的源自于个人经验，从某种程度上讲，是片面的认识物质内部的对立面，从而提出了错误的相对主义的结论。人是万物的尺度，那么每个人各有自己的需求，都是万物的尺度，当人们的感觉和认识出现差别时，就没有可依据的客观真理来评价谁是谁非，一切都成了相对的和可疑的。所以，智者派的学说也就导致了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的出现。

由于智者派关注人本身，那么自然就要面对人性和道德问题。按照他们的学说，一切都是相对的，所以，他们认为根本不存在评价伦理道德的普遍标准，道德价值只适用于特定文化边界内，因社会、文化、历史或个人境遇的不同而不同，从而认为道德或伦理并不反映客观或普遍的道德真理，只存在相对的道德或伦理。他们断言每一个人的知觉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信念或意见都是同样真或同样正确的。人不仅仅是“善”的尺度，也是“恶”的尺度。善于恶都是因人而异的。如此，判断一个行为是否道德取决于判断者关于善恶的观念（即善恶的标准），对同一个行为的不同的道德判断相对于判断者各自的善恶观念是同样正确的，并无客观的标准决定不同的善恶观念之间的优劣[41]。从当时的历史背景而言，提出这一学说的目的是试图将“相对主义”思想推广应用于社会政治领域，用“约定论”的观点来规范其政治制度和道德法律。用“约定论”的观点论证政治制度和道德规范的相对性，借以反对贵族派所捏造的“永恒主义”的政治伦理道德，这在当时是反应奴隶主民主派的观点的，是进步的。但这也成为了后世“道德相对主义”[42]的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