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中西印文化

在梁漱溟看来，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有待于旧传统上的新创造。这种创造，在世界逐渐一体化的今天，在中国日益与世界密不可分的时候，决不能孤立地进行，不能不充分考虑到外来文化的影响。

梁漱溟认为，在当前各种文化主张中，不论是传统的守旧派，还是西方文化派，抑或是折中调和派，都缺乏对东西文化最基本的认识，都未能找到东西文化的根本区别所在，因而都是盲人摸象，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抓不住问题的关键。梁漱溟强调，他所提倡的东方文化，不仅与西化派、调和派根本有别，也与一般旧头脑人物拒绝西方化有着原则不同，因为他不仅看到了东方化的长处，更对西方化做过一番深入研究，明白地看到了西方文化的优点和短处。

西方文化的优点，梁漱溟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科学的方法，一是人的个性伸展、社会性发达。前者是西方学术上的特别精神，后者是西方社会上的特别精神。用当时最通常的术语说，就是科学、民主和自由。由于梁漱溟特别看重个性的伸展，以及个性与社会之间的内在关联，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他比同时代的陈独秀、胡适更进了一些，至少在大方向上具有某些相似性或相近性。不论陈独秀、胡适等人如何看待梁漱溟，但在梁漱溟看来，他与《新青年》一派的“五四”思想家并无二致，是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和同道。他常说中国讲维新、讲西学讲了几十年乃至于革命共和，其实都是些不中不西的人，说了许多不中不西的话，做了许多不中不西的事。他们只有枝枝节节的西方化、零零碎碎的西方东西，并没有把这些东西看通窍，领会到那一贯的精神。只有陈独秀、胡适等《新青年》一班人才算主张西方化主张到了家，为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开辟了一个新局面。

对于陈独秀、胡适对西方文化的期待与向往，梁漱溟表示高度认同，只是在对西方文化精神的分析上，梁漱溟依然表现出自己独特的一面。他指出，西方文化的主要内容是科学与民主，其基本精神是意欲向前，或者说是由意欲向前的精神产生了科学与民主两大异彩文化。依科学而言，东西文化的本质差异在于西方的文明成就于科学之上，而东方的文明则为艺术的成就。大约在西方，艺术也是科学化；而在东方，即便是科学，也是艺术化的。明白这科学与艺术的分际，也就明白了西方人之所以喜新厌旧，而事事日新月异；东方人之所以好古，而事事几千年不见进步。西方既秉持科学的精神，当然产生无数无边的学问；中国既秉持艺术的精神，当然产生不出一门像样的学问，即真正的科学。西方文化将学与术严格区分，把学独立于术之外而有学有术，事事都成了科学的；而在东方，尤其是中国，处处都有一种应用的目的，故中国的学问大半是术而非学，或者说是学、术不分。其结果，学固然没有，术也同样不能真正发达。术从学中来，没有发达的科学化的学，术便不能获得真正的发展。这一切都不出科学化和艺术化的区别。

梁漱溟的这个判断，类似于而又有别于严复对东西学术文化本质差异的判断。严复曾指出，东西文化成就的不同除其他种种原因外，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西方人夸新知，中国人夸多识。夸新知，必然意欲向前探求未知世界；夸多识，必然眷恋往昔，回首过去，不求创新，一味躺在祖宗的功劳簿上。这实质上也是科学与艺术的区别。

科学与艺术的区别，不仅表现在东西方的文化成就上，而且表现在知识本身。梁漱溟指出，由于西方人重视科学方法，中国人重视艺术方法，于是使东西方在知识的操作层面也形成重大差异：东方的知识是一种直观的猜想，是一种玄学的方法；而西方则是一种实验的科学方法。玄学总是不变现状的看法，囫囵着看，整个着看，就拿那个东西当那个东西看；科学总是变更现状的看法，试换个样子来看，解析了看，不拿那个东西当那个东西看，却拿别的东西来做他看。由玄学的方法去求知识而说出来的话，与由科学方法去求知识而说出来的话，全然不能一样。西方人讲学说理要步步踏实，一丝一毫也不愿苟且；而中国人讲学说理必要讲到神乎其神，诡秘不可以理论，才算能事，谁都听不懂，谁都看不懂，才算最有学问。科学的方法，所得的是知识；玄学的方法天然不能得到知识，顶多只能算作主观意见而已。若与西方相比，中国传统学问固是理论的缺乏，而又实在不只是理论的缺乏，竟是“非理论的精神”太发达了，于是使中国的许多学问根本不是科学，简直就是玄谈。

若以科学化与艺术化的区别，不难看出，梁漱溟温和平稳的叙述语言中带有一种对中国传统文化明显厌恶的情绪，他所渴望的是使中国文化走上一条科学的大道，而摒弃玄学的、非理性的艺术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说，若指责梁漱溟是东方文化派的保守人物，不亦冤乎？

再以民主精神而言，梁漱溟坦率地承认，那是中国根本不具备的。照中国已经走过的路走下去，其结果是大家不平等，同时在个人也不得自由。中国人向来不把自己作为一个“立身天地”的人，只当做是皇帝的臣民，自己一身尚非己有，哪里还有什么自由可说？必须有了“人”的观念，才有所谓自己。梁漱溟在这里将人的自由与解放及人的个性伸展视作社会前进的必要条件。

历史已充分表明，现代化的发展，特别是经济的发展，决不是单纯引进外国的先进设备、技术、资金乃至科学成果可以实现的，它更需要现代化的主体——人——的素质的真正提高，人的个性获得充分伸展。离开这个前提，其结果只能如某些人所形容的那样：现代化的装束与中世纪的面孔结合在一起。任何现代化的努力都只能是徒劳的。人的自主性、独立性即个性的充分施展，是经济起飞、社会进步的先决条件。显然，梁漱溟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因此不遗余力地批判压抑人性的中国传统精神。

人的个性伸展与否，当然在社会生活的最重要方面，即国家体制这一层面上表现出来，而在这一层面上，中国人向来强调君臣、父子、夫妇、师徒等等级秩序；而在西方，人人生而平等，至少在理论上、在世俗的层面不会有人怀疑这一点，于是西方人的伦理理念不仅导致人的个性获得充分伸展，而且使人的社会性也异常发达。因此，西方人极端重视个人对于社会的道德，即公德；而中国人由于只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公德差不多不讲，讲也不外乎是这个人对那个人的道德，即私德。又由于中国人向来没有这种社会公德的概念，因此从来没有组成真正意义上的国家，中国人所讲的国，实际上只是“家”的放大。至于后来的所谓“民族国家”，在前近代的中国人那里几乎是根本不存在的，国家仅仅是中国人的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而已。

西方社会与文化的发展为中国提供了借鉴，落后的中国要赶超西方，要走上西方的道路，必须明白自己的既往道路和西方有哪些相同、相似的地方，然后再设想一套方案。梁漱溟不反对将西方文化移入中国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但认为不能简单照搬，模仿西方文化的面目，而必须从人生的基本路向、人生的基本态度入手，方能引导中国走上富强之路。仅此而论，梁漱溟不仅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想家的盟友，而且较那些激进的思想家更深刻、更彻底、更多地表现出哲人的睿智和冷静。特别是当人们不加分析地一股脑地盲目信奉乃至崇拜西方文化的时候，梁漱溟更能以其独特的眼光看到中西社会与文化之间的异中之同，同中之异，提出中国应选择的道路及应当采取的措施。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梁漱溟在看到西方文化长处的同时，也并不隐讳西方文化的缺点，他以为近世西方人的心理方面，理智的活动太盛，实为显著的特点。在西方所成就的文明上，辟创科学、哲学，为人类其他任何民族于知识、思想二事所不能及其万一者。不但其知识思想的数量上无人可及，其思想、知识创造的精细深奥上也无人可及。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西方人精神上也因此受了伤，生活上吃了苦，这也是19世纪以来暴露出的不可掩盖的事实，似乎也就是马克思、恩格斯过去曾经分析过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梁漱溟对西方文化的独特见识与评价，基于他对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的深刻研究和体认。他认为，所谓东方文化至少应分为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两大系，而不能混东方诸民族文化而概括称之。仅就中国文化而言，西方文化中的所谓科学、民主以及征服自然的精神都是没有的，相反，中国文化往往显露出一种消极的面目，很难寻出积极的成分。不过，梁漱溟认为，中西文化的这种区别是本然事实，并不足以说明中国文化比西方文化落后。梁漱溟断言，假使西方不同中国接触，中国是完全闭关与外界不通风的，就是再走300年、500年、1000年也断不会有这些轮船、火车、飞行艇、科学方法和德谟克拉西精神产生出来。这句话就是说，中国人不是同西方人走同一条路线，因为走得慢，比人家慢了几十里路；若是同一路线而少走些路，那么慢慢地走终究有一天会赶得上，若是各自走到别的路线上去、别一方向上去，两不相交，那么无论走多久，中国人无论如何也不会走到西方人达到的那个地方上去。质言之，中国人另有自己的人生路向、人生态度和生活样法，中国人不像西方人那样积极地向前进取，而是安分、知足、寡欲、摄生，而决不提倡物质享乐，也不是像印度的禁欲主义那样。简言之，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

在梁漱溟的心目中，代表儒家道理的是“生”，代表佛家道理的是“无生”；儒家所奉为“道体”的，正是佛家所排斥不要的。梁漱溟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伦理的描述与阐释，是中国知识分子在西方文化的强大冲击与压力下而做出的本能反应，是在理性层面的深入思考。正如人类文化学的研究所指出的那样，当两种相异文化接触时，主体文化因受客体文化的冲击总会做出各种不同的反映，一部分人倾向于迅速接受新文化，而另一部分人往往企图保存或恢复其传统文化，以重振传统文化的“本土运动”或“振兴运动”来抗拒外来文化。了解了梁漱溟对西方文化、中国文化的认识后，就不难理解梁漱溟对印度文化的看法。他认为，印度文化与中国文化同样没有西方文化的成就，而且比中国文化的成就还要差些。但印度文化并不是不及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而是人生态度、基本路向的不同，原来印度人既不像西方人那样要求幸福，也不像中国人安遇知足，印度人是努力于解脱这个生活的：既非向前，又非持中，乃是翻转向后，即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

那么，为什么西方与印度研究同一的问题而印度人却另辟出一条新路来呢？梁漱溟强调，这是因为印度形而上学与西洋为同物，但研究的动机却不同：西方是知识的动机、科学的动机，而印度只是行为的动机、宗教的动机。西方人自始至终研究哲学都是出于“爱智”、“好知”；而印度人自古以来就没有这种闲余，他们在情志上迫于一类问题而有一种宗教的行为，就是试着去解脱生活，复其清净本体。因为这个缘故，印度人实在没有哲学，而只有宗教，全没有想讲什么形而上学，只有要求实行的目标。总而言之，印度人的厌恶生活，追求出世，是他们的动机所在。这种出自本心的求出世的动机是无法阻止的，则求本体、讲本体无论如何不能罢手，结果西方哲学以人生第一条路向上去研究本体，逐渐失势而无人讲；而印度哲学以厌弃生活来息止生活，故在本体论上则开辟出一些新方法。

当然如众所周知的那样，印度文化种种方面尚处于幼稚状态，并没有发展到人类认识的最高处。然而这种文化意识却被梁漱溟给予很高的评价，以为并未达到最高境界的印度文化、佛教义理却是和文化发达到最高处有同样的境地。梁漱溟的意思是，印度文化、佛教义理对于低的问题虽未解决却像解决了一样，印度人在解决了最基本的温饱后，便把心思精力都注入精神生活方面，并取得了那些畸形的文化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