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这不是一本关于教育研究方法论的教科书，尽管我在写作过程中努力地想把自己讲授这门课程时的心得体会融入其中。这也不能算是一本大学管理指南，尽管书中的每一个研究案例都是应大学管理者的决策要求所做的。这大概也不能算是一本研究专著，因为我在书中所用的叙述语言会让严谨的学者们感到不安。过去的20年中，由于工作的关系，我一直在美国大学的管理和研究这两个领域的夹缝里生存：在管理者的圈子里兜售高教研究，在研究者的圈子里客串管理人员。两个圈子里的酸甜苦辣都多少尝到一些，也常为这两条道上的车因跑不到一块儿而痛失良机感到惋惜不已。我常常想，连同样以大学作为自己工作对象的这两拨人都无法理解对方的工作，我们怎么能指望大学圈子外面的普通老百姓能够看懂今天的大学呢？难怪近年来五花八门的大学排行榜大行其道，大众通过一目了然的排名既满足了对神秘的高楼深院里发生的一切不可遏制的好奇心，又无须深究名次背后那些密密麻麻的数字所代表的意义。
但名次背后的数字确确实实有它们的意义，只是没有几个圈内人会耐心地用大众能够理解的语言将大学运作的内幕给大众细细道来。想来有点奇怪，当今书店里充斥着各式各样关于商业管理的书籍，大到“海洋”（《蓝海战略》？），小到细节（《细节决定一切》？）。其实回头想想，如何管好一个企业和咱们平头百姓关系并不大。不信您在心里将自己最好的朋友列一遍，有几个在当CEO？可是，大学的管理及其兴衰却关乎千家万户。即使您的孩子不在上学年龄，难道您没有几个亲戚朋友正在为自己或孩子的上学问题而忙得焦头烂额？退一万步说，即便您自己的大学教育在20年前就已经完成，但假如您的母校因为疏于管理而导致质量下滑，那您当年点灯熬油好不容易挣到的学位不也跟着掉价？
为什么不太相干的商业管理类书籍能够吸引大众眼球，而非常相干的大学管理类书籍却门可罗雀？我相信每一个人对这个问题都有自己的看法。我无意在不同的学术领域之间挑起任何竞赛。作为高教研究队伍中的一员，我唯一能做的是在自己身上找原因。说轻点，大学研究界的人们从来就没有像商业研究界的同仁那样对于自己产品的“市场”有一种敏感；说重点，大学研究人员在研究和写作时从来就没有像商业研究界的同仁那样把自己的读者放在心里。结果是，高等教育研究的著作和论文如汗牛充栋，但大多数作品连从事日常管理的大学校长、院长们都看不懂或根本不愿看。
我的上一本书《细读美国大学》出版后，很多朋友、原来的非朋友以及至今仍素昧平生的读者给我送来很多意外的和不那么意外的恭维之辞。受宠若惊之余，亦曾想略作辨析，起码对哪些是客话套话、哪些是真实评价略知一二，以免因为过于得意而显山露水。不是吗？今后的日子还长得很呢，难免会有要在学弟、学妹面前故作高深的时候。为了一本书就把自己的虚荣毫不掩饰地“秀”在世人面前，未免太不值得了吧！问题是，世人皆醉我独醒、万般虚荣皆浮云，还真不是凭我这点修养就能达到的境界。几番尝试之后只得草草收兵。退而求其次，假设别人真是全心全意地喜欢拙作，那么我是否能够从“消费者”的反馈信息中总结出那么一两条经验，以便今后如法炮制？
作如是想之后，居然有了那么一点柳暗花明的感觉。有趣的是，从学界到社会，对于拙作的褒和贬居然都集中在我那所谓“微言大义”的叙事方式。褒者对书中通过故事实例阐述高校管理理念的写法赞不绝口，贬者则对此深表惋惜。在后者看来，只要我的文风略为正式一些，该书就可以堂而皇之地进入学术研究的高雅殿堂。
其实用浅显的故事来说明高深的道理，在我原是迫不得已。过去近二十年间，我所从事的高等教育研究，一直是最让人不堪卒读的所谓“实证研究”，即通过大量数据的收集和分析，对高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其未来发展进行描述和预测，或是对现有的理论或“假设”（hypothesis）进行论证。假如“无一字无出处”是中国古人做学问的最高境界的话，那么，“无数据无研究”则是当代美国教育科学研究的最高境界。如此这般混饭吃，其中辛苦自不待言。每到年关回首瞻望，竟是一片空虚。且不说一年苦干、三年等待的“实证”论文发表以后鲜有读者问津，有时连行业中的同仁都不屑一顾。特别是高等教育研究者往往以解决管理中的实际问题为己任，但高校的决策者们别说根本不可能坐下来拜读这些研究杂志上佶屈聱牙的论述和连篇累牍的统计图表，有时连助手为他们准备的一页提要都无暇问津。这样的高教研究，意义何在？而我《细读美国大学》中的篇章，原是应一家通俗杂志编辑之邀写给高教圈子以外的人看的，谁知结集出版后居然激发了行业内人士的兴趣，可谓歪打正着。特别是近年来频频受到国内大学校长和管理部门的邀请，让我去他们的校园就书中的一些题目开设讲座，竟让我找到了一点经天纬地之才被明主择而用之的感觉。将心比心，历代中国知识分子受到皇上一点重用就开始骨头发轻、脑袋发热，实在不难理解。
但是，得意归得意，多年实证研究的训练毕竟早已造就我的思维方式，热度再高也难以将研究员烧成故事员。我可以继续给校长们讲故事，但故事背后必须有研究的支撑，研究背后必须有数据的支撑。所以，假如不为了别的，仅仅是为了能将故事讲下去，我也得继续我的实证研究啊。问题是，作为研究员的我和那个作为故事员的我常常会闹矛盾，有时甚至闹得不可开交。
比如说，前些年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给在职教育局局长（superintendent）和中小学校长（principal）的一个博士班开一门教育研究方法论的课程。教了六七届学生下来，结识了不少美国中小学教育第一线的管理者和决策者。以前一直以为当中小学校长是哄孩子和家长的官，只要哄得孩子和家长高兴就万事大吉了。和这些官员、学生一接触才知道，不是那么回事。美国公立中小学的经费大多来自学校所在地区的居民家庭收入所得税。因此，当一个教育局局长或中小学校长，不但得是教育专家，有时更需要是政治家，因为他们不仅要对孩子及其家长负责，必须能够向他们展示一份优异的教育成绩，更重要的是，他们还要对所在学区的全体纳税人负责，必须能够满足居民对学校的很多社会需求。做着这么一份工作来哥大念博士，这些学生除了想为今后的仕途发达镀金以外，当然还希望学校能够实实在在地教他们三拳两脚，好在今后的工作中施展。我的研究方法课是他们完成博士课程的必修课，课程内容涉及诸多数据收集和分析之类的“雕虫小技”，让这些平时风风火火惯了的“领导们”大喊头疼，以至于几乎所有学生都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有时委婉曲折，有时直截了当，向我提问：既然明明知道将来的工作中我们不会亲自去做这样的分析和研究，为什么现在要花这么大的力气来应付这门课程呢？
我不能不承认他们问得有理。的确，教育管理和其他应用学科一样，研究者与操作者总有一定的分工。作为研究者，他们的工作是通过大量的数据分析得出严谨的研究结论、漂亮的管理模式，发表无懈可击的学术论文。但实干家们每天面对许多具体的问题，必须在给定的时间内作出判断和决策。这种时间上的压力使得他们在决策时只可能有两种选择：或者依靠长年积累的经验，或者依靠直觉和本能。关于后者的通俗说法是“拍脑袋”，且两者似乎都和教育研究无关。
那么为什么有的决策经得起时间考验，其决策者亦随之成为万众瞻仰的行业领袖，而其余的则没有那么幸运呢？大学的教育学院，特别是管理专业的院长、教授们理所当然地相信他们工作的成果直接导致对这两种决策者的区分，而我的研究方法论课程成为教育管理专业的必修课便是明证。不幸的是，这种假设实在有点一厢情愿，连那些曾经受益的实干家们都不如教授们所期待的那样常常心怀感激。的确，翻遍当今所有的教育研究杂志，我几乎找不到任何能让繁忙的管理者们在十分钟以内消化得了的研究成果。中小学教育研究如此，大学教育亦不例外。假如高校管理研究的成果不能为管理者和决策者所吸收，那么研究者再用功、研究方法再“科学”、研究结论再漂亮，结果还不是“无事烦恼”（much ado about nothing）？
正是出于这点考虑，做惯了研究员的我放下架子（本来就所剩无几的），在《细读美国大学》中当了一回故事员。虽然我的故事还没有讲到于丹的水平和易中天的名气，但着实过了一把瘾。特别是那种被小女生追着在书的扉页上签名的感觉，研究员做到著作等身也不会有啊！也难怪那些学术明星们一旦上瘾就欲罢不能。
但光靠讲故事来推介学术研究的成果，对于那些在工作中慧眼如炬的管理者和决策者们来说，难免有轻侮其智力水平之嫌。再说，虽然我可以毫不夸张地宣称，我的每一个故事背后都有研究的支撑，但听故事的人听到的只是结果而非过程，因而往往知其然却不知其所以然。轮到他们自己面对千变万化的大学管理现象时，很难做到随机应变，自然也就无法再造故事中的辉煌或避免重蹈故事中主人公的覆辙。现代大学早已成为美国前加州大学校长克拉克·凯尔（Clark Kerr）所说的“多元大学”（multiversity），其内部和外部的多重功能极为复杂。像过去那样仰赖蔡元培、张伯苓式的著名校长及其雄才大略来实现行之有效的管理与决策，已经不太现实。今天的大学管理仍然有赖于领导者的智慧和素养，但更需要经过科学化、专业化考究的为政方略。这样看来，教育管理学院将研究方法论作为必修课，实在用心良苦。
问题是如何帮助管理者掌握研究方法及成果。在高教研究领域，研究员为了表述他们严谨的思路，的确需要运用一种有异于日常生活语言的表达方式。只是做研究和教研究的人大概都没有念过MBA，也从来没有想过他们的“顾客”以及他们“产品”的“消费者”究竟是谁。所以，他们深刻无比的思想需要经过放得下架子的故事员们一番“翻译”之后，才能为日理万机的实干家们所接受、所赏识。不过话得说清楚，我自己是研究员，有正事要干，偶尔充当一回故事员其乐无穷，但改行当故事员，专在其他研究员和领导之间当翻译，非我所愿。即便是我所愿，也不是长久之计。高教研究文献如汗牛充栋，且每日每时层出不穷。假如研究员需要配备翻译才能“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那得建多少“翻译学院”才能做到供需平衡啊！
这样看来，要使高教研究真正得以为管理者和决策者所用，研究者既不能“只管埋头研究而不抬头看路”，也不能一味指望翻译家或故事员为他们搭桥铺路。唯有帮助管理者和决策者掌握高教研究者们的研究方式和表达语言，才能填平研究和实践之间的鸿沟。否则，高教管理研究就成了一个本末倒置的世界：高教研究人员一骑绝尘，在前面风光无比，留下高教管理人员望尘兴叹，只能继续实行“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拍脑袋决策法”。
出于这点考虑，我只得再次放下架子（至此已经荡然无存的），在高教研究人员和管理人员之间充当一回“桥梁工程师”。坦白地说，我的这个决定基本没有什么新意，因为许多高教研究人员早已作过各种尝试，希望能够与管理人员有更多的沟通。他们努力的成败得失自有公论，原不是我所能够或应当在此妄加评论的。我只是注意到一个现象，即大多数发生在研究和管理这两支队伍之间的沟通努力是以某些具体问题为着眼点的。
比如说，如何对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进行资助，一直是美国高校面临的一个重大决策问题。围绕这个问题，许多高教研究人员，包括大学教育研究专业的教授和其他研究人员都做过大量的研究，也提出过各种资助模式。这些研究以解决教育实践中的具体问题为目的，研究人员亦随时将其研究成果向管理人员进行通报，无疑对当今美国大学的学生资助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
然而，对于日理万机的大学校长或院长们来说，学生资助只是他们每天必须应对的无数问题之一。假如说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决策得益于研究，那是因为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普遍性早已引起研究人员的重视，后者是有备而来。但是，管理者们所面对的绝大多数问题是突发性的，需要他们在较短的时间内作出反应。而且，反应可以是即时的，影响却可能是深远的。这就需要管理人员在运用研究作为决策辅助手段时具有举一反三的能力。因此，作为“桥梁工程师”，我想在本书中做一点新的尝试，即以研究方法作为线索，通过对一些高校管理的研究实例及研究方法进行剖析，来帮助管理人员了解并熟悉高教研究的方法与过程，看看那些貌似高深的研究葫芦里卖的究竟是什么药。但愿高校的管理决策人员多少能够悟得些个中秘诀，以便在今后碰到类似问题时有所借鉴，亦能在对手下研究人员发号施令时不至于显得过于气短。
剖析研究案例最大的难点在于，高等教育研究的圈子实在太小，拿谁的文章说事都难免冒犯同仁，生编硬造又实属不易（真能那样的话还不如改行写小说），一圈转下来还是只能在自己身上打主意。本书所收集的研究案例都是我在过去十多年的高校管理工作中认认真真研究过的一些问题。由于工作职责的局限，我所研究的大多数问题和学生有关。尽管高校其他方面的问题，包括教授和教学的管理、高校财务管理、多元文化问题、后勤管理等，都非常值得认真研究，但在这些方面我所做的一些研究和撰写的报告有些属于学校内部文件，不宜发表，在编写本书时只得割爱了。其实这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了以方法而不是以问题作为贯穿本书线索的意义所在：每一所大学的政治、文化和教育环境都大相径庭，管理者所面临的问题也不可能相同。所以，对于他们来说，碰到某个具体问题时照搬现成研究结论的概率不高。既然如此，我就不客气地“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了。
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有句名言：“未经考究的生活是没有价值的生活。”在日常大学管理中，未经研究、分析和论证的管理与决策虽然有可能奏效一时，却未必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因而也是没有价值的。毕竟，由“三八式”老干部管理大学、改造大学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我们有幸（或是不幸？）生活在一个全球化、信息化和商业化的时代，我们商界的朋友们连开爿小店、设计一件家具都得做可行性研究，尽管他们明明知道自己的产品或商业行为也许只能在市场上红火几天、几个月，至多几年。而大学是一个“百年树人”的行业，我们的管理和决策行为将影响一代人以至几代人。从这个角度看，大学管理者未经考究就贸然决策，或是高教研究者经过考究却任其成果束之高阁，两者都让人难以接受。
于是，我的这本新书便有了产生和存在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