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发展战略的动态调整
首先回顾发展战略的成本与收益的“静态”决策。如图1.3所示，在发展阶段Ⅰ的资源禀赋结构E（DⅠ）决定的比较优势条件下实施发展战略（包括选择发展目标和实施发展政策）G，发展战略对比较优势的背离能够获得的发展收益为RⅠ（G），产生的发展成本为CⅠ（G），发展战略利得为DⅠ（G）=RⅠ（G）-CⅠ（G）（这里假定发展收益与成本函数的严格单调性）。比较GⅡ、GⅠ这两种战略：选择发展战略GⅡ产生的扭曲较低（CⅠ（GⅡ）＜CⅠ（GⅠ）），但也丧失了更大的发展机会（RⅠ（GⅡ）＜RⅠ（GⅠ）），权衡起来发展战略GⅡ实现的发展利得要低于发展战略GⅠ（D（GⅡ）＜D（GⅠ））。同理，在发展阶段Ⅰ的资源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条件下，实施其他发展战略（G≠GⅠ）所实现的发展利得均低于发展战略GⅠ的发展利得（DⅠ（G）＜DⅠ（GⅠ））。因此，在发展阶段Ⅰ的资源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条件下，最优的发展战略（包括发展目标和发展政策）是GⅠ，其他的选择要么就是发展目标过高或者发展政策干预过度导致严重偏离现阶段的资源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而引发了严重的市场扭曲，要么就是发展目标过低或者发展政策力度不够而丧失了根据现阶段的资源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可实现的发展机会。
图1.3 发展战略的成本与收益的动态机制
由于发展战略的成本与收益是定义在发展战略对现有资源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的偏离程度上的，因此成本与收益的权衡自然而然地随资源禀赋结构的变化而变化。这一点其实林毅夫（2012，第19—24页）已经指出：“分析经济发展的起点是经济的禀赋特征。一个经济的禀赋特征在任何给定的时间是给定的，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当企业所选择的产业和技术都与经济体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相符时，经济将会最有竞争力。随着这些充满竞争力的企业和产业不断成长，它们将占有更大的国内、国际市场份额，同时也将最大限度地创造经济剩余（表现为工资和利润）。而且，由于产业结构在那个要素禀赋结构下是最优的，如果把这些经济剩余重新投资的话，其回报也将最大。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将不断积累实物和人力资本，不断提升自身的要素禀赋结构和产业结构，并且使得本国企业在资本和技术更为密集的产品中越来越有竞争力……这种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方法对于贫穷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看起来或许是缓慢而令人沮丧的，但事实上，这种办法却是积累资本和提升要素禀赋结构的最快方法；并且，只要能得到更为发达的国家已经开发出来且依然存在于这些国家的技术并进入这类产业，其产业结构升级速度还可加快。”禀赋结构及其比较优势的变化确实改变了给定发展战略的成本与收益结构，只不过发展战略的“比较优势标准”二元范式难以直观明了地揭示这个动态过程。
其实，如Gerschenkron（1962）很早就指出的，相对落后的经济（如19世纪的德国、法国和俄罗斯），采用了一些特殊的政策和制度安排，这些制度在早期阶段是促进增长的，但是到后期阶段却失去了作用。某些非竞争性的制度安排，包括企业和银行之间的长期联系、大型企业以及国家干预等，可以使得那些中等收入的国家较容易地赶上那些较发达的国家。然而，这些非竞争性的制度安排对于那些接近或处于前沿的国家却是有害的。Acemoglu et al.（2006）发现的证据也表明，在远远落后于技术前沿的国家中，市场选择过程并不重要，企业规模通常较大。Griffith et al.（2004）发现的证据也表明，随着经济趋近于世界技术前沿，研发和创新变得越来越重要。此外，林毅夫（2012，第128—129页）指出：“全球技术前沿不断地向外推进。诸如钢铁生产和造船行业，在19世纪是全球最先进的工业，但到了20世纪中叶，它们不再处于这一领先地位。与航空、信息和重化工业等新行业相比，它们的技术已趋于成熟。当韩国成立浦项钢铁集团的时候，其以美元计算的人均收入仅为美国的5.5%。中国在2000年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钢铁生产者，当时其以美元计算的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大约2.5%。韩国和中国能够在一个相对较低的收入水平上获得钢铁行业的成功，是因为钢铁生产已成为全球产业谱中一个成熟的和资本密集程度相对较低的产业。”因此，随着发展水平和禀赋结构的变化，发展战略的成本和收益结构也会变化。如图1.3所示，给定一个特定的发展战略G，在发展水平较低的阶段E（DL），其收益R（G,EL）相对较大而成本C（G,EL）相对较小；在发展水平较高的阶段E（DH），其收益R（G,EH）相对较小而成本C（G,EH）则相对较大。换言之，在发展水平较低时，市场失灵更加严重，政府干预的边际收益较高，产生的扭曲较低；在发展水平较高时，政府干预的扭曲更大，获得的边际收益更低（Hausmann and Rodrik，2003；Stiglitz，2011；斯蒂格利茨，2009）。
因此，如图1.3所示，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以及资源禀赋结构的改善，发展战略的收益曲线会下移，成本曲线会上移。在发展阶段Ⅰ的资源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条件下，最优的发展战略（包括发展目标和发展政策）是GⅠ，获得的发展利得D（GⅠ）最高。此时，经济剩余最大，投资回报也最大，可用于投资的储蓄和动机也最大，资源禀赋结构最快地从发展阶段Ⅰ升级到发展阶段Ⅱ。在新的资源禀赋结构Ⅱ决定的比较优势条件下，原来的最优发展战略GⅠ已不再最优。此时，发展战略的成本曲线由CⅠ（G）上移到CⅡ（G），收益曲线由RⅠ（G）下移到RⅡ（G），最优的发展战略是GⅡ。如果依然选择原来的发展战略GⅠ，则可能无法实现最大的发展利得，甚至可能出现负面后果（如图1.3中在发展阶段Ⅲ选择发展战略GⅡ时出现的情况）。因此，发展战略的成本与收益分析的动态性质其实就是要求根据资源禀赋结构的变化做出动态权衡并及时调整发展战略选择。
对于理解发展战略的成本与收益的动态性质，Ranis（1995，pp.509—510）对“东亚奇迹”的总结极具启发性：“关键的和具有说服力的一点是决策者持久的可塑性，在过去四十多年，决策者总能够在每一个可以识别的增长转型阶段上对经济正在变化的需求做出相应的政策改变。由于这个可塑性，整个系统得以避免失去动力并能够在每一个阶段的末期重新驶入轨道……每个十年有每个十年的挑战，每十年政府都能够做出政策的转变，用库兹涅茨的话来说，这些政策改变是为了适应而不是梗阻私人经济所要求的变化。”对于东亚的经验，张军（2013，第1093页）也指出：“成功实现经济发展和保持发展阶段间的成功转型不是给定的或自动完成的，经济发展过程对政府提出了非常苛刻的诉求，政府也因此始终面临严峻挑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许是关于经济发展战略最核心的命题，但显然已经超越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界域。但我相信，新结构经济学既然坚守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分析范式，当然也回避不了同样的命题。”将新结构经济学发展战略的“比较优势标准”的二元分析范式拓展到连续统的发展战略的成本与收益分析范式后，就可以应对这样的问题。此外，虽然根据资源禀赋结构的变化调整发展战略的成本与收益权衡对作为决策者的政府的能力而言是极具挑战性的，但是政府的动机则被认为更加微妙。作为例证，比较政治经济学家哈格德（Haggard，2009）很早就注意到东亚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或地区发展战略的动态调整及其制度约束问题，参见表1.1与表1.2。
表1.1 东亚和拉丁美洲的发展战略的动态调整
表1.2 东亚和拉丁美洲的发展战略动态调整的制度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