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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大萧条的第二年接近尾声、第三个年头开始的时候，美国人民的心态在发生变化。

彼得·F.德鲁克说：“大萧条让人们看到，人只不过是一台无意识地旋转的机器中一个无意识的齿轮，这台机器超出了人类的理解力，除了它自己的意志不再服务于任何其他目的。”这台机器运转得越糟糕，人们越是想方设法去理解它。当关于商业、经济和政府的那些被认为是固定不变的原则一个接一个地土崩瓦解的时候，那些一直把这些原则视作理所当然、除了选举时期之外对政治兴趣不大的人，开始试着自学。因为，即便是那些相对比较富裕的人也不再否认：有重大的事情正在发生。

据公共图书馆的流通部门报告，它们的业务有所增长，而增长的不仅仅是虚构小说这样的止痛剂，还有纪实和讨论的著作。正如“中镇”的一位商人后来对林德夫妇所说的那样：“大事正在发生，它们扰乱了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意，以及我们的某些观念，我们想试着理解它们。我从图书馆借来一大堆书，熬更守夜地读。”观念在不断改变。人们对苏联的实验有着强烈的兴趣。关于苏联的讲座很受欢迎；莫里斯·辛杜斯的《连根拔起的人类》（Humanity Uprooted）和《新俄罗斯入门》（New Russia's Primer）被人们翻阅，让人们深思；赫斯特的那份通常很轻佻的《世界主义者》（Cosmopolitan）杂志的编辑雷伊·朗去了莫斯科，签约雇佣了一批苏联作者，并在资本主义的纽约大都会俱乐部举行了一场盛大晚宴，招待一位苏联小说家；那些温文尔雅的自由主义者们，颇为自己的思想开明而感到自豪，他们互相安慰对方：“毕竟，我们有些东西要向苏联学习”，尤其是关于“计划”；很多更直率的自由主义者则干脆一头扎进了共产主义。

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

对那些更正统的男男女女来说，阅读沃尔特·李普曼每天对时事的分析——为《纽约先驱论坛报》撰写并通过报业辛迪加分发到全国各地——成了一项早晨的仪式，就像咖啡和橙子汁一样必不可少。1931年2月，当《纽约世界报》（New York World）——以它的自由主义立场和专栏作者的机智幽默而著称——停刊的时候，李普曼（他是这份报纸的编辑）便加盟了《纽约先驱论坛报》，一夜之间名闻全国。他的思考清晰、冷静、一丝不苟，他似乎有能力把无意义的事态发展还原为有意义；他把最早的帮助带给那些在黑暗中探索信念的男男女女——也带给了那些预见到自己在晚餐会上的话题从桥牌比赛转到复兴金融公司和金本位的时候一定会结结巴巴、茫然无助的男男女女。

1931年的秋天还带来了一阵突然爆发的笑声。当老的确定性摇摇欲坠的时候，当老的预言家丧失信用的时候，你至少可以享受它们的垮台所带来的乐趣。到这一时期，人们已经能够对着《噢耶》（Oh, Yeah）会心一笑，这本小书搜集了银行家和政治家们在大萧条开始的时候所发表的巧舌如簧的预言；能够品尝《华盛顿走马灯》（Washington Merry-Go-Round）中闲言碎语式的无厘头，它们让华盛顿那些派头十足的政治家们声誉扫地；你能够从新创刊的杂志《吹牛大王》（Ballyhoo）中得到捧腹大笑，当它开始嘲笑商业和政治中的每件事情，就连神圣不可侵犯的广告业也敢嘲笑的时候，它的发行量迅速蹿升到了100万份以上；你还可以为新上演的音乐剧《为君而歌》（Of Thee I Sing）而狂拍巴掌，这部戏把政治场景搞成了一出闹剧：美国副总统亚历山大·特洛泰勒鲍特姆在白宫的一次观光会上迷了路，总统候选人以“爱”作为他的竞选政纲，把1930年的一句最受欢迎的商业口号窜改成了一句新婚口号：“转过街角，就见子嗣。”

正如吉尔伯特·塞尔迪斯所注意到的那样，1931年9月13日，在乔治·怀特的音乐剧《丑闻》（Scandals）的首演式上，鲁迪·瓦利温柔地吟唱道：

生活不过是一碗樱桃，

别把它搞得那么严肃；

生活中有太多的不可思议……

他简明扼要地概括了大萧条所带来的幻灭和迷惘，以及人们的这样一种渴望：如果可能的话，就尽量轻松以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