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赛先生”与现代中国的恩怨是非

都市化进程对现代科学与工业具有明显的二重性，一方面，以后现代科学与后现代工业为基本要素与机制的都市化进程，使曾经无比辉煌的现代科学与现代工业直接进入到暮色苍茫的黄昏。但另一方面，在人类历史上功勋卓著的现代科学与工业也并没有完全隐匿，而是以现代文化传统或非物质遗产的方式在都市社会中继续绵延着自身的存在。在这里，我们先来探讨现代科学在中国都市化进程中的历史演进与现实命运。

在后现代科学与现代科学之间存在着直接的矛盾，这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后现代科学在理念上冲垮了现代科学的合法性，即真正的科学不再只是征服自然的实用武器，相反更应该成为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工具。在这个意义上，后现代科学对现代科学具有强烈的批判与解构意义，其中最具象征意义的是以牛顿物理学为中心的近现代科学体系出现系统危机与崩溃。但另一方面，这也使原本在研究对象与机理上相对简单的近现代科学系统向着更高、更复杂的版本升级。这有助于现代科学摆脱自身的片面与局限，向着更高与更全面的科学境界演进。进一步说，现代科学有两个特点：一是“客观性”，讲求“知识与价值无关”；二是“专业化”，属于局部的实证研究。在后现代科学框架中，这两点俱已被打破。如生态哲学就将价值问题与知识问题融合起来。而系统性、交叉性的新学科建设与系统集成式的跨学科合作，则是当代科学发展的突出特点与实现理论创新的重要方向。如近年来方兴未艾的快乐经济学，“一是在快乐经济学研究的深度与系统性方面拓展，借助于哲学、经济学、脑神经科学、行为学的理论与知识，在快乐生成原理、需要原理、广义效用理论、消费原理、生产原理以及公共政策选择等方面形成微宏观相结合的一体化研究，以构建快乐经济学的系统化理论机理，使之成为一门独立的经济学分支。由于快乐是人类行为之核与终极价值，这个内核的结构与价值体系是丰富的，需要借助于脑科学、行为学、伦理学（如动物快乐）等多学科知识。”“二是与计量经济学、统计学、心理学、经济社会学等学科结合，吸收其他学科对于主观幸福感、幸福指数、快乐指数研究的成果，形成对快乐计量的理论机理与方法的系统研究。这一发展的经济学介入角度主要是通过研究与设计基于主客观因子结合、自诉客观因子与统计客观因子结合的快乐（幸福）指数量表，以便在具有良好信度、效度量表的基础上，通过大样板、规范化、系统化的国民快乐、幸福状况调查，来实现国民快乐（幸福）指数核算方法的稳定性与有效性，为显示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效果提供重要的评价依据，同时也为快乐经济学的发展提供实证支持。”特别是对于形态无比复杂、参数变量众多的大都市社会，它的每一个问题都不是传统高度分化的单一科学可以解决的。以城市交通为例，“交通是当今世界所有城市尤其是现代化大都市最头痛的城市问题之一，不仅属于技术科学、工程科学的范围，在很多方面也是一个社会学、文化学的对象。在交通技术已然发挥到极限的当今，城市中依然到处人满为患，问题越来越严重。如果说，‘有没有路可走’主要属于技术的职责范围，那么‘能不能走好路’则与城市文化建设有直接的关系。理想方案是，一方面通过技术进步与发展在‘硬件’上推动城市交通系统的‘扩容’，另一方面则通过城市文明与市民文化的培养与发展，使主体在有限的物质空间中获得更多的解放与自由。”

尽管现代科学的黄金时代已“无可奈何花落去”，但作为一种启蒙人类理性精神与科学素质的现代文化资源，作为使人类摆脱大自然与乡村社会等不发达状态的最重要的手段，它不仅在都市化进程的边缘地区有广泛的需求与应用价值，即使在最发达的都市社会中，也仍然有极为重要的基础性意义。具体说来，现代科学在都市化进程中主要有以下几个去向。

一是作为在都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发展形态，现代科学知识与原理直接融入后现代科学体系或当代高新技术系统中。如传统数学、物理学、力学的一些基本原理与应用系统，在当代科学研究与应用中仍占有一席之地，甚至在某些局部仍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具体说来，后现代科学并没有将现代科学彻底“格式化”，尤其是在现代科学中作为人类精神宝贵财富的理性精神，在当代都市社会中不仅没有完全失效，本身还是防止后现代科学走向极端化的主要屏障。举一个例子，一个赛博主义者，把赛博空间（Cyberspace）比喻为二战期间投向广岛的原子弹，他说“轰隆”一声，以重力、历史、疆域和肉体为基础的旧秩序旧世界土崩瓦解。意思是以“重力”为核心的牛顿物理学等现代科学在“赛博”空间已失去了任何意义。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对此，美国学者苏卡尔（Alan Sokal）曾诙谐地发出邀请，请那些不相信科学知识客观性的后现代主义者做一个实验：从他住的二十一层公寓窗口走出去，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结果是没有任何一个已经在理论中消解了客观性的后现代主义者敢于接受这一邀请。由此可知，在都市化进程中，尽管某些具体的自然科学原理可能已经丧失了实用价值，在某些特殊条件下也会因为僭越而导致灾难，但作为其核心的科学理性精神却不会因为时光流逝而消失。如卡西尔所说：“尽管现代非理性主义做出了一切努力，但是，人是理性的动物这个定义并没有失去它的力量。理性能力确实是一切人类活动的固有特性。”“我们可以对科学的成果或其基本原理提出质疑，但是它的一般功能似乎是无可猜疑的。正是科学给予我们对一个永恒世界的信念。……在变动不居的宇宙中，科学思想确立了支撑点，确立了不可动摇的支柱。”

二是与审美、艺术、人文精神的传统矛盾化解，实现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更高层次的融合与发展。以作为现代科学的核心的实证哲学为例，它的突出特点是排斥美学与伦理学——前者涉及情感问题，后者所关涉的价值领域，都是不可实证的。或者是以独断论的方式要求这两种最基本的人文科学按照自然科学的方式去发展，而这实质上等于取消了伦理学与美学的本体存在。但在后现代科学中，则表现出自然科学退潮、人文科学回归的“科学人文化”征兆。或者说，在后现代科学中，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正在由恶性矛盾走向有机和谐的新境界。这既表现在当代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学科上，也表现在作为生产力主体要素的人力资本上。前者以文化创意产业为代表，“文化创意产业其实是一个整合后的概念，它是指个人创意、技巧及才华，通过知识产权的开发和运用，具有创造财富和就业潜力的产业，是与知识经济相适应的一种产业形式。文化创意产业主要包括广告、设计、电视广播、数码娱乐、电影与录像、音乐、表演艺术、出版、软件及计算机服务、艺术品和古董及文物等行业。”而“艺术和技术相结合，是当前中国创意产业的一大特点”。在其深层所体现的恰是原本分属于不同专业与学科的知识谱系，在文化创意产业的框架下实现了新的整合。后者则表现在人力资本的再生产上。城市化进程中最重要的人力资源是科学家、发明家、技术专家等，他们的一个基本特点是不懂得艺术与审美，甚至缺乏基本的生活技能与生活常识。但在都市化进程中，这些传统的经过严格训练的专业人才正在失去崇拜者与空间，而代表着更全面发展的综合性创意人才成为大都市中呼风唤雨的新宠。这是当下各种社会发展规划与大量经济资本投入纷纷以创意人才为中心运转的根源。如“数字广州”在2010年的发展战略是形成包括应用软件、嵌入式软件、数字内容服务、软件外包服务的软件产业体系，目标是实现软件产业集群化、品牌化、国际化，力争软件和动漫企业总数达到2000家，培育一批软件和服务收入超过10亿元的软件企业，聚集20万以上软件人才，软件产业年均增长率保持35%以上，软件产值超过1000亿元，成为全国重要的软件生产和出口基地。正是这一强大的现实需要，广州天河软件园、华南理工大学、欧特克软件（中国）公司最近联合成立的数字创意教育中心，该中心计划在3年内，培养2500名高校创意设计专业人才和3000名社会各类数字创意设计人才。与之相比，一些传统学科与教育，如数学、物理学、化学等专业，则因为不能适应现代化大都市的需要而面临着越来越大的生存压力。

三是在直接的实用价值消退以后，作为现代城市文明的重要元素与象征，现代科学固有的科学人文价值开始进入当代都市社会的生产与流通过程中。如同农业社会为工业时代的人们遗留下的田园牧歌与田园生活情调一样，以理性机能与思想活动为基础的现代科学，在当代都市空间中也留下了属于自身的精神烙印与文化记忆。“像丹麦的哥本哈根，不仅拥有良好的居住环境和宜人的气候，还拥有浓郁的科学传统和文化传统，如那里产生的科学与哲学上的‘哥本哈根’学派，这些都增加了这个城市的科学与人文魅力。”此外，对科学文化记忆的打捞与科学人文价值的当代建构，对于丰富相对比较干瘪的现代城市的精神传统，尤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上海为例，这个开埠以来迅速发展起来的大都市，过去常被目为十里洋场，既没有什么可值得炫耀的古典文化传统，同时，过于纸迷金醉的现代生活又显得过于肤浅。正是借助于现代城市与现代科学、现代文化的密切联系，以2006年上海《文汇报》“国际科学文化名人与上海”系列报道为象征，它为自身重铸了一个具有现代化、工业化与城市化特色的文化传统。“国际科学文化名人与上海”是一次具有重要文化考古意义的挖掘与抢救实践，它通过挖掘爱因斯坦、玻尔、卓别林、罗素、泰戈尔等现代文化人物在上海的文化之旅，为原本文化家底浅薄的上海建构了一种弥足珍贵的文化传统。这不仅或多或少地弥补了现代中国文化的空白与缺憾，也为都市人增加了一笔重要的现代精神财富。而怀念与追忆现代科学文化的意义则在于，正是这个相对低层次、较为粗糙的阶段，为我们站在一个更高的历史平面上、更理性地运用人类发明的科学知识与技术工具提供了经验基础。

对于中国民族而言，由于现代理性启蒙的未完成，特别是在欲望狂欢的当代消费文化冲击下，如果没有理性的基本启蒙与训练，个体在大都市的灯火辉煌中就很容易迷失方向。在某种意义上，这是由于中国工业化与后工业化、城市化与都市化相互缠绕而必然出现的结果。以中国当下的消费文化为例，其突出问题在于本身是一种“审美幻象”，即以为“只要从思想上消解了各种现代性观念的压抑和束缚，也就从此可以过上人间最幸福的日子”。在这个前提下，西方文化中科学、民主等一系列现代理性精神，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中遗留的实用理性精神，统统成为中国后现代主义者解构的对象。“对于充满苦难和沉重的现代文明来说，一般人都以为审美解放与感性享受，无论如何都是值得赞许的，虽然明知它不可能解决任何现实问题。然而事实却完全相反，由于获得了消费文明这个强大的物质基础，又攫取了电子技术这种当代最高的话语权，后现代主义已经从整体上把人类存在幻象化了。它彻底颠覆了理想与现实、主观与客观、虚幻与真实的关系，摧毁了人性中积淀的用来鉴别真伪的理性能力，取消了真实生活与梦幻生涯的本体差异，直接导致了人类生活的终结。而且伴随着全球化的热带风暴，它已经在中国大陆上四处蔓延开来。它把中国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流血牺牲所换来的一切，都说成是一种没有是非曲直因而需要彻底遗弃的残梦。”其结果是直接摧毁了中国民族在现代百年中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理性资源，许多现实问题都是由此而来。

这一切都只能归因于中国现代理性启蒙的未完成，一言以蔽之，不能成为真正的理性主体，是各种独断论与伪科学泛滥成灾的根本原因。在批判科学的后现代思潮中之所以又需要科学精神，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城市化与都市化的同步性。如果想对中国城市化进程在层次上的多元性与复杂性加以认识与把握，在逻辑上就只能依赖以观察、分析、归纳见长的现代科学知识与训练。在这个意义上，科学教育与训练，仍是中国民族要补的重要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