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园子的变迁

北京景山公园东门外有一条极普通的小胡同，不过你可不要小看它。人民教育出版社曾在这里办公多年，它的那扇铁栅栏门两百多年前曾是朱漆灰瓦，典雅尊贵，里面住着乾隆皇帝的四公主和驸马。一百年前，慈禧太后下令把这里划给了京师大学堂，这座大宅院于是成了北京大学的摇篮。

这里曾是驸马府，和嘉公主生活的地方，不知为什么，老北京一直称它为“和嘉公主府”。帝制时代，公主住在公主府，驸马想跟公主亲热必须请公主宣召，这种烦琐的君臣手续让大多数驸马与公主貌合神离。但乾隆的四公主与众不同，她像是革新派，直接住进了驸马府。她和驸马恩爱有加，生了好几个子女。但他俩命都不长，驸马活了不到50岁，公主只活了22岁。于是，这座具有革新气质的大宅院被冷落了一个多世纪。

当清朝由盛世转入末世，中兴祖业成了黄粱一梦。1896年，刑部左侍郎李端棻上奏光绪皇帝，第一次求设“京师大学堂”。两年后，光绪戊戌变法，任命自己的老师孙家鼐做京师大学堂第一任管学大臣，这便是北大第一任校长。那段时间，《京报》几乎天天登载孙家鼐关于京师大学堂的奏折，这所大学的营建成了文人圈中最热门的话题。

按照光绪的意思，京师大学堂不仅是国家最高学府，还是国家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它的方针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西并用，观其会通”。光绪还接受了李鸿章和孙家鼐的举荐，任命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博士做西学总教习。这个惊世骇俗之举让北大从一开始就打上了浓重的西学印记。

不过好景不长，戊戌变法仅仅百天，慈禧便夺了光绪的皇权。孙家鼐先是进谏反对，随后托病辞职。也就是说，学富五车的孙家鼐只做了不到三个月的空头校长，连北大校址也没能选定。侥幸的是，慈禧废止了戊戌变法的一切，唯独留下了美国传教士担任西学总教习的京师大学堂。京师大学堂不仅被留下，而且加速筹建。后来，慈禧把沙滩后街空闲了一个世纪的驸马府拨给了京师大学堂。北大首次招生，在1898年最后一天正式开学。

戊戌变法失败，北大丝毫未损，直到八国使馆卫队进京，北大才第一次倒了霉。慈禧不得不下令停办大学堂，然后逃往西安，驸马府成了俄国兵和德国兵的兵营。谈判成功已是1902年，慈禧回到北京，恢复京师大学堂，任命重臣张百熙做管学大臣。

张百熙聘请了一批学问家掌管北大，桐城派名家吴汝纶是总教习。此时，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组成外务部，它四十年前创办的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改称“译学馆”。严复因翻译《天演论》名扬四海，林纾翻译《茶花女》，名声更大。张百熙任命严复做京师大学堂译书局总办，林纾做副总办。译书局就是北大出版社的前身。

1912年，帝制瓦解，为了让瘫痪的大学堂恢复生机，袁世凯提升严复做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兼文学院院长。三个月后，教育总长蔡元培呈报袁世凯，提议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总监督改称“校长”，并请严复继续担任校长。袁世凯当天签署命令，“北大”二字自此而成。

北大举行了盛大的开学典礼，蔡元培、严复、外籍教授们都显得格外高兴。不过，严复在北大工作的时间不长，他因与教育部的矛盾越来越大，不久便辞职了。

1916年，北大代理校长兼工学院院长胡仁源亲手设计了著名的红楼，地点就在驸马府西边不远的“沙滩儿”。两年后，红楼落成，校长已换成蔡元培。在当时的京城，四层的建筑格外显眼，因为楼身是红色的，老北京人管它叫“北大红楼”。

现代人已经不大知道，北大不止一座红楼，红楼只是老北大四个主要教学区中的一个。红楼前，笔直地横过一条碎石马路，过去叫“汉花园大街”，而红楼所在的院落过去一直叫“汉花园”，也就是北大文学院所在地。

红楼文学院建成后，驸马府只剩下北大理学院。

红楼东侧曾经有一条小河，刘半农教授叫它“北大河”，河的东岸叫“东河沿儿”，河的西岸却叫“北河沿儿”。不过后来，小河被填平了。58路公共汽车线路上还曾有一站叫“骑河楼”，可以想见，当年一定有一座独具匠心的小楼浪漫地骑跨在北大河之上，左脚站在东河沿儿，右脚落在北河沿儿。

坐落在骑河楼的民政部大院清朝时是京师大学堂同文馆，后来是北大法学院。蔡元培做校长时，法学院的拱形门里设有北大学生储蓄银行，目的是增进学生的理财能力，由经济系教授马寅初兼任学生银行顾问。

过去，北大老灰楼南边是大操场，再往南便是红楼。灰楼是研究生宿舍，由三座楼组成，像是差了一笔的“口”字。如此建造据说是为了控制学生，灰楼一共八个楼门，依次是“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也就是《千字文》的前两句，但八个楼门中，通向外界的只有“地门”和“黄门”，因此，一旦学生开始骚动，学校只要堵住这两个楼门，灰楼便会与外界隔绝。

老灰楼南边的大操场是1919年“五四运动”的策源地。1947年，北京学生运动再次从这里推向全国，矛头直指国民政府。从那时开始，大操场改名为“民主广场”。不过今天，广场已经不广了，北大早已搬离红楼，远迁海淀中关村，这个广场现在挤满了大大小小的简易楼。

抗战爆发后，北大流亡长沙和昆明。1946年内战前夕，北大搬回汉花园大街，此时，国共剑拔弩张，已是决战关头。

后来，汉花园完好保存下来的除了红楼，还有一个院落。它是校长办公室，蔡元培、蒋梦麟、傅斯年、胡适都曾在这里主持校政。每年春天，这里花树依旧，只是踩踏落花的主人不再是北大校长，而是文化部历届部长和副部长。

北京人管汉花园大街西段叫“沙滩儿”，不过现在，御河冲积出来的那一小块沙滩儿早已无影无踪，“沙滩儿”只不过是北京人含混不清的记忆。不过北京人都知道，“沙滩儿”是一个很小的地方，北大需要更大的空间。

1952年，中国高校进行了一次空前大调整。北大从散落汉花园大街的三处老园子向偏远的西北方向迁去，只留给汉花园大街一个新名字——五四大街。汉花园校长办公处给了文化部，红楼给了国家文物局，民主广场给了中国作家协会，而京师大学堂驸马府划归人民教育出版社，理学院宿舍变成了中宣部家属的大杂院，北河沿儿拱形门里的法学院则归了民政部。

二百多年前，北大的未名湖并不叫“未名湖”，叫“淑春园”，是圆明园的一部分，乾隆把它赐给重臣和珅，和珅便在这里大兴土木。那里曾经有64座楼宇、上千间房屋、357个亭阁，可惜在1860年，圆明园被纵火打劫，淑春园也没能幸免，只留下湖心岛东侧的石舫底座，还有南边小山坡上的临风待月楼。于是，淑春园就在这里等待着，等待着燕京大学的到来。

1919年，美国教会筹建“燕京大学”，他们选中司徒雷登做校长，路思做副校长，地址就在淑春园。

路思一上任，很快筹得160万美元作为首期建设款。他建议，燕大建筑的外观设计采用中国风格，内部配备西方设施。司徒雷登是美国传教士，却在杭州出生，他喜欢中国风格，对路思的建议大为赞赏，于是他请来非常欣赏中国建筑的美国建筑大师墨菲，让他做燕大校园的总设计师。

墨菲觉得，燕大主轴线应该斜指小湖东侧的某座塔，燕大主建筑和这片小湖都应该放在这条主线上。他从玉泉山古塔那里获得了灵感，便在湖东建造了著名的博雅塔。

此后，司徒雷登求爷爷告奶奶，先后从陕西督军陈树藩手中买下勺园，从原总统徐世昌那里买下镜春园，从东北边防军统帅张学良上将那儿买下蔚秀园，又从爱新觉罗·载涛那里买来朗润园，使燕大校园一次次扩张。

1931年，燕大在临风待月楼庆祝建校十周年，冰心教授提议，不如将在昔日临风待月楼废墟上建起来的建筑命名为“临湖轩”，这个建议立即得到赞同。而临湖轩脚下的未名湖得名于燕大教授钱穆。

在院校大调整中，燕京大学永远消失了，只留下一个温馨又怀旧的名字——燕园。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片老园子还因为远离北京城区的喧嚣显得宁静又美丽。

1952年，北大告别汉花园、驸马府、北河沿儿拱形门，搬进燕大这片老园子。西什库的北大医学院和罗道庄的北大农学院各自独立，后扩充成“北京医科大学”和“中国农业大学”。与此同时，祖家街的北大工学院并入清华，清华文学院、理学院，燕大文、理各系并入北大。从此，燕京大学不复存在，融于北大之中。

进入北大西门，可见草坪上竖立着两座华表。这可是真家伙，绝不是仿制品。它们原来在圆明园安佑宫，建设燕大时被美国人移到了这里。

华表始建于尧，不过尧在世时，华表并不是现在这个样子。那个时候，华表叫“诽谤木”，是木头做的，竖着一大根，顶端横着一小根，黎民百姓对领袖有什么意见，就拿锐器刻在木头上。诽谤木也是路标，尧派人把它立在大路口，给世人指路。

华表顶端蹲着的那只动物名叫“望天犼”，是龙的九个儿子之一。华表放在皇宫里面，犼冲着北方，叫“望君出”，劝诫皇帝不要老待在宫内寻欢作乐，应多出宫体察民情。华表放在宫外，犼冲着南方，叫“望君归”。君王如果在宫外游历太久，望君归就会呼唤君王回宫理政。1952年，北大告别汉花园的民主广场，汇集华表之下。不过无论在哪儿，北大关注社会的天性，一百年来，从未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