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本书源于我们之前的一篇文章《教养方式：代际偏好传递中的利他主义与父爱主义》（Parenting with Style：Altruism and Paternalism in Intergenerational Preference Transmission）。[1]当我们从经济学视角来考虑教养方式时，意识到有许多学科（人类学、教育学、历史学、心理学，当然还有经济学）对此进行过探讨，但学科之间缺乏对话。为了促进更广泛的讨论，我们在门户网站voxeu.org设立了一个专栏，名为“虎妈与直升机父母：教养方式的经济学”（Tiger Moms and Helicopter Parents：The Economics of Parenting Style）。该专栏下的回复鼓励了我们写下这本书来向更广泛的受众，包括父母和有兴趣深入了解教养方式的读者，传达我们的观点。这就是本书的缘起。

多年来，父母和孩子是我们研究的焦点。在开始研究教养方式之前，我们的工作集中于探讨人力资本积累以及家庭内部偏好与家庭文化的传递。我们根据这些话题写了一系列学术论文，在这一过程中，意识到学术论文不足以涵盖我们所学的知识。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们回顾了这些年来的工作，并试图用完整的链条把它们串起来。我们也跳出学术文献的范围，借鉴了大众媒体如报纸、博客和流行的育儿书籍等，从而更多地了解人们是如何看待抚养子女这件事的。

这本书从我们作为孩童与为人父母的个人体验开始。我们回忆了童年时代，并将它和现在的家庭生活作了比较。我们意识到自己成为和父母截然不同的家长，当然并不认为自己做得比他们更好。我们相信在同样的时代、同样的情形下，会和父母表现得差不多。我们用不同的方式抚育子女，不是因为我们有更丰富的知识或更深刻的见解，而是因为当下培养孩子的环境与我们当年的成长环境不同。本着这种理念，本书试图解释育儿环境是如何影响父母的教养决策的。重点是试图理解父母行为背后的动机，而非直接给出育儿建议。

我们还参考了各自的妻子玛丽亚（María）和马里萨（Marisa）的经历，意识到她们的童年记忆与我们又有所不同。再一次，我们没有人认为自己拥有“最好的父母”。我们四个人成长于四个不同的国家：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美国。在小时候，这些国家的育儿方法是很不同的。当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后会发现，即便在今天，这些国家的育儿风俗仍然存在极大差异。因为我们在成人阶段都生活在不同的国家，这又提供了额外的个人经验。将这些经验和学术研究联系起来，我们试图阐释为什么世界各地的育儿风俗存在如此巨大的差异。

本书的第一部分探讨了当下的育儿习俗。首先，我们发现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教养方式在近几十年来变得更为密集（intense）[1]了。是什么导致了不少当代的父母在度过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宽松的童年时代后，却突然成为“直升机父母”和“虎妈”呢？答案是经济激励发生了改变，这很大程度上是同时期经济不平等的加剧导致的。接下来，我们考察了世界上不同国家的抚育行为并试图解释其中的差异。答案依然与经济激励有关，经济激励在不同国家有所不同。最后，我们观察到在发达经济体，处于不同社会阶层的父母的教养方式有所差异。什么可以解释这种差异呢？即面对不同约束的父母的经济激励存在差异，而这些约束取决于他们的收入和教育水平。

本书的第二部分回顾了历史上的育儿习俗。为什么严苛的教养方式曾经风靡数个世纪，而今天更多的父母却避免在子女做错事时进行严厉惩罚呢？我们再一次把它归因于经济激励的变化。我们还采用同样的视角研究了在育儿习俗中性别角色的转换，经济发展过程中从大家庭到小家庭的转换，父母对于童工的态度的变化，甚至还考察了不同社会阶层偏好和价值观的形成与传递。

本书的第三部分展望了未来。这一部分探究了政策和制度的影响。首先聚焦于学校和教育机构，然后考虑了干预性政策。我们认为富裕家庭和贫困家庭之间的育儿差异扩大了不同背景之间的孩子的机会不平等。当然，进一步追问了如何才能消除这种差异。最后，预测了如果当前经济不平等的扩大趋势持续下去的话，下一代的教养方式会变成怎样。

本书的完成离不开许多人的帮助，包括我们俩的妻子玛丽亚和马里萨的鼓励。她们同时也是我们在育儿实践中的伴侣，这些经历构成了我们对书中所讨论的问题的大部分思考。在整个写作过程中，她们为本书的完善提供了不断的支持和建设性的批评意见。我们也感谢孩子们给了我们灵感，感谢他们忍受我们长时间专注于育儿理论而非将之付诸实践，感谢他们允许将我们的共同经历写入此书。

我们感谢编辑萨拉·卡罗（Sarah Caro）对写作本书的鼓励，感谢她从此书的初稿到终稿间提出的优秀编辑指导。也要感谢我们的工作单位，美国西北大学和耶鲁大学。本书涵盖的研究项目获得了来自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编号：SES-0820409，Doepke）和瑞士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编号：100018_165616，Zilibotti）的资助。我们很幸运能依靠来自苏黎世大学、西北大学和耶鲁大学的杰出研究助理：Titan Alon、Stefan Binder、Severin Lenhard、Elisa Macchi、Nina Mühlebach、Sebastian Ottinger、Mathias Schief、Veronika Selezneva、Ashley Wong、Rachel Wu、Laura Zwyssig。没有他们的帮助就不会有本书的诞生。感谢给予我们有效反馈与评论的Helena Appelberg、Gabriele Catania、Kushal Dev、Pamela Druckerman、Luca Fasani、Vanessa Han、Lixing Liang、Liu Liu、Masao Ogaki、Alice Ollino、Jody Ono、Chiara Pronzato、Julian Schärer、Xiang Wei和Tong Zhang。我们的朋友以及合作者Fabian Kindermann、Joel Mokyr和Michèle Tertilt对所有稿件提供了宝贵的反馈意见。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我们要感谢朱塞佩·索瑞特（Giuseppe Sorrenti）。他不仅仅只是这个项目的助手，如果没有他的热情、思想、知识和有效投入，这个项目将永远无法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