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贵州电影中乡村文化形象塑造与传播的新路径
（一）乡村镜像激起文化的碰撞与思考
在中国电影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以表现乡村习俗与生活等为主要内容的乡村电影佳作不断。当观众透过乡村电影中逼真的影像去抵达和感受人物内心更深层的思想，体味人物背后的文化内涵时，影像所塑造的人物变成了“有意味的形式”，“美之所以不是一般的形式，而是所谓‘有意味的形式’，正在于它是积淀了社会内容的自然形式。所以，美在形式而不只是形式”。
这就使影像化塑造的人物成了电影文化与村落文化的连接点。或者说，人物已经成为村落文化的符号代表，融入电影中，成了电影文化的表达部分之一，也构成了电影美学的深层文化美。因此，乡村电影的传播，从文化、审美等多个方面打破了村落文化传播的局限性，从而促使村落文化发生了跨地域、跨国际的跨文化交流。在这种跨文化交流之下，更重要的是引发了受众对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文化碰撞与思考。最终受众在思考中对村落文化形成了更为客观的看法，而不仅仅将其看成是落后、封建、愚昧的代名词，应该将村落作为弘扬传统美德的阵地。
村落文化是一种相对封闭的文化，主要是一种村落内部共享信息的文化。它与城市文化有着明显的区别，其传播的速度与广度也远不及城市文化。随着电影等大众传媒的迅猛发展，村落文化也被书籍、电影这种大众传媒卷入了信息时代的潮流之中。电影是依靠现代科学技术发展起来的现代传播媒介，相对文字传播来说，电影在传播村落文化上又更具有广泛的空间，主要体现在电影的跨地域、跨国际的传播特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有不少导演都将焦点放在中国的农村，乡村电影也逐渐演变成中国电影的一种类型，与城市电影相对，这些乡村电影总是以某一村落环境为叙事背景，或讲述村落内部人物之间的冲突，或讲述村落内部与外来文化之间的冲突。这些导演之所以热衷于乡村题材，这与社会发展的大时代背景息息相关。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成为首要任务，城镇化进程不断加速扩张，城市与乡村的界限开始被打破，于是在原本相对传统原始的村落里，文化的冲突自然也就更加激烈。而这正是导演们想要表达的东西。在张艺谋导演的《菊豆》《秋菊打官司》《我的父亲母亲》等乡村电影中，村落里的这种文化冲突得到充分的展现：菊豆与杨天青的爱情在传统礼教与自由恋爱观念之间产生冲突，秋菊在传统村落礼俗与现代法治之间的冲突，“我”与“母亲”之间关于人的生死观念的冲突等，都体现了传统村落中村落文化与现代观念之间的冲突。当然，这些村落文化不仅在电影中与现代文化发生冲突，当它们被影像符号化传达给受众后，当受众对被符号化的村落文化进行解码时，村落文化事实上又一次与受众之间发生了某种观念上的碰撞，再次实现了一次跨文化交流。
（二）消除表象解读中形成的“刻板印象”
乡村电影作为一种传播媒介，虽然对村落文化的传播与传承，甚至是保护方面，都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但是作为大众媒介之一，它也会产生一定的负面效应。对于村落文化的传播来说，乡村电影作为载体是一种二次创作的过程，创作者能做的就是无限地趋向文化的本质，但由于创作过程本身就具有一种主观价值，因此最终媒介所表现的内涵不可能与村落文化本身完全重合。
乡村电影中所表现的村落文化是编导对村落文化的二次创作的结果，编导通过自己对村落文化的解读、重新编码，通过影像这一符号再次传播给电影的受众。受众再对影像符号进行解码，从中获取有关村落文化的信息。但无论是编导还是受众，都有着不同的区别和分类心理需求，再加之个人接触的方面有限，个人认识的局限和误解，在村落文化通过两次编码与解码后，都非常容易致使观众对村落文化形成一种刻板印象。这主要源于一些编导们在表现村落时会习惯性地强化贫穷、落后印象，以此来突出乡村与城市的现代所形成强烈对比的认识与表达动机；同时也源于受众对村落文化的不够了解，而电影毕竟又不是专门对村落文化的研究工具，因此受众容易根据之前对村落的观念而简单将村落文化理解为封建落后的思想文化。
但是，如果我们能以传承优秀文化的姿态，批判落后观念的眼光，摆脱个人认识的局限，进一步去探究乡村电影中的乡土文化形态，就能够从乡土文化中汲取优秀的传统，但同时也要能区分其中落后的价值观念。例如贵州本土导演陶明喜导演的电影《剑河》中，我们能从中解读出家庭观念、民族大义与亲孝大爱；但电影中呈现的苗族和侗族两个少数民族之间世代因地理环境而产生的恩怨，又是乡村土地矛盾的集中缩影。我们对贵州乡土电影的文化解读和价值讨论，不能仅仅局限在乡村文化的浅表认识，而应当更深层次地挖掘背后的文化伦理与价值。
（三）贵州乡村电影创作的路径转向与策略创新
当下贵州电影的题材与少数民族文化紧密相连，存在内容粗糙与刻意表现民族风情等诸多问题，并且在类型上也比较单一，市场化程度不足，没有对优势资源合理开发与利用。近年来的乡土电影创作在精神旨归上就呈现出这样的态势：伴随市场经济与城市化进程，现代人群的道德底线与价值观念不断解构和颠覆，膨胀的物欲最终异化现实的受众，于是影像逐渐试图超越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精神矛盾与悖论，电影创作者试图去描绘一种合乎健康人性、蕴含真情的理想生存图景。乡土电影的创作便深入乡土大地，用影像构筑一个诗意的乡土和灵魂的憩园，塑造出一种理想人性和艺术人生，为现代城市人失掉的生命强力、善良品德、自然人性等提供精神救赎，用乡土社会自然和谐的存在精神来慰藉在喧嚣奔忙中渴望温情的城市人的心灵。面对如此情景，乡土电影如果只顾频频回望农耕文明宁静安详、和谐舒展的诗意一面，可以说是与乡土社会的现实极其相悖的一种表现。这种乡土电影更大程度上对当下乡土文明采用了一种居高临下的审视视角。对当下出现的宗法伦理与市场经济的冲突、现代体制与传统文明的冲突、民族文化与全球化的冲突等进行深刻的文化思考，绝非是民族“奇观”的简单审美，而是“不仅有审美的愉快，而且还附加有理智或道德的愉快”，坚守精神的高洁，把乡土社会带向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由此可见，贵州乡土电影创作在精神旨归上不能在单行道上行走，而应当让理想主义的精神救赎与现实主义的思想启蒙双轨并行，这种并行不仅深化了我国乡土电影创作的精神旨归，也为我国乡土电影创作在未来更好地有机结合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打开了新的局面。因为电影创作者都清楚：有记录才有记忆。只有将本土话语纳入电影文化与电影工业发展进程中，始终保证本土电影文化的生存空间，才能将民族文化和乡土传承印记刻印在光影之中。
贵州因为多民族聚居，多样态文化融合以及多元化的栖居生态，在文化表达上，更多呈现出“多彩贵州”的样态。因此，贵州的乡土电影在影像表达上容纳了包括民族建筑、服饰、音乐、舞蹈等在内的许多令观影者耳目一新的元素，这些元素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观赏性极强。同时，作为异质文化，这些充满独特风情的元素在被凝聚到大银幕上之后，其天然的奇观化和陌生化效果被凸显出来，对于国内观影者来说，文化上的亲近和地理上的亲切会使这些呈现在银幕上的旖旎景象内化为对中华民族文化的部分补充、代偿和认同。对于海外观影者来说，这些风情各异的少数民族文化则更具独特的吸引力，是代表“东方”的文化符号。因此，贵州乡村电影呈现出了强烈的“本土化”与“国际化”的杂糅感，这种“跨地化”表达方式不仅呈现在内容表达上，在传播路径上，一些票房和口碑双丰收的佳作就证明了特殊、小众的贵州乡土电影也完成了与商业化的良好结合，甚至在对外传播中占据着更大的优势。近年来，一批贵州题材、贵州制造的微电影相继问世，2014年9月举办的第二届中国贵州微电影大赛就是其中的代表，大赛除设有与一般比赛相同的最佳微电影、最佳导演、最佳演员等奖项外，还根据贵州的本土特色设立了“多彩贵州”奖，该项奖励旨在激励更多的创作者关注贵州元素。在微电影浪潮席卷下，贵州也诞生了许多优秀的小成本微电影，如关注留守儿童的微电影《云下的山》、全国首部苗语青春励志公益微电影《苗欧桑》、贵阳首部创业公益微电影《梦想贵阳》，荔波县宣传片《追·寻》、贵阳市花溪区宣传片《缘来青岩》、西江千户苗寨宣传片《缘分西江》、兴义宣传片《发呆的地方》等，结合了音乐、旅游等元素，全方位展现了贵州的地方景观和乡土人文，在贵州文化的对外传播过程中，电影为开拓国际市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回顾纪录贵州乡土文化的多彩镜像，不难发现，当代电影的蓬勃发展恰恰对应了当下乡土文化的式微与衰落。因此，在加大对村落文化保护的同时，除了政策指导和文字传播之外，突出电影这一文化媒介对村落文化的传承与传播作用，不仅可以促进贵州省乡村电影的健康发展，而且可以作为探索扩大贵州文化影响力的一条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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