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颈鸭飞来了

各种各样可供打猎的野禽铺天盖地，鸣叫着，拍打着翅膀。从新来的鸟禽中我发现一大群赤颈鸭，并听到，这比较罕见的鸭子已经在不远处，在邻近长满草丛的湖上作巢了。

我有一位在地方渔业合作社谋事的渔民。我问他，革命前他干什么。他回答说，当过警察，甚至还是警察所所长。他这么坦率地回答，令我很是惊讶，便对他说：“您怎么会安然无恙的？”于是他反过来十分惊诧地说：“在我们佩列斯拉夫尔地区，什么也没有发生。”

我举了许多我注意到的事：在市场上的一个教堂里，消费协会安了家；一个市民是个大老板，由于经济冲突杀害了自己的妻子，因为她把家庭产业换了执委会里的公职等等。渔民表示同意，但坚持自己的观点。我终于这样理解他：这里跟所有的地方一样经历了革命，只是因为这个地区地主少，所以群众破坏性的举动也少。

在去城里的途中，我顺便去村苏维埃主席那里把办登记户口用的身份证交给他。主席本人不在家，而他的妻子，一个少妇，非常活络，借口要过年节，向我借了一点钱，答应以后还我土豆。当我给她钱时，她说，“谢谢您，老爷。”我就想起了渔民的话，这里没有发生革命。

午餐后主席夫人拿了丈夫的字条到我这儿来，字条上写着：

“我，村苏维埃主席，请求您，请您来我家做客，我将十分感激。如果您来，今后我和您就是熟人了。”

我含糊其辞地作了回答，同时则想：我该去还是不该去。所幸格列米亚奇磨坊的磨坊主顺便来看我，我就向他打听有关主席的情况。在实际生活中年轻人完全不是那么幼稚。

“通常有三种主席，”他说，“一种像一座山似的维护村子，为了村社的利益准备不惜一切，甚至去干很卑鄙的事，这一种人比较少；第二种承认苏维埃政权，在不损害社会的情况下追求名利；第三种靠社会达到自己个人的一切。我们的主席承认苏维埃政权，不损害社会而求得名利。”

放走了磨坊主后，我决定不去做客，因为对中间这一种人我不感兴趣。

但是到傍晚时，主席本人和他的鞋匠亲家来了。他非常快活，鞋匠则喝醉了。他们胡诌一通，好长时间我都无法摆脱他们，大概，整个晚上就这样完了。但是却发生了这样的事：鞋匠踩到了我的良种犬的腿上，它就怨恨地吠了起来。鞋匠扑向犬，开始吻它的鼻子。我发现，亚里克不喜欢自酿烧酒的味儿，便警告鞋匠，但已经晚了，亚里克咬了他的鼻子。鞋匠痛得突然清醒了，像孩子似的对狗生气，向门口走去。我送客人时，抛出一块试金石，对主席说：

“你们这地方非常可爱，仿佛根本没有发生革命似的！”

在革命中得到官运的人想要取悦我，像他妻子一样称我“老爷”，说：

“一点也没有。”

这样就有两个世界——庄园和农村，这是宫墙的影响，宫殿是贵族为沙皇驾临而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