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中日关系该如何避免“两败俱伤”
一
我觉得，在一个网络发达的时代，媒体是不应该“自我意淫”的，应该实事求是地把真实的情况告诉读者，只有这样，才会有公信力。中国海监船在钓鱼岛海域向日本巡视船发出离开警告，我觉得是必须，因为我们主张拥有主权，这是最起码的举措。但是，也要看到，发了警告，有没有效果，效果有多大，应该冷静分析。如果媒体不做冷静分析，一味称颂，恐怕反倒成忽悠。甚至适得其反。
我说这话的口气，在批判我的网友的眼里，可能是一个“卖国贼”，因为是站在敌人的立场上说话。但是，我又被众多网友们要求，作为一名媒体人必须说真话。但是，说了真话，往往也变成了“卖国话”。那我只能怪我们的一些网友，你们对我的要求太苛刻。
中国媒体最近一直在欢天喜地地报道中国海警船的维权行动，如何让日本海上保安厅的巡视船筋疲力尽。我想中国的海警人员也不是神仙，中国也就这么几艘海警船，每天得一起在钓鱼岛附近海上编队巡航，又没有其他可替换的船只，海上一漂就是半个多月，我们自己难道不累吗？说白了，双方都在打疲劳战。
我在上海请几位相识的日本人一起吃饭。饭吃到一半，其中一位趴在饭桌上哭了。他是大阪一家旅行社驻上海的部长，这个月中旬，将被召回国，一起回去的还有5位日本同事。也就是说，他们的上海分公司关闭了。关闭的理由很简单，从“钓鱼岛事件”发生到2013年1月为止，还没有一个中国团的订单。他们的雇佣合同都到2013年3月，“回去就意味着解雇，孩子刚出生，接下来的日子该怎么过？”这位38岁的大男人感到一种绝望。
我本该鼓掌，庆贺我们“抵制日本游”的胜利成果。但是，转眼一想，轮到我如果也面临失业的话，那么，我是不是也会仰天长啸？
与我们通讯社有合作的几家专门接待中国旅游团体的旅行社，最近都搬了家，搬到了小地方，因为已经扛不住。他们的老板都是中国人，或加入了日本籍的华人。他们大骂石原慎太郎和野田佳彦。
我问了上海一家旅行社的老总，到底中国国家旅游局有没有发通知不要组织“日本游”？他没有正面回答，但是他告诉我一件事，假如中国人还是要申请去日本旅游的话，一定要签一份保证书：“在日期间遇到意外，与旅行社无关，一起责任自我承担。”
拿着这一份保证书，还有谁敢去日本？
2011年，日本人到中国旅游的人数是350万，中国人去日本的是130万。经营中日航线的日本航空公司是两家，中国的航空公司是5家。2013年10月至12月，7成日本游客自主决定取消“中国游”，而中国不想去日本或被阻去日本的游客比例，估计也达8成。这说明什么？说明打旅游战，两败俱伤。问题是，中国的媒体报道的，只报日本受伤，没报自己是否也受伤，航空公司的股票跌了多少？一个人觉悟到了这样一个程度，事实上也就变成了“亡命之徒”，因为我什么都不怕，哪怕只剩下一根裤腰带，于是什么事情都敢干。只是没有想过，这样做，会不会伤害周围人。
中国不少人希望给日本企业上一点儿药，通过他们向日本政府施压喊冤，来达到迫使日本政府投降的目的。这是典型的中国式思维。事实上，日本企业再哇哇叫，野田政府依然不理不睬，至今还是拒绝听取经济界要求改善中日关系的意见。日本企业在谩骂日本政府的同时，也开始埋怨中国政府，因为他们认为，企业经营行为与国家的政治行为毫不搭界，因为日本企业内没有党组织，也不需要听任何政府机关的指示，他们只向股东和职工负责，他们除了纳税，不承担任何的国家责任。但是，我国将他们与野田捆绑在了一起，两边敲脑袋。
日本经济界最近开始加快寻找替代中国市场的新天地，越南、印尼、缅甸、印度再度成为日本企业关注的投资地，因为他们认为，那里没有政治风险。毫无疑问，减少对我国投资，甚至一部分日本企业撤离中国的风潮将会加剧。中国商务部的专家们最近频频撰文，称“日本企业离不开中国”，甚至称“没有中国市场，就没有日本企业的未来”。我觉得这是在忽悠中国的百姓。没有中国市场，日本企业也能活下去。东南亚联盟10国和印度，总人口接近20亿，人家已经准备了一整套优惠措施盼着日本企业去投资，日本企业不会在中国一棵树上吊死。
日本是中国的最大投资国，日本也是中国国际贸易的顺差国，这意味着中国赚了日本两笔钱，一笔是日本人的投资款，一笔是贸易利润。钱让你用了，生意让你赚了，你还要打压他们，按照中国人的政治伦理，还嫌不够。摆到国际行为准则上讲，太不合情理。所以，我国的一些做法为什么得不到国际社会的理解？是因为他们认为中国没有按规矩出牌。不管有关系没关系，不管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凡是日本的，统统关在一个笼子里一起打，令人难以理解。
有一位网友问我：2012年的广交会上中国对日出口的订单比上一届减少了7成，这意味着什么？我对他说：这意味着一部分中国企业利润大减，有一部分中国人将面临失业。
我反复强调，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中国应该对日本保持政治和外交上的高度打压，海监船可以天天去钓鱼岛宣示主权，但是不能打压日本的经济，因为这对于解决钓鱼岛问题不仅没有明显效果，反而会产生巨大的反作用。在中国社会反日情绪日益浓郁的时候，日本社会的厌中情绪也在迅速蔓延。我们不要期望每一位日本人都是清醒的哲学家，会一分为二地去分析钓鱼岛问题产生的前因后果，会百分之一百地认为石原慎太郎和日本政府是这一问题的始作俑者。就像那位在上海的饭桌上痛苦的日本人一样，他说他喜欢中国，但是，最终是中国迫使他离开，他说再也爱不起来。因为这一切直接伤害到他的切身利益和家庭的安宁。
相反，为什么在日本的中国人依然还会留在日本，因为日本社会没有因为钓鱼岛问题而歧视中国人，也没有给中国人和中国企业制造麻烦，也没有抵制中国货，中国饭店的生意照样红火。
许多问题，我们必须学会思索。领土问题伤筋动骨，但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决的。我们只要坚持“领土属我”的大原则，冷静筹划，总会找到一个最善的解决途径和方法。
二
接到凤凰卫视的邀请，一早从东京坐飞机赶往北京录制“一虎一席谈”节目，谈的还是钓鱼岛问题。
最近一段时间，我在湖南卫视和深圳卫视做嘉宾时，一直在强调一个观点：“中国反弹日本，不能捆绑经济。”也就是说，我是反对因为钓鱼岛问题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的。
领土问题是国家大义，涉及民族尊严，一点儿不可马虎。但是，有没有必要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并通过经济制裁来逼迫日本政府“投降”，这一点，应该予以冷静考虑，因为我们必须权衡得失。
我反复强调一点，中国是日本的最大贸易伙伴，同时，日本也是中国的最大单体国贸易伙伴，日本也是中国的最大海外投资国。两个最大的生意伙伴打架，结果必定是两败俱伤。
中国国内有一种观点，认为日本对于中国市场的依赖度达到了40%，而中国对于日本市场的依赖度还不到20%。因此中国完全可以打压日本经济，直至它求饶为止。我不知道这个数据是从哪里得出的。我看了中国和日本官方的统计数据，2011年，中国对日贸易额在中国国际贸易中的比例，已经从2002年的16%，减少到2011年的9%。相反，日本对中贸易额在日本国际贸易中所占的比例，已经上升到20.6%。从上述数据中，确实可以看出，中日对双方市场的依赖比例有“一倍之差”。但是，这不应该成为我们可以打压日本经济的根据。
我们不得不看到中日经济的另一个方面，那就是中国对于日本市场的“隐性依赖度”。日本对中国出口的产品主要是半导体和各类电子产品以及制造高尖端产品的精密机械。换言之，支撑中国这一“世界工厂”的基础材料，相当一部分来自于日本。阻止日本产品的进口，也就意味着，我们自己在减少出口贸易额，让本来已经滑坡的中国出口贸易雪上加霜。
事实上，在中国市场的所谓“日本产品”，大多是中日合资产品。譬如汽车，我请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经济学家算了一笔账，砸一辆丰田汽车，中国损失多少？日本损失多少？他说：“中国损失60%，日本损失40%。”广州有一个很牛的国企，叫“广汽集团”，它的主要盈利点来自于两家合资企业，一家是“广汽丰田”，一家是“广汽本田”。把丰田车和本田车砸完了，“广汽集团”也就不存在了。
所以，我们必须明白一点，对于日本实行经济制裁，也意味着同时在打压中国自己的经济。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风靡世界的美国苹果公司的iPhone5手机，其核心零部件来自于日本，占到整台手机零部件总数的37%。手机是在中国组装的，作为“中国制造产品”，再从中国出口到世界各国。卡死了日本核心零部件的进口，结果会是怎样呢？富士康工人失业甚至闹事，中国地方政府伸手买“维稳单子”，而中国出口额因此减少，苹果公司将生产基地从中国撤离，富士康迁往东南亚。
在吸引外资方面，中国一直不愿意过多谈及日本其实是中国的最大投资国。这些年来，日本企业在中国投资了600多亿美金，建设了4万余个投资项目，而且都是实打实的投资，不像一些中资企业到太平洋岛国或中国香港地区转一圈，换一身洋装回来的“假洋鬼子”。
就看2012年上半年中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1—8月，海外对华投资减少了3.4%，而日本对中国投资却增加了19%，处于“一枝独秀”的境地。在地价高腾、劳动力成本年年攀升的背景下，日本企业还能对中国保持高的投资热情。
如果我们在心底里，还是不希望日本大幅减少对华投资，不希望日本企业从中国大幅撤资的话，那我们还应该了解一个教训。
2005年，为了抗议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中国各地发生了反日大游行，这一场反日大游行的结果，是日系汽车一辆都没有被砸，日本企业一家也没有遭受袭击，只是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被扔了不少的鸡蛋，被砸坏了几扇玻璃。
就这么一个结果，日本企业一夜之间醒悟到一点：“原来对中国的投资，除了经济风险之外，还有政治风险。”从此以后，日本企业开始向东南亚和印度转移，他们觉得“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
好不容易，经过这几年的努力，中日关系有了些理顺，日本企业在遭遇2011年的大地震之后，又开始加大对中国的投资，结果2012年遇到了比2005年更为激烈的反日示威。示威游行表达中国人民的愤怒心声，我认为很有必要，坚决支持。但是公然打砸日资百货公司和超市，放火焚烧日资专卖店，打砸日系汽车，令日本企业和日本社会大感失望。
我采访了深圳几家日资企业，也听取了这些日资企业负责人的情况介绍。他们最感到不满的是，钓鱼岛“国有化”问题发生后，中国的海关开始对来自日本的进口货物施行了比平时更为严格的抽查措施，同时延缓了这些货物的过关时间。虽然中国海关有关部门否认有故意刁难日本企业的做法，但是事实上，平时一天可以过关的货物，现在至少需要3天。
日资企业的几位负责人对我说，日本企业的产业链，基本上实施的是“零库存”模式，需要多少进口多少，一般最多的只有一个星期的存货。如果海关受阻，势必影响在中国的日资企业的生产。
我们还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一点，日本经济已经保持了20多年的低速甚至是负增长，日本社会制度与民众心态，已经能够适应这一种低速增长。但是，中国GDP的增长率如果下滑到5%，或者4%，那么中国需要付出的社会成本将是巨大的，这不是“勒紧裤带”可以解决的问题。在当今的中国，是经受不起低速增长的。
所以，我还是相信邓小平先生留下的一句遗训：“韬光养晦”，中国还没有到可以与日本那样世界主要经济大国打经济仗的时候。如果今天因为政治原因，我们制裁了日本经济，制裁了日本企业，那么，在中国的所有外资企业都会想到，有一天，我们也可能会遭受同样的命运。
我是很担忧，如果一定要对日本经济实行制裁的话，那么中日之间会进入一个“政冷经逃”的时代。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中国应该保持对日本政府的外交与政治层面的高压，但不应该捆绑经济，因为捆绑经济，会伤及一大批对中国经济充满期待的日本企业和日本普通民众的利益，激化日本民众对中国的反感，让日本的右翼保守势力寻找到更大的民意支持，造成两国更多的对抗，由“战略互惠关系”变为“战略互损关系”。
我想，近10年来，中国大陆对中国台湾地区的“经济先行，政治后续”的有效做法，也适用于当前的中日关系。
录制“一虎一席谈”时，有嘉宾主张立即对日本实施动武，武力夺回钓鱼岛。这一主张赢得了不少的掌声。但是，我认为：“中国需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不应该被一个钓鱼岛牵制太多的精力。领土问题和历史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决的问题，需要等待时间，需要等待双方力量的变化。只要我们表明坚定立场，保持适当的外交与政治的高压，在一定时期一定的环境下，这个问题一定会得到满意解决。”听了我的这一观点，节目参与者席上举起了不少的“反对”牌。看来，我是少数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