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2020年的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研究
主要完成单位：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所
主要完成人：刘树杰 宋 立 臧跃茹 孙学工 王 蕴
曾 铮 张岸元 王 元 刘国艳 郭丽岩
获 奖 时 间：2012年
获 奖 名 称：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优秀研究成果一等奖
2020年是我国“新三步走”战略中第二步的目标年。不出大的意外事件，“人均GDP 在2000年基础上翻两番”的目标可提前实现。真正的经济困难或危机可能发生在2020～2030年间。因此，面向2020年的战略安排，事关为2020～2030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奠基，必须及早谋划。基于这样的理解，本报告不研究增长速度、主要产品产量等传统的规划指标，而是重点讨论对2011～2020年这一发展阶段特征的理解，经济发展战略的重点与路径选择，以及体制改革、政策调整等具有关键作用的支撑条件。
一、未来十年的我国经济发展的环境变化及面临的挑战
我国过去30年的快速发展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简而言之，充足价廉的劳动力和广阔的国内市场是最有利的资源禀赋，冷战结束、经济全球化与信息技术革命是天赐良机，增量改革、区域递进、出口导向是成功的路径选择，政府（主要是地方政府）精英化提供了组织与制度方面的基本保障。归根结底，是实行了改革开放。我国确实走过了与众不同的发展道路，但这条道路是一系列天时、地利、人和因素偶然相遇的结果，正如所有模式都有其局限性一样，中国以往成功的经验或模式也不可能普遍适用，更不能一成不变地用于自己未来的发展。
（一）外部环境的变化
总体来看，未来十年我国仍处于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但由于世界经济调整及不同板块此消彼长变化、我国与主要发达国家力量对比及景气周期差异等原因，我国面临的外部环境趋于复杂严峻，各种可以预见和不可预见的风险和挑战将明显增多，我国有可能进入外部挑战大于机遇的复杂时期。
1.世界经济有可能进入长期复杂严峻的低速调整期。不仅全球金融危机持续时间和影响超出预期，危机后的世界经济中长期趋势可能也远比预期复杂和困难。欧美发达国家债务危机持续发酵，去杠杆化将导致消费需求减缓，难以摆脱增长乏力局面。新兴经济体虽增长前景要好于发达国家，但并未真正实现与发达国家的脱钩。世界经济总体将进入低速调整期，全球经济不得不进行发展模式、结构和动力机制等新一轮调整。由于短期内难以在一些关键技术和产业方面有所突破，世界经济将在中期内缺乏新的增长点，但新兴国家需求持续扩张，加上中东北非等动荡冲击，类似20 世纪70～80年代滞胀的复杂局面有可能在世界范围重现，我国将面临来自外需和输入性通货膨胀压力等多方面的冲击。
2.经济全球化进程可能放缓而国际竞争加剧。随着原有新兴经济体产业持续升级和后续新兴经济体的相继崛起，一方面先进新兴经济体开始替代新兴工业化和发达国家产品，另一方面后起新兴经济体开始替代先进新兴经济体产品，全球化进程由原来以收入效应为主的双赢阶段推进到替代效应凸显的利益分化阶段。发达国家作为全球化的领导者其成本收益格局开始变化，来自新兴国家的产业替代放大了发达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等严重社会问题。由此决定全球化进程将趋于放缓，一方面发达国家保护主义将加剧，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之间的竞争将加剧。我国将在技术资本密集型产品和领导密集型产品出口方面同时面临发达国家和后起新兴经济体的双重夹击与复杂挑战。
3.世界经济格局及我国与主要发达国家关系将发生重大甚至转折变化。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之间“差速增长”将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为显著的特征。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额将不断上升，预计2020年左右将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世界经济格局变化必将引起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再调整。作为最大也是增长最快的新兴经济体，不仅我国在世界经济版图的位置将发生重大根本性变化，我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也将发生重大甚至转折性变化。一方面随着我国对世界经济拉动作用持续增强，各国与我国合作需求将趋于增强，但另一方面，我国与主要国家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竞争有可能加剧。主要国家尤其是处于领导地位的美国可能将我国视为“竞争者”、“挑战者”甚至“假想敌”，其对我国基本态度有可能转折变化，超过80年代日美贸易摩擦的情形有可能以更大范围在我国和美国间重现。且由于中美之间经济周期的不同，“十二五”后期到“十三五”前期美国有可能进入新的繁荣周期，而我国将进入优势调整和增长动力转换的相对低迷时期，相对优势的此消彼长，将导致外部环境对我国出现不利的变化。
（二）内部条件的变化
1.要素供给增长速度放慢但供给质量有所提高。未来十年要素供给增长将明显放慢，导致经济增长减速。首先，随着生育率持续下降和老龄化步伐加快，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将下降，劳动力增长减速并转为下降。其次，储蓄率在人口年龄结构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调整、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以及信贷政策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下也将出现下降的趋势，预计未来十年储蓄率将下降5个百分点左右。第三，劳动力再配置进程接近尾声。一方面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减少，转移难度加大，另一方面二次产业就业比例超过工业化国家历史峰值，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也在减弱。但要素供给质量将有所提高。其一是人力资本积累速度加快，劳动力整体素质提高。其二是研发投入增长迅速，绝对额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第四，是资本存量质量上升，建设了一大批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重大装备和重要基础设施，为长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要素供给质量的改善有利于生产率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要素供给数量增长减慢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劳动力贡献趋弱的同时资本技术贡献将有所提高，并推动结构升级。
2.要素禀赋关系与成本上升将改变原有的比较优势。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增长基于劳动力相对于资本大量剩余这一基本要素禀赋关系，但随着资本存量在高投资带动下迅速积累，农村剩余劳动力大幅减少，以及人口和劳动力增长的放慢，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将发生逆转，直接影响到经济比较优势转变，不仅对经济增长速度，还对经济结构产生重要影响。要素禀赋关系变化总体上有利于我国投资消费关系、内外需关系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但也将对建立在劳动力比较优势上的原有增长模式产生较大冲击。同时，劳动力成本上升与人民币汇率升值等因素的叠加将进一步改变我国原有的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
3.经济增长速度逐步减缓的同时社会矛盾积累到较高程度。在经济增长速度逐步减缓的同时，我国在高速发展期积累的社会矛盾有可能进一步显现，有些则已到了必须处理的程度。首先是收入财富分配的不均等性显著提高，在世界各国中属不均等程度较高的国家，城乡、行业和地区间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其次是各项社会事业发展不足，公共服务水平较低，且有限的公共服务又分布不均，城乡和地区间公共服务差距很大。收入差距大和公共服务不足问题如果处理不好会导致社会矛盾激化，使经济发展丧失必要前提和基础，有可能因此而重蹈拉美国家的覆辙。
4.资源环境制约将成为我国发展的掣肘因素。相对其他国家，我国经济增长的资源使用强度较高。[1]从未来发展趋势看，我国作为后发国家由国际市场保证资源供给的难度进一步上升。如果现行资源利用方式没有重大转变，今后我国主要矿产资源供需矛盾将更加突出，对经济增长的制约将显明上升。尤其在国际环境趋于复杂多变的背景下，海外资源供应将成为我国持续稳定发展的一个掣肘因素。而资源供给和产品销售的双重对外依赖将在一定程度上加大我国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环境问题也日益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发达国家两百多年工业化进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在我国现阶段集中凸显，不仅会影响到经济发展，还将会严重威胁到基本生存空间。在未来发展中还将面临气候变暖这一全球环境问题，如果不能在低碳化方面取得积极进展，经济的增长空间将进一步被压缩。
总之，2020年前，我国经济规模及市场容量巨大、地区间产业梯次升级空间广阔、储蓄率高、基础设施完善等有利于发展的因素仍会继续存在，加之“求富裕、谋发展”的强烈意愿不减、体制改革尚未完成，因此，发展能力提升的空间仍然很大。但阻碍发展的因素也在累积，人口老龄化的提前到来导致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步消失，经济增长的技术支撑脆弱，内需不足，资源约束凸显，环境不堪重负，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国际关系趋于恶化，这些障碍如果不能成功破解，完全有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导致经济停滞、倒退和社会动乱。
根据我们对未来十年中国的经济增长趋势的预测，如果延续原有增长模式和轨迹，经济增长率将由2010年的9.4%下滑到2020年的5.3%，而如果实施正确的发展战略，2020年的经济增长率可以提高到7.1%，以2010年价格和汇率计算，人均GDP 可以达到9215 美元。
二、面向2020年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与实施重点
（一）战略阶段的特征与目标
1.战略阶段的特征。以205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第三步战略目标衡量，未来十年是我国现代化进程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阶段，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力量积蓄阶段或起跳阶段，是进入现代化国家并成为全球性领袖国家的战略准备阶段。总而言之，未来十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极为重要的历史阶段：①“全面建设小康”的攻坚阶段。如前所述，实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目标的挑战不在于人均GDP 比2000年翻两番，而是“各项制度更加完善”所带来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翻番。实现这一目标，不仅要靠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和“自主创新”，而且必须真正解决长期累积的体制障碍，这些问题在未来十年都已无法回避，因而真正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的攻坚阶段。②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起跳阶段。据初步测算，如果现有的发展势头得以保持，我国将在2030年后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但从一些发展中国家追赶发达国家的实践看，到达中等收入阶段后，只有极少数国家能够保持原有的势头进而成功进入现代化国家行列，大多数国家经济都进入了较长时期的停滞或倒退阶段，即落入了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我们认为，“中等收入陷阱”实际上是一个制度陷阱，是不发达国家追赶发达国家过程中财富增长与制度建设未能协同并进的产物，即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没有相应做到“各项制度更加完善”，进而未能形成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必然结果。我国在经历了30 余年高速发展之后，一方面存在一系列导致财富增长速度减慢的因素如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创新能力不足、生产要素供给增长放缓等，另一方面，导致社会矛盾激化的因素如收入分配不公、政府越位与缺位并存等长期持续，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不能低估。因此，未来十年是决定我国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起跳阶段。③确立全球性领袖国家地位的力量积蓄阶段。重新成为全球性领袖国家，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目标的必然要求。从经济规模上看，在2025年之后，我国将有可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因此，未来十年是我国成为全球性领袖国家的战略准备阶段，未来十年的经济发展、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以及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人民币国际化等，不仅决定2020年的发展水平，也将对2025 乃至2030年产生深远的影响。
2.战略目标。这一阶段的战略总目标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切实成效，为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奠定坚实基础。具体为：改革攻坚完成，各项制度更加完善；经济结构调整取得突破，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比重上升；创新能力明显增强，由“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创造”；城市化深度推进，实现与工业化进程大体同步；内需增长加快，消费结构升上新的台级；收入和发展差距扩大势头得到遏制，社会矛盾明显缓解；资源与环境约束明显改善，可持续发展能力增强；对外经济关系更加平衡，国际影响力上升。
（二）战略的实施重点与路径
根据2020年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总体目标，考虑到未来我国经济发展内部条件与外部环境变化及未来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与挑战，需要实现以下几个方面的战略目标与任务：一要增强发展的公正性，重建社会正义；二要挖掘经济增长潜力，重构增长动力；三要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环境污染；四要促进对外平衡，扩大国际影响。为此需要在以下六大战略重点方面进行突破。
1.经济与社会并重的协调发展战略。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相辅相成。30年前国民经济濒于崩溃，发展重心必须集中于经济建设。但目前我国已进入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居民收入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仍不断扩大，公共服务供给长期匮乏，社会进步明显落后于经济发展程度，已经导致社会矛盾日趋尖锐，长此以往，终会阻滞经济发展能力的提升，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为此，发展重心必须兼顾经济与社会，将公平正义的理念贯彻于各项经济政策之中，推动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一是要大力加强以改善民生为主的社会建设，大幅度提高教育、就业、医疗卫生、住房保障和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使经济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二是要强化环境保护、社会治安、城市交通等经济发展环境的问责制度，弱化经济增长速度的绩效考核。三是破除阻碍地区间、城乡间生产要素特别是人口流动的障碍，如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完善社保体系，建立城乡间及区域间大致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等。四是要鼓励各类公益型非政府组织的建立，为其提供广阔的活动空间。对于消费者权益保护、环境保护等公共利益维权型的非政府组织（非指目前官办的“消协”），政府还应为其提供必要的经济支持，以提高相关法制的执行效率。
2.创新驱动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战略。未来十年是我国由工业化中期向后期的过渡阶段，必然要求以加快技术创新来推动高加工度化、实现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动态攀升，并为工业化后期产业结构向技术集约化阶段演进做准备。实施以创新主导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战略，应主要解决创新的主体、动力、领域和平台等问题。应将企业作为创新的主体，将市场竞争作为创新的动力源泉，因而提高创新能力的根本措施，是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此外，应遵循产业创新的规律，从我国的具体国情出发，还应重视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技术进步方式上采取技术创新与技术引进“双轮驱动”，实现“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创新开发—提高国际竞争力”的良性循环。二是形成技术创新的政府和市场“双向引导”。通过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激励微观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解决技术创新领域内的市场失灵和系统失灵。三是实现二产和三产创新的融合发展。四是以硬设施和软环境的建设推动创造有利的技术创新内部条件，营造崇尚创新的良好氛围。
3.以消费升级为重点的扩大内需战略。消费结构升级是扩大内需进而实现经济稳定增长的动力源泉。当前我国已经进入了以住房需求为主体的消费升级阶段，以“限购”为主基调的房地产调控，与扩大内需的中长期战略目标背道而驰，应变“限制”住房需求为增加住房供给，并长期坚持鼓励购房的政策取向。
4.以农民工市民化为突破口的深度城市化战略。城市化是建立扩大内需长效机制的重要依托，城市化是提高劳动力配置效率的有效途径，城市化是提高劳动力素质的重要手段。目前我国城市化仍然滞后于工业化10～15个百分点，向现代化国家迈进的过程必然要求为城市化补课，以农民工市民化为突破口实施“深度”城市化战略。深度城市化战略包括三大支点：一是保持较高的城市化增长速度，二是实现我国城市化质量的战略性提升，三是大幅度提高城市综合承载能力，积极提高城市综合管理和服务水平。
5.破除资源环境约束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当前资源环境问题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制约越来越明显，主要战略性资源数量持续下降，资源空间分布和生产布局严重逆向配置，自然资源利用率低下，环境问题呈现不断恶化趋势。要破解我国资源环境约束，实现可持续发展，应将战略重点放在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制度安排和政策保障方面。需从“开源”和“节流”两方面同时入手，提高资源保障能力和环境承载力，减少资源的低效率利用及对环境的损害。一要提高资源的持续供应保障能力，二要完善高效利用资源和环境保护的激励与约束制度，三要促进形成节能减排的长效机制，四要健全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支持体系。
6.包容、平衡的经济大国战略。未来十年我国经济地位将显著而持续上升，我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需相应做出调整。要更加平衡地开放，更加包容性地开放，更加有所作为地开放。基本对外经济战略应该是尊重现有国际经济制度基本框架，从具体规则、程序层面着手，通过实际的贸易和投资活动影响外部环境，争取有利的权利格局。贸易领域坚持竞争开放原则，运用我国进口地位迅速上升的优势，制衡针对我国出口的不利因素；投资领域应在继续引进外资的同时，着力为我国资本输出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国际合作应多边、区域、双边安排齐头并进，首先在周边取得突破。在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上，应发挥我国财政稳健、储备规模巨大的优势，在促进全球经济稳定增长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随着我国经济地位上升，人民币国际化不仅大势所趋，也是我国对外经济战略的必然选择和必要组成部分，应根据国际经济、金融形势与格局的变化，相机推进并促其动态优化。
三、面向2020年经济发展战略的体制保障
体制改革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容，也是可持续发展能力翻番的动力源泉和制度基础。总的目标是：关键领域的改革迈出实质性步伐，真正做到“各项制度更加完善”。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以国家能力建设为核心推进政府改革
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动辄干预市场，反复动用行政手段，是国家能力低下的表现。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必须以国家能力建设为核心，加快推进政府改革。
1.严守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在解构、破除全能主义国家的基础上建构现代国家能力体系。所有政府机构均应依法设立、依法授权，使之严守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明确决策、执行、监督等权限归属。规范政府直接干预经济运行的时机、方式和退出机制。严格界定政府投资范围和投资审批范围。应广泛引入公众参与，强化社会监督、增加公共政策的公正性及可执行性。
2.重构行政组织体系。机构改革应基于市场经济运行规律，“部”制不在大小，而在职责清晰、分工合理，彻底扭转部门间的职能交叉和互相掣肘的局面。
3.建立基于市场经济的现代监管组织体系。首先应通过监管业务独立和监管者决策独立的途径，使监管机构能独立而有效地行使监管职能。要有分层的系统的规则设计，建立和完善监管的规则体系。应集所有监管职能于同一机构，并以行业技术经济特性及财政责任为主要依据设置监管层级，建立职能完备、分工合理的监管组织体系。被监管企业的经营信息、监管者的决策信息都必须公开。建立新型的消费者组织，以真正做到监管的公开、透明和公众参与，形成对监管者的监督制衡机制。
4.建设多元共治的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体系。政府应尽可能地向社会还权和授权，充分发挥社会组织自主管理的能力与作用。可考虑采用合同外包、特许经营、发放公共服务凭证以及补贴私营部门投资公共项目等市场化方式，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数量与质量，而将优质的非基本公共服务交由市场提供。完善公共卫生、社会安全等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与问责制度。进一步整合基层资源，强化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健全新型社区管理与服务体制。
5.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支持创新为重点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绩效，是国家能力的核心体现。为此，应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完善公共财政体系，稳定居民的消费预期，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为打破地域限制、扩大内需、深度城市化以及可持续发展战略创造有利条件。一是要基于事权合理分配安排中央与地方的财税关系；二是要深化预算管理体制改革；三是要持续推出和完善激励创新的财税优惠政策。
（二）以要素市场改革为重点推进新一轮市场化改革
要加快以土地和金融领域改革为重点的要素市场化改革步伐，提高要素质量，提升要素配置效率，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体制支撑。
1.土地制度改革。近期应打破政府垄断城市建设用地供应的局面，推进土地使用权流转：一要打破政府对土地供应的管制；二要推进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市场化；三要完善征地补偿机制。远期要加快推进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推进城乡土地产权多元化。
2.金融体制改革。要加快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促进金融对扩大国内消费和投资需求、城乡统筹发展等战略形成支撑；通过为技术创新提供资本支持，增强创新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带动力；同时着眼于推动金融国际化发展，加快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跨境金融服务基础设施完善，与经济大国地位和总体经济发展战略相匹配。一要允许中小金融机构发展，促进金融中介结构优化；二要放松资本市场管制，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三要进一步推进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四要改革政策性金融体系，建立政府引导的创新金融体系；五要完善对外经济战略的金融支撑。加快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及与其他国家的双边或多边货币金融合作，加快建立并完善跨境结算基础设施。
（三）以充实社保基金为重点统筹国有企业改革
以“国企”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其活力终归有限。未来10～20年间，“国企”改革不能局限于减少“国企”个数，更不能明减暗增，应把大幅度降低“国企”的影响，相应扩展民营经济发展空间作为改革的方向。利用庞大的国有企业资产适当充实社保资金，使国有资产真正服务于公共利益，体现了国有资产的全民属性，有利于改善民生、释放潜在需求、推进城镇化、激励企业创新以及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1.合理定位和划分国有企业逻辑边界。要合理定位国有企业职能，确定国企逻辑边界，国企的最终走向，是转变为非营利性、受公法约束的企业。近中期内，国企应成为股权多元化的混合所有制公司，并在竞争性领域逐步退出；对垄断性国企要合理区分垄断性业务和竞争性业务，尽快将竞争性业务分拆，加强对自然垄断性业务的政府监管，因技术进步和市场结构改变而不再具有自然垄断属性的行业，国企改革应与行业的市场化改革同步。
2.国有资本适当补充社保资金。要统筹安排国企改革与社保体系的完善，逐步将退出的经营性国有资产转入社保体系。国企所获利润也不应完全归企业支配，而应适当上缴作为政府对社保的投入。这样既可有效补充社保资金缺口，为增加基本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和较大幅度减少低收入阶层税费负担创造条件，又可以控制国企投资规模，减少投资失误，进而形成以国企改革促进社保体系完善、以社保体系完善保障国有企业改革顺利推进的良性互动格局。具体途径可考虑以下三种：一是“国企”收益向社保资金分红；二是“国企”资产变现划拨；三是社保基金转持国有股。
3.重新定位“国资委”职能。“国资委”职能需要重新定位，应明确其过渡性质，改变“婆婆加老板”的地位及以“保值增值”为核心的国有资产管理方式。过渡期间可保留部分行政管理职能。构建变现预算和经营预算相结合的国有资本预算体系，使“国资委”从“国企”利益代言人向公共利益代言人转变。因此，“国资委”核心的职责，就是约束“国企”高管的薪酬发放和职务消费行为，确保包括社保基金在内的国有股东作为所有者的正当权益。
（四）以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为重点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我国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大幅下降的主要原因，一是农民工在非农就业者中的比重大幅提高，二是工业化重化阶段资本要素比劳动要素投入的增速更快。经营性国有资产比重大及事实上的土地国有制，决定了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必然较少。而国有资产收益未能用于社会公共物品的提供，又导致宏观税负过重，进一步降低了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考虑到我国现阶段劳动力相对过剩的要素禀赋条件及所处的工业化重化阶段要素投入结构的特点，短期内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中近期收入分配改革的重点，是财产性收入分配的合理调整。基本思路是通过国企红利上缴财政并用于社保支出，相应减免劳动者的社保缴费，以提高低收入阶层的可支配收入水平。此外，还应严格限制国企管理层特别是高管的薪酬水平，加快推进电信、石油、银行等具有竞争属性行业的市场化改革，通过市场机制和科学的监管，促进行业间收入的公平分配。
[1]朱之鑫：《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