喇嘛僧侣的社会

在库库娜公主的竭力帮助下，为了给我的调查提供各种便利，皇太子代表国王找到了刨达恩寺、蓬萨寺掌管的地址，用藏文写了请求帮助的便条，并得到了国王的秘书官、佛教大臣等的协助。我在二月一个天气晴朗的早上，带着蓓提亚人的翻译、一位藏族脚夫一行三人，开始了去往刨达恩寺的行程。刨达恩寺位于嘎恩桃库的东北约15英里处（其中有7英里的路程可以行驶吉普车），翻过一座山，再渡过河谷，它就在面向台依斯塔支流的岱库酋河边的山顶上。在喇嘛教国的锡金，有村落的地方就有喇嘛寺院。在山的顶端正好能看到寺院，寺院下面有一个村落，这个村落被一层层一段段的水田围着，这些水田往上看去，渐渐地变成为一个圆锥形。寺院基本上在6000英尺的高度，在山谷地带也有3000英尺左右，从一个部落到另一个部落必须要登上或下到3000英尺险峻的山道。在气候不断变化的山里，途中经常会遇到雷雨和冰雹的袭击，部落和部落之间没有可寄宿的人家，完全是一种痛苦艰辛的旅行。

我去到刨达恩寺已是二月末，在藏历中正好是给观音念经的季节，五十来个僧侣日夜念经。到晚上三点左右，喇嘛长号就从寺院的走廊吹起，一直持续到喇嘛僧侣们起来出去，并在大堂里集合。这种喇嘛长号有四至五米长，它的一边搭在地面，喇嘛们吹着很长的一对长号。这咚—咚—的低沉而具有很强余韵的喇叭声顺着喜马拉雅冰冷清澈的空气，翻过山岭越过山谷，告诉部落的人们开始勤行^注2了。在这个遥远地方的深夜，念经的声音不绝于耳，这种令人陶醉的声音，诱使着我从熟睡中如同梦游般地进入这深邃的佛教世界，我不由地感慨道，这才是真正的喜马拉雅。这次旅行的艰辛和痛苦真是不堪言状，两只脚都磨出了血，登山崖时摔得遍体鳞伤，所待的茅草屋到处漏风，寒气逼人，致使我的情绪一段时间非常低落，然而，当我听到念经的声音时，我的这些体痛和烦恼，一股脑儿都消失了。这种声音在日本的寺院中也常常能够听到，然而这些钟声在那里留给人的是一种烦恼；但是，在喜马拉雅听到这种念经声音却具有一种特别的意义，它具有一种能够把人带入佛教世界的无穷魅力。它是神秘的喇嘛教世界的特别象征。

从这时开始的勤行，早晨过后，除去早饭喝粥、午饭、晚饭及下午喝茶的时间外，一直持续到晚上十点。当我听到念经的声音时，有一种错觉，就好像在日本的禅寺中一样。尽管他们是用藏语在念，但是那种念经的调子却很相似。代替蜡烛的酥油灯光晃来晃去，僧侣们身穿红色的衣服，在经书的一旁，还放着酒壶，这与平时用吸管来喝的那种感觉完全不一样。

我住在寺院的一隅，早上和晚上都能听到勤行，白天在部落忙于调查。我的工作主要是调查这里的家族和社会组织，考察蓓提亚（Bhutia）和雷布查（Lepcha）交往的方式。这里的人们依靠水田耕作，土地不属于部落共有，全部属于个人所有，比起阿萨姆的原始农耕社会，经济生活方面及文明程度都要高得多。这个王国正如前述的那样，从17世纪开始，社会分化已非常明显，包括贵族的统治阶层、僧侣阶层、一般农民阶层。此外由于有连接印度和西藏的公路，如果和阿萨姆的未开化社会相比的话，这是一个文明之国。

我离开阿萨姆未开化民族的地区，进入喜马拉雅后，并没有深切感到具有高度发达的宗教政治组织的社会，和未开化民族的社会有多么大的差异。即使从生活水准来看的话，两者好像是没有什么大的不同，但事实上却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异。要把这种不同表述清楚是非常困难的，但在这里可以以西藏人的表达来说明。

西藏曾经把不信仰佛教的人们（他们称为野蛮人）后来了解宗教并开始信仰宗教的这一过程，以野生动物被家庭驯化的语言来说明。确实，以我的观察来看，一言以蔽之，如果把阿萨姆的未开化民族比作野生的动物，那么喜马拉雅的民族和印度教徒及基督教徒就相当于家畜。从阿萨姆的热带丛林的印度教徒的地带，到后来进入佛教徒地带时的那种感觉，用说不出来的慰藉感来形容的话，再贴切不过了。这里超出我的预料，那种没有意义的像滥杀无辜一样的事情是绝对不会发生的。而且，由于道路和外面的世界连在一起，这又给人一种放松的安全感。在封闭的未开化社会待着的时候，自己过去接受的社会习惯和价值判断完全变为零，所有的事情必须顺着他们走。但不能认为这是一种不幸，事实上如果违反了他们的心理定势、习惯的规定，我肯定瞬间就会成为他们狂暴野性的本能的饵食。所以，我的神经一点都不能休息，还必须充分地发挥我的想象力，这种紧张感常常成为我内心深处的急流，流淌不断。

但是，喜马拉雅就完全不同。由于佛教能够矫正人的本能，并能够理解其他的社会——具有和自己不同的价值和习惯的人们，这就给交流带来了基础。这样，精神上能得以陶冶，知识相对也能增加。喜马拉雅的人们所看到的那些神秘的未开化的人们，认为他们并不具有像西藏佛教和西藏社会那样的教养。这让我联想到，对于日本文化、东方文化一点都不了解的西欧人而言，他们也同样把日本人看得很可怖（对日本人的印象很糟糕）。

高度发展的宗教在这一社会固定下来，深入人们的生活，其本身会成为从未开化社会向文明社会迈进的重要标志。我们是19世纪以后受到西欧文明发展的强烈影响，在人们的意识深处，常常以欧洲作为近代文明的象征，欧美是文明国家，亚洲好像都不是，不过从更深的层次而言，在这里不要忘记清楚地区分人类社会的未开化和文明。特别是在长期的人类历史上，联想到人类的精神成长过程时，这一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涉及亚洲、非洲的问题时，这一看法有助于理解各种复杂的现象。比如在亚洲，有一个问题是很清楚的，即从很早的时期开始，中国中原和印度的高度文明传播到蒙古、西藏、喜马拉雅、东南亚、印度尼西亚等地，和从菲律宾及其他的太平洋岛屿、非洲等传播来的文化和社会在性质上存在着很大的区别。后者在伴随着所有的欧洲各国的向外扩展、征服的殖民政策的同时，还使基督教文化直接渗透到这些原始的社会中，在和高文化的接触时期与前者相比其速度惊人地快，他们的接触的方式也非常不同。在考虑亚洲的情况时，不仅是日本人，而且欧美人好像也没太注意到这种很大的不同。

高文化的传播及其被接受，以社会作为一个单位来进行是富有实效的。即使是宗教，传教士在进入未开化民族地带后，尽管这一社会只有两至三个人成为基督教徒，但社会全体作为基督教文化的复合体只要接受这些，它就存在于个人的内心深处，并被原原本本地留在未开化的地域。等到这个社会过半数以上的人接受它，再经过几代或几百年的传播，才开始固定下来。

喇嘛僧侣

我在印度的边境一带所接触的人中，有现在的基督教徒、有受过大学教育、穿着西装的未开化民族的出生者，也有半裸着身体的群体，还有印度教徒和文盲的老百姓。但确实令你惊讶的是，前者尽管在知识和生活水准方面远远超过后者，但他们的眼神中仍旧能流露出未开化人的神态，通过和他们较长时间的接触，不管是在正面的意义上还是负面的意义上，都能感觉到他们精神生活的浅薄，而后者虽说没有那么高的文化气息，但能感到他们在精神上却很沉稳平静。像这样人类精神上的成长，不管怎么说都是在社会的、历史的基础上培养出来的，这是不言自明的。

另外，由佛教和印度教所孕育出来的文化，发展到一定的高度，便具有很强的影响力，通过下面的例子我们会很清楚地明了这些。在印度边境基督教的传教士非常活跃，在阿萨姆的一个未开化民族的社会，仅仅10年间，就出现了百余名改信基督教的信徒，但在只有喇嘛教徒和印度教徒的喜马拉雅，尽管有一位热心的传教士布教，但用了30年的时间却只发展了两名基督教教徒。

通过以上的考察，我试图探讨的是，我所谈到的喜马拉雅山中腹地的人们，在文化上占有什么样的位置呢？锡金所呈现出的那种高文化的传播、被接受的过程，给我提供了非常有兴趣的资料。

在锡金，喇嘛寺院是社会文化生活的中心。婚礼和葬礼如果没有喇嘛僧侣是不能进行的，所有部落的大事小事由寺院的僧侣来通报，寺院据此采取随机应变的措施，寺院的意旨会贯彻到部落的各个角落。每个寺院都有各自的管辖区，这一管区内的住户作为“金达阿”（施主），常常要给寺院一定的经济上的援助。因此部落的经济和寺院的经济有很大的关系。僧侣通常也是从金达阿中产生出来的。寺院是文化的中心，僧侣是最高的知识分子。这和印度的僧侣阶级、婆罗门根据种姓制度来确定身份制不同，不管是谁，只要头脑灵活、乐于修行，都能成为喇嘛僧侣。因此，男子到了五六岁，如果身体健康、头脑灵活，人们一定会考虑让他成为僧侣。这样，每家平均就有一两人出家做僧侣。锡金的僧侣，特别以成为高僧为奋斗目标。这样终生修行者和兼业农民就能分得很清楚。前者读经等要接受锡金特有的修行法，并在一定的时期内闭门冥想。

喇嘛寺院

在离部落或寺院一两公里的一个僻静的地方，人们还特意建了一些称为“修行”的供冥想的小屋，可以三个月、六个月、一年或无限期地在里面持续地冥想。

“修行”一般由3.3平方米的两间屋组成，里面的小屋是僧侣冥想的地方，另外一间屋是存放粮食和柴禾的地方。家里人或者小僧侣端着盛饭的容器从与里屋相通的小窗户中把饭递给修行的僧侣。一般情况，闭门不出的时间以从雨季的六月开始到九月为最多。这一期间，因为连日阴雨绵绵，部落间的往来几乎没有，此外，除去葬礼之外，僧侣也无事可做。像这样持续一年以上修行冥想的僧侣是很少的，在一个寺庙中最多一两人左右。当然，到临终之前闭门不出的僧侣也有，人们每天都给这些僧侣送饭。但是，这些饭几天以后还是原封未动，往往这时才发现这个僧侣已经死了。在部落里经常听说有僧侣死在“修行”里的事情。因此，在“修行”或者寺庙的周围听说常有妖怪出现。锡金的僧侣们为了修行，要么多次出入“修行”，要么在“修行”闭门不出，要么去西藏留学。几乎所有的锡金寺院即使在西藏佛教中也属于被称作宁玛派的宗派。这一派的僧侣普遍有妻室。除了读经和冥想外，他们平时在部落的家中和妻子及孩子一起生活。

在这些部落中调查，和僧侣们一接触，就会注意到经过多年修行的僧侣所具有的教养，这从他们的外表中也能看出来。我深深地体会到，佛教的修养高深莫测。长时间不断地读经能够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修行在人类精神养成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这些僧侣们不仅对西藏文化渐渐扎根于锡金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在提高锡金人的文化水平上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蓓提亚人在迁移之前就受到西藏佛教的洗礼，而雷布查人则是在蓓提亚人迁入后开始佛教化。这非常明确地反映出在他们之间受高文化影响的历史长短不同。

雷布查人在民族特点上与藏族系的蓓提亚人不同。他们属于从印度大陆迁来的在喜马拉雅西藏一带最古老的民族群体，从语言来看他们属于澳大利亚-亚洲语系。传说雷布查人是从克钦佳卡起源的，分布在克钦佳卡的南部，雷布查人区域由于蓓提亚人的迁入，使得锡金成为西藏文化圈的一部分。从我的调查来看，他们的文化正好与阿萨姆的未开化民族的文化处于同样的发展阶段。由于经过与蓓提亚族三百年的接触和喇嘛教化，雷布查人全部成为了喇嘛教徒，而且他们能讲流利的蓓提亚语。另外他们的服装及日常生活等也完全变得与蓓提亚族一样了。但是在社会组织方面他们仍保留着固有的东西。正因为如此，两者间的通婚比较少，和他们一接触，很快就会明白，他们在性格等方面有着非常明显的差别。蓓提亚族性格开朗，善于社交，与此相反，雷布查族的民族性是内向的，他们总是用一种不信任的眼光看人。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雷布查人中成为修行僧侣者、贵族以及在甘托克做官的人，他们的面部表情及性格与蓓提亚人很相似。

作为社会的、文化的特性，雷布查人对于外部落人开放性很小。正如在阿萨姆未开化民族的卡西族中所看到的那样，在这里如果听说有用毒药杀死游人的事情那肯定是雷布查人所干的，而在蓓提亚部落里完全没有这种令人不愉快的事情发生。这些都是我在调查中所经历的非常深刻的体验。由此可见，经过几百年接受高文化洗礼的民族与受高文化影响时间较短的民族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何谓高文化由此亦可见一斑。

在这个地方，不管是蓓提亚人还是雷布查人都有一个令人感兴趣的习俗，这就是所谓的“一妻多夫制”，即一个妻子有若干个丈夫。这里女性的权力很大，这不是性欲问题，而是由社会的合理性所建立起来的婚姻制度，即兄弟们从避免分割父亲的财产这一经济利益的角度出发，财产继承不实行均分制。父亲死后，他拥有的土地如果由几个兄弟分割的话，即使相当多的土地也会越变越少。基于此，人们希望尽可能原原本本地共同拥有父亲的土地。例如，在有三个兄弟的情况下，如果每个人都娶一个妻子，最终将会形成兄弟分居的局面。特别是关系不好的情况下，兄弟们各自的孩子长大以后，如果再各娶妻子的话，那么财产分割的势头就愈演愈烈；如果三个兄弟娶一个妻子，就能够扼止住这种财产分割的危险局面。按照这个地方的习惯，要娶妻子一定得花很多钱。如果长子和兄弟共有妻子的话，兄弟也能帮助出很多费用。在这点上兄弟共有一个妻子有很大益处。那么，这里实际的夫妻制度的情况是怎样的，这才是令我感兴趣的事情。根据我的调查，在这样的一妻多夫制家庭里，一般来说，丈夫中有一人是修行僧侣，他每天在寺院的冥想中生活；另外一人经常出去经商，其结果实质上还是一夫一妻的家庭。另外，在丈夫三人都是农夫的情况下，一妻多夫制就能表现出较圆满关系。在这种情况下，长兄具有特别的主导权。

与此相反，如果一个家庭没有兄弟而只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姐妹时，同样要娶一个丈夫实行一夫多妻制。在富裕的人家，男子也会娶没有姐妹的不同家庭的女子做妻子，实行一夫多妻制。总之，一妻多夫或一夫多妻的情况大约只占20%，大部分的家庭还是一夫一妻制。

一妻多夫和一夫多妻好像是未开化地区所采取的制度。然而，实际上在日本的明治以前，除正妻之外的侧室和妾也是存在的。在世界上严格实行一夫一妻制度的仅有基督教（这不是原始基督教）地区，这一制度是近代以来风靡世界并在世界上占有领先地位的欧洲人的道德规范，更进一步说，它是在资本主义经济下最合理的事物，甚至在亚洲各国也逐渐以国家法律的形式把它确立下来。我们可以认为，一夫一妻制是近代文明存在的一个基本条件，不过，把这一制度与一夫多妻及一妻多夫制度以文明和未开化的标准来区分其不同，就显得有些浅薄。同时，被一夫一妻制驯服的我们，尽管会把以上的婚姻制度以个人的欲望来考虑，但我们也不能忘记这些制度之所以被社会所承认，一定有它非常多合理的经济与社会性的存在理由。

喜马拉雅的民族具有各种各样的奇特习俗，看上去好像与我们相隔甚远，但仔细想来似乎藏族系的民族和日本人有非常多的共同点。例如，藏语就类似于日本语，有非常多的敬语。在英语等语言中，难以表现日本人感情的语言，用藏语却能非常贴切地表现出来。而且，人们讲藏语的表情和日本人讲日语的表情也很相似。

有一位法国朋友经常发自内心并富有感情地对我说：

“为什么西藏人不把自己不喜欢的事情清楚地讲出来呢！”（她合起双手弯下腰学着西藏人的样子说）当他们一说“罗—啦嘶、塔卡让臼（藏语，即‘噢，是这样、原来如此’）”时，我就感到难以对付，其实他们心里根本不是那个意思。西藏人实在是不好相处。在这点上，孟加拉人却不管什么都清楚地说出来，我感到这点和我们法国人很像。

她所说的西藏人这一特点完全像日本人的特点。对我来说，“罗—啦斯、塔卡让臼”却太好懂了。对于对方的期待给予相反的回答是不礼貌的。日本人出于社交礼仪，习惯上常把自己置于较低的位置，甚至是否定的意思也要用肯定的形式表达出来。这些习惯在日本人和西藏人中都表现得特别突出。至少这些特点能非常清楚地把我们与法国人和印度人区别开来。在罗马，我和一些意大利友人在一起时，一位妇女招呼我们，她一边向我们推荐手工制作的点心，一边说：“没有比今天的点心更好吃的东西了。”我拿了块点心尝了一下，觉得一点也不好吃，但是当那个妇女问我怎么样的时候，我却说：“好吃啊，特别好吃。”于是，我的盘子里就被堆满了点心，这使我陷入了不得不把这些点心吃掉的窘境。而意大利的一位友人稍吃了一点，就谢绝道：“够了，够了。”然后就去吃别的点心。后来，这位朋友对我说：“为什么要那样说呢？如果不好吃就说不好吃，为什么认为这样说是坏事呢。”对于日本人来说，这样说简直太天真了。在特意请印度人吃饭的时候，对于不好吃的东西他们会毫不隐讳地说不好吃。在印度人和拉丁系各国的人们看来，不管是日本人还是西藏人，好像都很暧昧，他们是令人难以理解的两个民族。

喇嘛僧侣的世界显得非常神秘，在这里我们好像来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但比起信仰基督教的欧洲和信仰印度教的印度来说，他们和我们又具有令人惊讶的相似之处。他们的礼仪习惯也好、思考方式也好，就连僧侣们一面掩饰特权，另一面又表现出大慈大悲，希望众人施舍的那种心理，都与我们的相同，尽管西藏人的卫生设备和家具都非常破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