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魏晋书法的审美特征

一、人与艺的自觉——魏晋书法的美学思想品格

魏晋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二大思想解放时期的首要标志便是人的自觉。这种人的自觉则源自社会现实、哲学思想、人物品鉴、魏晋玄学等几大基因。

当时动乱、残酷的社会现实造成了两个相反的结果，即一方面是整个动荡社会对生命的极端草菅；另一方面则是由全身意识形成的个人对自身个体生命的极端珍视，此其一。其二，以嵇康、阮籍等为代表的名士在对儒家礼教、名教的批判、抨击中树立起任诞、恣意、自由的人格旗帜。其三，起自汉末“清议”并在魏晋清谈中成为重大命题的人物品鉴，则无疑凸显了人的主体地位，并使人物品鉴的形神论成为古典美学的形神论范畴，这是由人的自觉带来的艺的自觉。其四，作为魏晋玄学中心内容“三玄”（《老子》《庄子》《周易》）之一的《庄子》，其最可贵的美学价值取向就是人这个主体的个性、自由、意志的张扬，这自然也成为魏晋玄学、魏晋思想的重要主题。

魏晋思想文化中人的自觉，渗透、影响了魏晋文化艺术的各个方面。魏晋书法是中国书法发展史上辉煌的一页，成为后人仰慕而叹为观止的高峰。这一艺术高峰首要的美学特征便是它表现着人与艺术的自觉。魏晋玄学的产生也标志着哲学由汉代的宇宙论转向了人的主体论，极大地强调人格的自由和独立，推崇人的性情、品貌、风度、智慧、识鉴、个性、言谈。以哲学为思想基础的艺术也奏响了“人的主题”“人的自觉”带动了“文的自觉”“艺的自觉”。文学上提出了“文以气为主”，文章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强调文章的重大社会现实作用。绘画上提出了“以形写神，形神兼备”的命题。书法上则宣称“笔迹者界也，流美者人也”，这就将艺术提升到一个以人为表现中心的本质高度。

如果说汉代书法雄强古拙的气势力量表现出人征服、占有外部世界的巨大胜利和乐观精神，那么，魏晋书法则转化为对生命主体自身的关注，呈现为主体的生命意志的彰显。纵观魏晋书法史及书法批评可知，其书法创作大多与书法家本人的风度气质相联系。魏晋人的感情、意志、情趣比他们的先辈更具个性，更加强烈。魏晋书法超逸、潇洒、恣纵的时代韵致，正是魏晋士人风流倜傥、飘逸落拓的人格在艺术上的体现。正如刘熙载《书概》所谓：“笔性墨情，皆以其人之性情为本。是则理性情者，书之首务也。”虞龢《论书表》论及魏晋书风的变迁时曾言：“夫古质而今妍，数之常也；爱妍而薄质，人之情也。”他将书法风格的变迁与“人情”联系起来，把艺术发展的规律归结到“人情”的本质高度，以阐释“古质”“今妍”之所由来，这对于魏晋书法的审美认识无疑有着深刻的意义。再者，魏晋时代随着人性的自觉而形成人格的独立，这可以以魏晋书家对自己的书艺充满自信为表征。如卫恒《四体书势》序中记载，师宜官“甚矜其能，每书，辄削焚其札”，已见自珍其书的端倪。王羲之曾云：“吾书比之钟、张当抗行，或谓过之。”王献之回答谢安“君书何如家尊”的话时称“因当不同”。二王的话，尤其是小王的话，充满自我意识，传达出强烈的个性，珍视个体风格的差异，不矜承传之能，而尚创造之志。魏晋士人普遍尊崇人的个性及书法家人格的独立，这无疑对书艺风格的创立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一旦书法的点画、线条融入了书法主体的个性色彩，书艺风格即告生成。因此说，魏晋书法是魏晋书法家人格的象征，它奠定于那个时代哲学美学的基础。

晋　王羲之　远宦帖　24.8cm×21.3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二、创造本质的彰显——魏晋书法的审美主体品格

魏晋书法家面对着东汉隶书的辉煌成就，刘德升、蔡邕、张芝、钟繇等大家，要使自己立于中国书法史，就必须以超常的识见才情创造出独具个性的艺术风格。因此，在书法艺术中彰显其创造本质就成为书家主体的首要命题。

王羲之、王献之父子无疑是这些富于创造精神的书法家中的光辉典范。唐张怀瓘《书断》评王羲之有云：“备精诸体，自成一家法，千变万化，得之神功，自非造化发灵，岂能登峰造极。然剖析张公（芝）之草，而浓纤折衷，乃愧其精熟；损益钟君（繇）之隶，虽运用增华，而古雅不逮。至研精体势，则无所不工，亦犹钟鼓云乎，《雅》、《颂》得所。”〔上海书画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编：《历代书法论文选》（上），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第180页。〕张氏首先肯定了王羲之“登峰造极”的成就，并指出这种成就亦源于其天赋才情，即所谓“造化发灵”。更重要的是论及了王羲之“剖析张公之草”“损益钟君之隶”。王羲之的划时代成就正是他在张芝草书、钟繇隶书基础之上进行了变革、创造、发展，在笔法、布势、神韵上加以本质性地深刻变革，从而创立了今体楷书、行书、草书的千古法式，变“古质”而为“今妍”，最大程度地发挥出其作为书家主体的创造本质。所谓“愧其精熟”“古雅不逮”，正成为王羲之创造精神的反证。相对于前代的名家名作而言，王羲之可堪为后世楷范和传统的“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的美学本质，恰恰又是王羲之蔑视权威的创造精神之所在。

王献之的创造精神更胜于其父。张怀瓘《书断》尝记载王献之十五六岁时对父亲所说的那段著名的话：“古之章草，未能宏逸，顿异真体。合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稿行之间，于往法固殊也，大人宜改体。”这充分表现出他个性创造的见解和胆识。王献之又在张芝、王羲之行草的基础上更创造性地发展其纵逸跌宕之致，恰如《鸭头丸帖》一类“倾泻式”的章法、气势，将主体的创造本质宣泄得淋漓尽致。王献之既继承前贤的风韵神采，更刻意创造求新。所以，张氏又评云：“若逸气纵横，则羲谢于献；若簪裾礼乐，则献不继羲。虽诸家之法悉殊，而子敬最为遒拔。” 此语高度肯定了王献之的创造精神。

南朝宋虞龢《论书表》言：“夫古质而今妍，数之常也；爱妍而薄质，人之情也。”他既指出了魏晋书法“今妍”的划时代特征，也指出了这种“今妍”特征是在“古质”特征之上的创造，是新时代崇尚主体精神、情感的审美理想所致。除羲、献之外，魏晋时代的许多书法家都任天然而自逸，超然绝尘，离世迈俗，表现出自由的创造精神。如蔡襄《论书》所云：“晋人书，虽非名家亦自奕奕，有一种风流蕴藉之气。缘当时人物，以清简相尚，虚旷为怀，修容发语，以韵相胜，落华散藻，自然可观”。〔崔尔平选编：《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第51页。〕的确，魏晋人书大都挥洒自由，不拘成法，一任主体创造的天然风致。魏晋书法家这种不拘古法的创造本质，不是偶然的、孤立的，它正来自于当时追求精神、审美观念解放的时代思潮。

晋　王献之　中秋帖　11.9cm×27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三、晋书尚韵——魏晋书法的审美风格品格

所谓“韵”，就是气韵、韵致、韵度。它在中国书法批评史上作为审美范畴，既有其广泛的指向，又有其特定的涵义，这个特定的涵义，是对魏晋书法时代特征的美学概括。具体地说，它是指魏晋书法超尘绝俗、潇洒飘逸的审美风格，是指魏晋书法萧散、简远、自然、平和、恬淡、超逸、蕴藉的艺术特征。魏晋书法的尚韵特征，是由魏晋时代众多的书法家共同创造的，尤其是以东晋书法、家族书法、流派书法为代表，他们是尚韵时代的代表。魏晋时代特定的哲学、宗教、文学、艺术、风俗等汇成其特殊的文化氛围，在这种特定的文化氛围中又形成了尚韵的主导潮流。用艺术史家丹纳的话说，“艺术家不是孤立的人”，“艺术家本身，连同他产生的全部作品，也不是孤立的，有一个包括艺术家在内的总体，比艺术家更广大，就是他所隶属的同时同地的艺术宗派或艺术家家族”，“这个艺术家庭本身还包括在一个更广大的总体之内，就是在它周围趣味和它一致的社会”。

关于晋书尚韵，古代史论家多有论及。宋黄庭坚《题绛本法帖》云：“两晋士大夫类能书，笔法皆成就，右军父子拔其萃耳。观魏晋间人论事，皆语少而意密，大都犹有古人风泽，略可想见。论人物要是韵胜，为尤难得，蓄书者能以韵观之，当得仿佛。”其指明了魏晋书艺评论与人物品鉴的紧密关系，“韵”是内在于魏晋人物与书艺的重要特征，否则，难得“仿佛”也。清刘熙载《艺概·书概》评王羲之书艺有云：“右军书以二语评之，曰力屈万夫，韵高千古。”以一“韵”字概之。《佩文斋书画谱》卷七十二录《逊志斋集》曰：“晋宋间人以风度相高，故其书如雅人胜士，潇洒蕴藉，折旋俯仰，容止姿态，自觉有出尘意。”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宝南》也指出了魏晋书艺风格源于魏晋风度：“书以晋人为最工，盖姿制散逸，谈锋要妙，风流相扇，其俗然也。”

魏晋书法尚韵的审美特征源于其主体的人格精神、尚韵的文化氛围，一言以蔽之，即源于其“魏晋风度”。也就是说，魏晋书法的“韵”与汉代书法的“势”一样，广泛地联结着，突出地呈现着自己时代的艺术风格、生命情调及文化精神。若将汉代与魏晋相比，就如李泽厚所指出的那样：“两汉的五彩缤纷的世界(动的行为)让位于魏晋的五彩缤纷的人格(静的玄想)。”①晋人晋书之韵，正是从玄静的思辨智慧中徐徐地流淌出来的。也正如宗白华先生在其《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一文中所精辟地阐释的那样：“晋人风神潇洒，不滞于物，这优美的自由的心灵，找到一种最适宜于表现自己的艺术，也就是书法中的行草。行草艺术纯系一片神机，无法而有法，全在于下笔的点画自如，一点一拂皆有情趣，从头至尾，一气呵成，如天马行空，游行自在，又若庖丁之中肯綮，神行于虚。这种超妙的艺术只有晋人萧散超脱的心灵，才能心手相应，登峰造极。……晋人的书法是这自由的精神人格最具体、最适当的艺术表现，这抽象的音乐似的艺术才能表达出晋人的空灵的玄学精神和个性主义的自我价值。”〔李泽厚：《美的历程》，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94页。〕的确，晋人的精神是哲学的、自由的、解放的。他们阔谈老庄，手挥五弦，志轻庙堂，友朋山川，俯仰自得，以游心太玄，弘扬人格精神，发现自我价值等，种种皆淋漓地表现出晋人的生活态度、文化心理和韵致风度。

此外，不能忽略的是，在那个动荡、危机四伏的时代，魏晋士人还有愤激、郁闷、痛苦、焦虑的一面，如阮籍、嵇康、左思、刘伶、王粲乃至王羲之，等等。这一人格特质在魏晋书法中的表现呈复杂状态。首先，它在魏晋书法中不似在魏晋文学中那般突出，魏晋书法的主要风格特征仍是潇洒超逸。其次，它在多数魏晋书法中是未有表现的。只是在少数作品中有较明显的表现，如王羲之《姨母帖》《丧乱帖》等作品中可看出。

四、演变与发展——魏晋书法的美学品格

从宏观上看，整个魏晋时期的书法都处在一个演变发展的过渡阶段。这种演变发展在书法美学史上意义重大，一是篆书、隶书、章草的古体书法时代到此结束，楷书、行书、草书的今体书法至此揭开新的历史的一页。王羲之书法的辉煌成就，即最为本质地表现在这划时代的意义之上。王羲之以他赫赫的今体楷行草的书艺成就，将他与前时代划分开来。同时，在王羲之书法的身后背景中，屹立着以王献之为代表的一大群今体书法家，他们共同改写了汉代以降的中国书法史。二是近似于意义重大的“隶变”，在魏晋时代书法演变轨迹中形成了“楷变”，由前代的墨迹书法、民间书法以及碑刻书法的隶书、章草演变出楷书，并且在钟繇、王羲之的手中得以确立。这种“楷变”在中国书法史上也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魏晋书法的演变发展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表现在书法创作上，即法帖、碑刻、墨迹等书迹中书体的演变与发展。在众多书迹的字体、点画、结构、笔调、章法、风格、审美旨趣等诸方面，既呈示着古质，又蕴含着今韵；既具有篆、隶、章草等古体书的风范，又流露出楷、行、草书等今体书法的法式。或为以隶为主的隶楷体；或为以楷为主的楷隶体。总之，都表现出过渡演变时代的特征。其次，许多书家主体都处在书体变革承传的关键环节上，成为书法演变中转捩似的人物。他们既承继着秦汉时代的书法成就和艺术特征，又开启着后代许多重要书法家的书法创作，如钟繇、卫瓘、索靖、卫恒、陆机、卫夫人、王羲之、王献之、王珉等书家。三是书家主体“一专多能”的艺术造诣。许多书家既能书篆、隶、章草等古体，又擅楷、行、草等今体，并加以演变和发展。这自然以羲、献父子为主要代表。其他书家则有造诣和技能的高下、宽窄之别。这也表现着魏晋书法承传演变的时代特征。

同样，在书法批评中也呈现出魏晋书法演变发展的审美特征。魏晋六朝批评家所注重并引为楷范大加称赞的多是钟、张、二王之流能够体现时代审美精神的新书流派及其作品，很少“言必称仓颉、史籀”的现象。如南梁庾肩吾在《书品》中阐述书法新变的意义时指出：“变通不极，日用无穷，与圣同功，参神并运。”又说：“惟草正疏通，专行于世，其或继之者，虽百代可知。”按此观念，他将张芝、钟繇、王羲之三人并列为上上品。由此可见其对魏晋书法发展演变审视之创见。

晋　陆机　平复帖　20.6cm×23.7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