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初入报门当先进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句李大钊的名联一直深深影响着年轻的马镇坤。写作之梦，不休不止。

1965年，带着执着的勇气，揣着惶恐的期待，马镇坤进入了《广州日报》理论部，开启人生征途上第一次重大转折——弃商从文，踏足其一生为之奋斗不息的传媒行业，践行新闻理想的梦想。

一

那时的《广州日报》也是百废待兴。马镇坤加入时，《广州日报》正在筹备复刊，尚未出版。马镇坤说，在中国报业史上创造诸多奇迹的《广州日报》，在当年也是经历了很多磨炼。

新中国成立初期，广东三大主要报纸分分合合：

上世纪50年代初，国民经济处于恢复期，纸张供应捉襟见肘，几经艰辛办起来的《广州日报》难以为继。1955年元旦，创刊仅两年的《广州日报》并入《南方日报》。

一年多后，由于广大读者要求，《广州日报》复刊的呼声日高，市场上纸张供应情况亦有好转，中共广州市委遂决定《广州日报》从1956年6月15日起复刊。社址就设在人民中路同乐路现址（旧称“西瓜园”）。

复刊四载之后，国家经济困难，纸张供应又异常紧张。中共广东省委决定，1961年2月1日起，《广州日报》与《羊城晚报》合并。合并后的《羊城晚报》社址仍是“西瓜园”。

1965年，经济困难的阴霾终于过去。上级部门决定，《羊城晚报》与《广州日报》分家。从当年7月1日起，《广州日报》再次复刊。“西瓜园”内呈现“一园两报”的景观。《羊城晚报》搬到一楼办公，《广州日报》在二楼。工厂也是两报共用。

《羊城晚报》属于中共中央中南局直接管理，由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亲自过问。《广州日报》是中共广州市委的机关报。

马镇坤说，复刊的《广州日报》许多人是从《羊城晚报》分出来的，也有从各基层单位抽调来的。采编人员都很年轻，充满活力，充满激情。他到广州日报社后，工作热情很高，不知疲倦地忘我工作，白天写稿、改稿，晚上读书、做作业。1965年6月至1968年8月，在广州日报社工作期间，他几乎天天如此。当年，同事们都戏称他为不知疲倦的“小马驹”。

二

当年的马镇坤玉树临风，较为瘦弱，1米7高的个子才100斤多点。负责招收马镇坤进入《广州日报》理论部的是一位老编辑，这位伯乐当年总是苦口婆心对他说，“小马驹，注意身体啊！不要太拼，你已经很棒的了。”

热爱是最好的老师，他热爱新闻工作，自然上手就快。在当年报社抽调的记者中，马镇坤算是比较拔尖的。用这位老编辑的评语就是，他知识面比较宽广，因为读过会计学校、师范学校，到上海学过电学知识，进过党校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又正在广州业余大学中文系学习，而且还有十多年的工作经验，当过多年的报社通讯员，是一个当记者、编辑的好料子。

“采写稿子有些基础，但编辑业务是陌生的。”马镇坤始终不满足于自己的能力。他说，新闻不允许陌生，更不允许瑕疵。所以，马镇坤不断地“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他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学习，积累知识。

孜孜不倦的学习，以及多年累积的知识和经验，让马镇坤很快就进入良好的新闻职业状态。到报社不久，在《广州日报》复刊的第一个理论版上，他就发表了两篇文章：《怎样用一分为二观点看帝国主义》《一张汇款单的来历》（《广州日报》1965年7月6日）。

在这段时间里，他一边学一边干。除了当编辑，为理论版编辑稿子、写文章外，还写消息、通讯。例如，一版头条消息《广州市二商局领导带头学习》（《广州日报》1966年2月4日），长篇通讯《群众爱戴的好护士——刘瑞燕》（《广州日报》1966年5月4日）等，便是这个时期的作品。由于业务进步较快，写稿、编稿较多，进入媒体第一年，马镇坤被广州日报社评为1965年度先进工作者。这一称号，让他实实在在地感受到自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新闻工作者。

三

在新闻生涯中，有两位名记名编对马镇坤帮助很大，可以说是他新闻之路的领路人，给他启迪，助他成长。后来，他把这些人作为心目中的偶像或老朋友。其中一位就是当年号称“记者王”的林里，他当时是《广州日报》的总编辑。

说起林里，年轻的新闻人不一定认识，但是一定看过或听过他的作品。反映改革开放最前沿——深圳特区的新闻《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就出自他的笔下。这些让新闻人视作范本的报道，当年在全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林里是出自太行山的老新闻工作者。上世纪30年代末期，他们这些年纪不大，知识、文化水平不高的新闻爱好者，凭着一腔革命热血，在共产党教育和领导下，锲而不舍，百折不回，边打日本，边学新闻。不少人牺牲了，也有人不干了，许多幸存者闯出来，林里是其中相当突出的一个。

他原在对敌斗争更加紧张的基层工作，1946年调到环境相对稳定的领导机关，在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当记者，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南下广州从事新闻工作，曾任《广州日报》总编辑。

对于这位“记者王”，马镇坤至今依然赞不绝口，认为林里是“新闻奇才”，是一位对新闻有着自己独到见解、让人终生受益的良师。

1966年4月下旬，马镇坤接到任务采写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护士刘瑞燕，这是一位非常关心病人的好护士。马镇坤当即深入采访，连续几天跟着护士转，感受其工作，与其周边的人交流，从点滴中感受刘瑞燕。当时理论部主任林庆荣还陪同他到广州郊区石马刘瑞燕的家进行采访。采访后通宵达旦赶稿，洋洋洒洒几千字的通讯就出来了。

这篇通讯见报后，林里很认真地看了，然后把马镇坤找到办公室里说，采访很深入，内容很详实，但写得不怎么样。他给马镇坤建议，采用新闻式的通讯来写稿，这样会更好。这篇通讯发表后，虽然反响不错，许多人在热议刘瑞燕，马镇坤却认为这只是一篇学生作业。

什么叫新闻式的通讯？它和常见的通讯有什么不同？林里说，新闻式的通讯，不同于新闻。一般新闻要用导语来统率，一个导语统率一条新闻；而新闻式通讯则用一个主题来统率许多新闻。他又说，新闻式的通讯不同于夹叙夹议的通讯。一般夹叙夹议的通讯是叙议各半，甚至议多于叙；可新闻式的通讯主要是摆事实，让事实说话，不说空话，议论最多只占十分之一，有时根本不写结论，结论让读者根据事实去得出来。这就叫让事实说话，事实胜于雄辩。对于这种新闻写作方法，马镇坤谨记在心，在其后的新闻生涯中，获益匪浅。

一老一少，经常联系。马镇坤有时跑到林里办公室，向他请教。林里虽为总编辑，但没有官架子，马镇坤喜欢跟这样的领导促膝谈心，虚心地向他请教其新闻技巧。两人谈新闻，谈人生，谈天说地。

有一次，马镇坤笑着请教林里：“您没有念过多少书，是怎样成长起来的？”林里开玩笑说：“主要是因为那时没有手表。”马镇坤表示惊讶。林里说，这容易理解：没有表，不知道上班、下班时间。一觉醒来，就是工作、学习，学习、工作，直到吹哨开饭。除了睡眠，日日如此。心静神凝，进步当然比较快。林里也因此成为马镇坤学习的榜样。

林里在同辈人中是下过“笨功夫”的，也就是“真功夫”，不久就有了实实在在的结果。他在1952年写的揭露重庆反动资本家非法活动的系列报道《星四聚餐会》，在当时引起很大的反响，许多人至今还有清晰记忆。林里离休之后，还在写，不停地写。可有些人，一旦担任报社行政工作，当了“官”，忙这忙那，蓝笔换成红笔，就不再写了。他却不是这样，而是“活到老，学到老”，还应该加三个字：“写到老”。

1981年，林里从广东的媒体调回人民日报社工作，一直到离休。马镇坤任羊城晚报社社长时，有一次到北京开会，还特意到他家拜访。两人相见，马镇坤非常激动，深深感谢林里的教导之恩，林里也盛情请他吃饭。两人谈笑风生。

马镇坤还要感谢的一个人，是当时《广州日报》理论部主任林庆荣。林庆荣是新会人，出生于马来西亚，他热爱祖国，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回国参加革命。他为人厚道，又曾到中国人民大学进修，文字功底很好。林庆荣为培养锻炼马镇坤，时常派一些重要采访任务给他，如采写陶铸在广东迎宾馆接见学习毛著积极分子。他分配马镇坤去采访，并告诉他一些采写技巧——领导接见群众，对这个人说说，对那个人说说，又没有讲稿，一定要抓住领导人讲话最重要的精神，把讲话系统化，使其具有逻辑性和高度。在林庆荣的指导下，马镇坤写出的新闻稿见报后，很得领导喜欢。这在“政治挂帅”的年代，可说是莫大的信任和荣誉。

四

1967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报纸正常出版秩序遭到极大破坏。更有甚者，1967年5月15日，《广州日报》被勒令停刊，是为“5·15”封报事件。报社被封后，“西瓜园”内满目疮痍。

社会上乱哄哄，报社内也乱哄哄。马镇坤虽然没有什么工作可做，但他觉得这时倒是一个读书的好机会。

起初，他每天照样回办公室，一是阅读社会上小报印发的毛主席尚未发表过的文章；二是阅读新闻写作教材和新闻经典作品。

后来，看到回办公室的人越来越少，他干脆躲在大新西路的家里看书。当时的家也就是天台上搭的一个小阁楼，约20平方米，这里简直是书的天地，到处都是书，床上除躺卧的位置外，也全都被书占领了。

马镇坤看书很杂，什么书都看，而且他反对只图快、不讲效果的读书方法。对名家名著他总是一篇篇仔细研磨，从词汇、句读、章节到全文意义，方方面面都细细滤过。对一些马列、哲学、历史方面的书籍，他反复读的遍数就更多了。《资本论》等经典著作，他都读过。

马镇坤每阅读一本书，一篇文章，都要在重要的地方画上圈、杠、点等各种符号，在书眉和空白的地方写上体会。有时还把书或文章中精彩的句子摘录下来，随时写成读书笔记。

有位名人说过：只有书籍，能把辽阔的天空和漫长的时间浇灌给你，能把一切高贵生命早已飘散的信号传递给你，能把无数的智慧和美好对比着愚昧和丑陋一起呈现给你。区区五尺之躯，短短几十年光阴，居然能驰骋古今，经天纬地，这种奇迹的产生，至少有一半要归功于阅读。说实话，读书，再读书，这是当记者、编辑的日常功课。

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万卷始通神。这时，马镇坤就成了一个狂热的读书者，直到现在也养成闲来无事看书的习惯，基本上是书不离手，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都用上了。外出办事，也常常带一本书，一有空闲就看起来。

五

1968年9月1日，广东省革委会决定《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广州日报》三报合并成新的《南方日报》，并实行“军管”。合并后的南方日报社最初就设在“西瓜园”。

对于这一合并决定，当时大部分从业者事先都不清楚，是突然宣布的。马镇坤也是在报社领导通报的当天才收到消息，但是否能做记者，则不太清楚。事先他只听说，如果不能去《南方日报》，就要到干校，或者转行。

那几天，马镇坤心里十分忐忑。毕竟新闻事业是自己的挚爱。直到三天后，“军管”才公布《南方日报》采编人员名单，他的心头大石才放下，终于可以继续圆自己的新闻梦。

获知消息那天，他早早回家，让爱人做了一顿比过年还丰盛的饭菜，三肉一菜，一家人好好地庆祝了一番。这在当年可是不得了的奢侈。

后来，马镇坤才知道，广州地区的三家报社合并，“军管”人员对三报的干部情况做了研究。他们认为，《广州日报》的干部队伍，平均年龄37岁，在三报当中，算是最年轻的，而且成分普遍较好。因此在组织新的《南方日报》干部队伍当中，就确定了以《广州日报》为主的方针。

随后，又具体规定了个“五三二”的比例。就是每百人中，《广州日报》的干部占50人，《南方日报》占30人，《羊城晚报》为20人。实际上，《南方日报》和《羊城晚报》的干部都没有达到预定数额，缺额部分，又从《广州日报》的干部队伍中递补。这样一来，《广州日报》的干部比重竟占了60%以上。很多要害部门，如政工组、保卫组等，都是安排《广州日报》的干部。

1968年，对于马镇坤来说，是双喜临门，幸福之年。3月，小儿子出生；9月，他十分幸运地得以继续从事新闻工作，而且进入的还是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他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震撼和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