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北边疆危机的形成与延续

“民国时期与晚清边疆危机的一个不同之处在于，辛亥革命之后出现了民族分裂主义，这是国家转型过程中一个现代性伴随物。”[2]其根源在于辛亥革命者提出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将革命对象指向满族统治者，宣称恢复汉人统治，这对清王朝多元构造无疑是彻底的否定，直接切断了满与蒙、藏、回之间存在的联盟关系”[3]。由此，清王朝的最终被推翻不可避免地导致蒙古、西藏和新疆地区分裂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梁启超在其《新中国建设之问题》一书中也尖锐地指出：彼时蒙、新、藏、回等地区对中国内地的依附是源于对清政权统治的认同，“今兹仍训于本朝之名公，皇统既易，是否尚能维系，若其不能，中国有无危险？”[4] 随后，蒙古库伦地区三多再接哲布尊丹巴呼图克的独立闹剧也印证了这个观点。当然，民国政府领导层也很快认识到了这一问题，“五族共和”的口号随即被提出，西北地区民族分裂情况有所缓解。

但此时，帝国主义的干涉及其对民族分裂情绪的煽动、支持与利用，加之天灾与战乱所导致的人民生活的穷困最终造成了民国时期日益严重的西北边疆危机。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中国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但此时边疆危机却不断加深。帝国主义虎视眈眈，对中国东北、东南、西南、西北边疆地区垂涎欲滴，加紧蚕食。“九一八”之后，东北尽入敌手。惨痛的教训，使国人将西北之开发建设与国家的前途与命运关联起来，“未来之祸正在西北，倘不急谋充实以固民力而安民心，则沦胥之患尚忍言耶？”[5]“时值沦亡之际，谁又敢断言西北边疆，不至于爆发与九一八同样之惨变。惩过去之失，为亡羊补牢之计。”[6]

此时，中国的西北地区亦是积弊重重，“西北的事业，无由建设，西北的繁荣，不能恢复，西北边境的土地更迭遭丧失。鸦片战后，我国计前后失地，约二千二百余万里，数量惊人，失地之中，最严苛，最繁杂，最广大者，尤莫如西北边境。”[7] 英、苏等国将西北边疆视为其传统势力范围，加紧各种形式的渗透，“俄人既近窥伊犁，襟带新疆，囊括西北；英人亦占据西藏，驻兵开矿，觊觎青海，野心勃勃，将有他族逼处之忧。”[8] 而日本侵占东北之后，亦有进占西北的野心，“以游历青海为名，终年络绎不绝，率皆测绘地图，调查物产，其处心积虑，狡焉思启。”[9] 另外，由于宗教与民族问题的存在，当时国人担心，若西北步东北的后尘，一旦失去，则极不易恢复。种种危机显示，开发西北已成中华民族存续的关键。

应该说，西北地区的开发有着极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及社会意义，尤其在华北地区与东南地区财政已不堪重负，“苟能开发西北与河套所属，正今后之粮库所在，未容忽视”[10]。更重要的是，开发西北并不是简简单单的经济扶植与交通建设，“以已往言，西北为中华民族的发源之地，以将来言，西北为中华民族最后之奋斗场所。”[11]对外寻求中国之独立，对内寻求各民族之统一才是其最终目的，为达到这一目的，南京国民政府做了一定的努力与建设，使得西北地区在其统治时期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