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教育如何回应西北社会需求
1930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第二次全国教育会议通过《蒙藏教育实施计划》，其中“实施高等教育办法”篇即提出当年秋季分别在中央大学与北平大学成立蒙藏班，根据教育部蒙藏教育司所制定的招生办法，“由会通行蒙古各蒙旗西藏各宗及等于宗的地方，令其如期保送蒙藏学生前来入学”[29]。蒙藏班相当于大学的预科，学习年限为两年，毕业后即可升入大学本科。同时，选派蒙藏地区具有高级中学以上学校毕业证书或有同等学力者公费出国留学，具体人员指标为内蒙古十名，外蒙古八名，青海两名，西藏八名，西康四名。留学年限三到七年不等，若从事医学或工程类专业学习还可适当延长留学期限。与此同时，中央政治学校也附设了华侨蒙藏班，后又改为专门的蒙藏学校进行授课，并在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设立中政分校，在西北境内的主要有包头（后迁移到甘肃岷县）、肃州、西宁等地区。应该说，大学蒙藏班的设立在客观上为西北边疆地区建设人才培养提供了支持，也使得这一地区高等教育普及程度有所提高，但由于初办无经验及经费设备欠缺等原因，所招收的边疆地区学生很难达到学校毕业标准。更有甚者，一些学生“视官费入学为当然权利，鲜有念及国家扶植边人之苦心者。入校之后相聚一堂，自成风气，只知夸耀其民族精神之伟大，转相仿效……以内地号称文明区之学校尚如此冥顽不化，似此趋重狭义民族思想，拥护地域部落观念，实与国民教育，国族教育之政策，根本冲突，流弊所及，贻患颇大”[30]。
1934年，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为促进边疆地区教育的发展，拨专款50万元用作边疆各级教育机构创办。这笔专款的拨发被看作中央政府对于边疆地区教育开发的第一步，“是近数十年为边民造福的第一声，也是治边的根本办法”[31]。这笔专款中的一部分被用于西北边疆师范教育的开办。边疆教育经费的拨付，使得南京政府边疆教育政策的实施有了最基本的物质保障，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边疆地区地方政府与个人兴办教育的积极性，促进了边疆教育的发展。
与此同时，南京国民政府也颁布了相关的蒙藏教育法规。1930年4月，第二次全国教育会议议决《蒙藏教育实施计划》法案，进一步明确了边疆教育的具体推行要求。1931年3月，教育部正式颁布的《蒙藏教育实施计划》，成为南京国民政府发展边疆教育事业的总体规划，也成为中央政府制定边疆教育法律、法规的总原则，具有教育法政策中的总则性质，被称为“实施蒙藏教育计划之鼻祖”[32]。以后再议决有关边疆教育的实施计划时，多以此计划为蓝本。《蒙藏教育实施计划》共45条，分为实施教育行政办法、实施普通教育办法、实施高等教育办法、编印教育图书杂志报章办法、经费预算等方面的内容。该计划是教育部与蒙藏委员会共同编订并推出的一项政策法案，目的是促进边疆教育的发展。从这个计划看，普通教育依然是依托边疆地区办理，而高等教育则以边疆学生到内地求学为主。特别要指出的是，《蒙藏教育实施计划》还规定了新疆学生适用于蒙藏学生的相关待遇，扩大了边疆教育的范围。从其内容上看，在地方教育行政方面，边疆当地教育行政委员会的设立，为当地教育的推行提供了机构保障；普通中小学校及乡村师范学校的设立，为当地普及基础教育及师资的培养奠定了基础；高等教育招生对边疆学生的倾斜，有利于吸引边疆当地优秀青年入学接受更好的教育；图书杂志报章的编印，可宣传政府的政策、法令；社会教育的开展，为失学的儿童、青年及成人提供了受教育的机会，可以提高边疆民众的文化素质；教育经费由中央政府补助与地方承担相结合，可共同推进边疆教育的发展。由此可见，该实施计划的颁布，使边疆教育的具体开展有了明确的实施措施。
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于1931年订定《边疆教育实施原则》。此实施原则体现了《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对边疆教育宗旨的规定，主张发展边疆教育，促进“语言意志之统一”，并以此培养边疆民众的民族意识，促进民族团结，共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最后完成现代民族国家（大民族主义国家）构建的任务。激发边疆民众的爱国主义精神，增强民族意识，共同抵御敌人的入侵，即向边疆学生“灌输科学知识，并间以政治材料，捍卫国家之历史人物，以启迪知识，养成国家观念”[33]。
为有效发展边疆教育，吸引边疆学生入学，1927年7月，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待遇蒙藏学生章程》。这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来所颁布的第一个有关边疆学生待遇的教育政策。在《待遇蒙藏学生章程》颁布后，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在1934年与1935年先后两次对《待遇蒙藏学生章程》进行了修订[34]，从该章程中我们可以看出，为逐步缓解和扭转边疆地区人才匮乏的状况，给予了蒙藏学生一系列的优惠待遇，除减免学费、分配工作外，还对冒充蒙藏学生者严格查处，以确保蒙藏学生的权益。为使蒙藏学生能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南京国民政府于1931年又颁布了《蒙藏学生就读国立中央、北平两大学蒙藏班办法》，规定对接受高等教育的蒙藏学生给予优待。
1927年5月，中央政治学校的前身中央党务学校在南京创办，它作为国民政府培养其党员干部的最高学府，直接隶属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由蒋介石担任第一任校长；戴季陶、罗家伦、曾养甫、陈果夫等国民党要员分别担任教务处与训育处的工作。1928年10月，南京国民政府决定将中央党务学校改组为中央政治学校，由蒋介石担任校长，丁惟汾担任教育长，胡汉名、戴季陶、陈果夫、邵力子、罗家伦等人担任校务委员会委员，下设政治、财政、地方自治、社会经济四系。1934年2月8日，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零八次常务会通过《中央政治学校设立边疆分校初步计划纲要》，该纲要规定其边疆分校办学宗旨为“推广边疆教育，培养健全国民，以增进边疆福利，并为边疆青年研究高深学术及从事各种职业之预备”。为应对时局变化，进一步加强南京国民政府对边疆地区的控制力，1935年12月，中央政治学校成立了边疆教育研究委员会，以丁惟汾、戴季陶、陈果夫、叶楚伧、黄慕松、程潜、王世杰、罗家伦、吴挹峰、刘振东、何玉书等人为委员会委员。至1938年，中央政治学校针对边疆地区人才培养与教育普及的目标，在南京建立了蒙藏特别班、蒙藏班、西康学生特别训练班和附属蒙藏学校，又在青海西宁、西康康定、绥远包头、甘肃肃州、云南大理分别建立了中央政治学校边疆分校。尽管这一些学校并非高等教育机构，但从普及教育、开发民智的角度来看，这些边疆学校的存在为之后南京国民政府在边疆地区高等教育的布局奠定了文化基础。
在1939年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上，蒙藏委员会亦提交了《关于蒙藏教育权及其与教育部划分工作范围的问题》的议案，该议案指出，边疆教育管理机制必须得到整顿，中央各机构对办理边疆教育应划清权责，分工合作。
从1940年开始，中央组织部及中央政治学校所办的各学校相继移交教育部，1941年，蒙藏教育司专设司长，由张廷休专任，并扩充了人事，司内辖有两科室，工作人员增加为30 人。其中第一科掌理蒙藏及其他边疆各种教育事业，地方教育行政及经费师资事项。第二科掌理蒙藏及其他边疆教育法案、图书、教材等的编译研究出版事项。
至此，民国政府教育部蒙藏教育司组织机构渐趋完善，各项规制亦渐完备。在此背景下，1941年底，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颁布《边地青年实施纲领》，明确规定边疆教育要依靠一般教育行政系统，仍由教育部主管。依据这一规定，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决定：“党不能办职业学校，学校应交教育部直接领导，经费由教育部会计处拨发。”同时，其他有关部门也陆续将所办边疆学校交与教育部统一管理。随着蒙藏教育司职权的扩大，边疆教育中央行政权逐步得到统一，边疆教育也因此获得了快速发展。
1938年11月，民国政府教育部在汉口举行了边疆教育问题讨论会，商讨了多种边疆教育的方案，取得了不错的成果。为了使这种有益的讨论方式得以延续，1939年，边疆教育讨论会改组为边疆教育委员会，同时颁布了《边疆教育委员会章程》，规定了边疆教育委员会的设置、职权及任务。
1939年，以《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所制定的边疆教育方针14为依据，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议决通过《推进边疆教育方案》。该方案的内容之一就是确定了边疆教育的方针，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边疆教育要配合大中华民族各部分的文化。第二，边疆教育的展开，要遵循国家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抗战建国纲领的规定。第三，边疆教育应适应边疆当地的特殊环境及人民生活习惯。《推进边疆教育方案》基本沿袭了1931年所制定的《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的全部内容。但也有一些不同：一是名称上使用了“边疆教育”，表明了南京国民政府边疆观念的转变；二是对语言生活习惯相同的边民，在尊重其特殊性的基础上，边疆学校与内地普通学校一致。这是为防止民族隔阂与矛盾而采取的措施，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作为边疆教育政策决策者和组织者的南京国民政府，面对复杂的历史条件和艰难的战争环境，为推行边疆教育的确做了许多积极的努力，在南京国民政府边疆教育政策的倡导下，边疆地区的现代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不仅初等教育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中等职业教育、中等师范教育、高等教育、民众教育及寺院教育也发展迅速。教育的发展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和调动了边疆民众的爱国救亡热情，为抗战的胜利做出了贡献，而且为边疆地区未来社会的发展培养了大批有用人才，提高了边疆各民族的整体素质，进而促进了边疆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的发展，对边疆地区产生了深远影响。
但同时也应看到，南京国民政府的努力与特殊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是在社会各界迫切呼声中做出的，必然存在被动应对成分。另外，南京国民政府的边疆教育政策与措施更多地隐含着政治因素，针对具体教育问题，只能勉强看作初步尝试。
[1]郭胜利：《民国政府西北民族政策研究》，学位论文，兰州大学，2010年。
[2]朱金春：《现代国家构建视野下的边疆治理研究》，学位论文，中央民族大学，2012年。
[3]朱金春：《现代国家构建视野下的边疆治理研究》，学位论文，中央民族大学，2012年。
[4]梁启超：《新中国建设问题》，《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443页。
[5]刘守中、张继：《开发西北提案》，《抗战时期西北开发档案史料选编》（近代史资料专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页。
[6]《研究西北—开发西北》，《申报》1932年7月22日。
[7]刘桂：《西北边疆的危机及其救策》，《国家与社会》1933年第29期。
[8]马保成：《马保成致林森函》，《抗战时期西北开发档案史料选编》（近代史资料专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9]马保成：《马保成致林森函》，《抗战时期西北开发档案史料选编》（近代史资料专刊），第1页。
[10]周宪文：《东北与西北》，《新中华》1933年第11期。
[11]马鹤天：《开发西北与中国之前途》，《西北问题》1935年第3期。
[12]斯文·赫定：《长征记》，李述礼译，西北科学考察团印行1931年版，第1页。
[14]马鹤天：《西北开发必先解决西北人民的生活饥荒与知识饥荒》，《新亚细亚》1932年第5期。
[15]刘文海留学归国后受聘于国立东南大学，是该校最年轻的教授。
[17]刘文海：《西行见闻记》，南京书店1930年版，第2页。
[18]洪涤尘：《新疆史地大纲》，正中书局1935年版，第241页。
[19]黄警顽：《女飞行家林鹏侠女士抱三不怕主义》，《女声》1933年第8期。
[20]林鹏侠：《西北考察得一封信》，《女子月刊》1933年第5期。
[21]林鹏侠：《为开发西北敬告海外侨胞》，《美术生活》1934年第5期。
[23]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天津大公报馆1936年版。
[24]尹韵公：《尹韵公自选集》，学习出版社2009年版，第326页。
[25]王一丁：《抗战前国民政府西北开发研究》，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03年。
[26]王一丁：《抗战前国民政府西北开发研究》，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03年。
[27]《大学生飞赴西北考察论文比赛》，《竞乐画报》1936年第49期。
[28]尹斯洋：《民国时期知识精英西北边疆考察及思想研究（1931—1945）》，学位论文，天津师范大学，2017年。
[29]《蒙藏教育实施计划》，《湖北教育厅公报》1930年第1卷第6期。
[30]曾紫绶：《边疆教育问题之研究》，《教育杂志》1936年第26卷第3期。
[31]刘曼卿：《边疆教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66页。
[32]李国栋：《民国时期的民族问题与民国政府的民族政策研究》，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第2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