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导论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1.1.1 研究背景

回顾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主动融入全球经济并在开放型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1996年中国已经实现了国际收支经常账户的全面开放，而在资本与金融项目方面，中国一直遵循先进后出、谨慎推动的渐进式开放思路，开放程度相对较低（张明，2016；张春生 等，2017）。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汇兑安排与汇兑限制年报（2011）》，截至2011年年底，中国资本账户的40个子项目中，实现基本可兑换的项目为14个，主要集中在直接投资及清盘、信贷工具交易方面；实现部分可兑换的项目为22个，主要集中在股票交易、债券市场交易、房地产市场交易与个人资本交易方面；不可兑换项目为4项，主要包括非居民参与国内货币市场、基金信托市场以及衍生产品交易等。但随着中国改革力度的加大、开放向更宽领域更高层次的拓展以及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地位的上升，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开放发展对资本账户的开放提出了更为急切的客观需求。为此，中国政府当局通过高层文件密集释放了尽快实现资本账户开放的积极信号。

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指出：“推动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有序提高跨境资本和金融交易可兑换程度，建立健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下的外债和资本流动管理体系，加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2015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简称《“十三五”规划建议》）指出：“扩大金融业双向开放。有序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推动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成为可兑换、可自由使用货币。”2017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指出，要“积极稳妥推动金融业对外开放，合理安排开放顺序”。上述官方纲领性文件的阐述，表明实现资本账户开放已经成为中国政府中期政策目标。

从目标上看，资本账户开放是一国金融长期发展的必然选择，但从实现方式上看，一国“何时开放”“如何开放”以及“开放后会带来什么”等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和政府当局关心和争论的焦点，这是由资本账户开放具有正反两面经济效应决定的。从资本账户开放的历史实践来看，资本账户开放并不总是如理论预期的“放松管制、解放压抑的资本账户就能解决一切问题”。事实证明，脱离国情和发展阶段的资本账户开放实现方式可能会造成事与愿违的结果，如20世纪末期的拉美和亚洲金融危机便是这一问题最鲜明的体现（见表1-1）。

表1-1 20世纪末新兴经济体资本账户开放时间与金融危机时间

注：NA表示数据缺失。

相较于发达国家在资本账户开放中获得巨大国际资本红利而言，大多数新兴经济体在资本账户开放过程中并没有得到“华盛顿共识”预言的有序与和谐，它们倚重的国际资本也没能在危机时刻扮演稳定形势的角色。当危机在全球范围内波及时，这些国家境内金融系统也将受到外界金融波动的威胁，资本账户开放甚至成为新兴经济体发生金融风险的主要原因之一（陈雨露，2008;Kaminsky et al., 1999）。

资本账户开放既具有金融自由化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正向效应，也具有金融开放所引致的金融不稳定等负向效应。一国资本账户开放的进程需要与国内自身金融体系和总体经济发展状况相协调，当一国资本账户开放进程超过国内金融深度和经济发展所能承载的限度时，会导致国内金融资产承担过度的金融风险，从而最终影响资本账户开放实践的结果。资本账户开放在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实践结果的差异，正是资本账户开放在不同国家具有不同效应的外在表现。可以说，资本账户开放本身无可厚非，但脱离本国国情和发展阶段的资本账户开放无疑会损害本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和经济健康发展的持续性。有鉴于此，对一国资本账户开放问题的探讨离不开该国国内的基本国情和经济金融发展状况。本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将一国资本账户开放决策与其国内经济金融发展状况等基本国情结合在一起，在开放综合效应最大化的目标下，探讨“何时开放”以及“如何开放”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地探讨资本账户开放的效应问题，即“资本账户开放会带来什么影响”。

1.1.2 研究意义

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中国已经进入深度开放发展的关键时期，资本账户开放作为中国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着新一轮对外开放的进程和质量。从国际层面上看，新一轮国际贸易谈判更加强调贸易与投资并举，投资协定与服务贸易相关联，资本账户开放影响着中国与国际开放新标准、新规则的对接，进而影响着中国在新一轮对外开放中的贸易自由化谈判和自由化进程；从国内层面上看，随着中国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入，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增长，资本管制已经对中国企业“走出去”、人民币“走出去”形成了一定限制。从根本上说，资本账户开放对中国深度融入全球经济、实现大国复兴和“中国梦”具有重大意义。

一方面，资本账户开放并不是一个盲目开放的过程，资本账户开放需要与国内经济金融发展状况相匹配，脱离国情和发展阶段的资本账户开放会对国内经济造成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本书通过构建纳入初始条件的资本账户开放经济增长效应门槛模型和金融风险门槛模型，在非线性框架下实证分析了一国经济金融初始条件与资本账户开放经济增长效应和金融风险效应之间的关系，论证了一国资本账户开放的程度和顺序需要与其基本国情相符这一典型事实，为一国资本账户开放政策实施的时机选择奠定了理论基础，对中国实施资本项目有管理的可自由兑换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在具体研究方法上，本书将资本账户开放的条件和时机选择纳入统一研究框架，改进了现有文献常将两者分开研究的思路。

另一方面，资本账户开放所带来的最直接和最直观的效应是跨境资本流动。在一国国内金融发展水平作用下，资本账户开放所带来的跨境资本流动效应是变化的，因此，本书在非线性框架下对资本账户开放的跨境资本流动效应展开研究，使得研究更加贴近实际。对此问题的分析，可以为中国避免因资本账户开放而受跨境资本流动“大进大出”的影响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此外，本书更进一步地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探讨了资本账户开放的人民币国际化效应，在研究方法上丰富了当前文献对资本账户开放的人民币国际化效应的研讨，为人民币“走出去”提供了可借鉴的宝贵意见和理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