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合乎逻辑的有条理的方法是犯罪现场勘查的关键。在评价犯罪现场时应用演绎、归纳和溯因推理对成功识别、鉴定、记录和保存物证至关重要。具有丰富的犯罪现场经验的勘查人员，在处理犯罪现场期间寻找有意义的资料时可以依靠自己的“直觉”（“gut feeling”）。然而，由于调查人员是用主观而不是客观的观点去观察现场，这样的直觉可能是错误的，有价值的证据可能会丢失。逻辑帮助勘查员确定相关证据，识别受害人、（一些）现场以及现场的各种证据和图案之间的联系。

犯罪现场勘查员在勘查期间应用演绎和归纳推理。从本质上讲，演绎推理（deductive reasoning）涉及一般的陈述或假设的应用，然后审视具体信息以得出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当一个理论或假设被科学方法测试时就是这样。演绎逻辑允许一个人对一种具体情况应用一个原理。例如，知道血滴以一定角度撞击一个表面将会拉长，勘查员通过测量这个血痕的长和宽就能估计一个血痕撞击的具体角度。归纳推理（inductive reasoning）与演绎推理正好相反。应用归纳逻辑时，用具体的观察来作出概括并形成假设。应当指出，这两种形式的逻辑如果被不正确地使用可以导致错误。

犯罪现场勘查期间经常应用到将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这两者相结合的第三种类型的逻辑，即溯因推理（abductive reasoning）。溯因逻辑涉及识别图案。通过这种推理，勘查员进行观察，形成一个假设，然后用另外的观察和信息来检验这个假设。勘查员构成与摒弃一连串的假设，直到得出最好的假设或解释。就像福尔摩斯（Sherlock Holmes）在《四签名》（The Sign of the Four）所说的那样，“当你已排除不可能的时候，无论剩下什么，也不管怎样不可能，那一定是真相。”

有些从业者已经应用逻辑的普遍做法，以有条理的和系统的次序制作“逻辑图”（logic trees）。这些逻辑图被用来指导调查犯罪、给同类犯罪提供共同证据和鉴定这种证据的途径。如果使用得当，逻辑图或类似的系统帮助从事犯罪现场的工作者，尤其是那些来自很少遇到重大案件部门的工作人员，在现场及随后的活动中限制错误和保持客观。如果一些未参加过重大案件的工作人员被应招到这样的现场，这些方法也有助于中小规模部门的成员组织活动。逻辑和逻辑图的应用帮助从业者在勘查犯罪现场时保持开放的思路。

图1-1-1是一个关于性侵害（sexual assault）调查的逻辑图的一个例子。随着调查的进展，证据可能有各种各样的类型。多数调查人员把注意力集中在生物证据上，但有价值的信息也许来自于别的物证和痕迹证据。数据显示，近三分之一的性侵害证据不能检测出DNA图谱。正因为如此，犯罪现场分析人员应该仔细检查有关区域以不至于忽视其他类型的证据。通过与凶器、印记，甚或光磁盘（Magnet-Optical，MO）相联系，能帮助解决这种案例或与其有关的其他几个案例。

审阅案情资料和法科学分析结果时逻辑图也有用。以一种有条理和系统的方式将来自于现场的信息和物证的分析结果放在一起，则更易看到各种现场、嫌疑人和受害人之间的联系。这种方法也有助于调查员识别为报仇或其他目的而做假报告（false report）的少数案例。关于谋杀案调查的案例证据逻辑图如图1-1-2所示。通过在图上标出各项证据及位置、检查和比较的结果，形象化地描述了可以被进一步询问或分析而追溯到的信息和关键联系。例如，从厨房、浴室和走廊的样本显示存在少量可能的血液，就应该检查这些样本是否存在DNA图谱，但是这样少量的血液暗示测试后原来的样本将被耗尽。这提示在DNA测试前，调查人员和实验室应通知该案的代理人将无剩余原始检材，在有关法律问题被解决之前将延迟检测这些样本。

如前所述，犯罪现场勘查不只是处理或记录一个犯罪现场，也不是仅仅收集或包装物证。这是任何法庭调查的最初而最关键的一步。所有法科学调查的基础均基于犯罪现场勘查员或者是法科学家在犯罪现场识别潜在物证（potential physical evidence）的能力，这样的潜在物证或大或小、可见或潜在、使人无罪或使人负罪。下一步是随后的物证鉴定和物证增强工作，以及确定该物证的可能来源或原产地。适当的犯罪现场勘查是确定发生了什么事、在何时何地发生的、涉案人是谁，以及是如何发生的这个过程的起点。仔细处理、记录、鉴定、收集和保存物证是这个法律过程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